《南方週末》這篇“監獄裏的翻譯精英”很多事情都沒説清楚（二）_風聞

根據“訓詩”掌握的信息，他列了一個清河翻譯組的名人名單，第一個是燕庚奇，在括號中的註釋如下：1900-？，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畢業，曾任張學良機要秘書。訓詩本可以再繼續追問一下，這個京都帝國大學畢業的高材生，張學良的機要秘書為何當時身陷囹圄。

 從燕庚奇的生卒年月上可以讀者們也可以推斷，訓詩確實掌握的信息比較少，因為燕生於1900年，那麼他今天如果還活着，已經是一個118歲的老人了，這不太可能。但燕到底哪一年去世的，訓詩並不清楚。

談燕庚奇就不得不談九一八事變。1936年九一八事變前夕，張學良身邊有這麼一羣秘書，都深度參與了事變的整個過程，首先正副“秘書團”的團長分別是應德田和孫銘九，燕庚奇和楊心梅的等級較低，不過也是秘書班子的重要成員。

注意，當時張學良身邊的秘書團隊絕對不止這些人，應、孫、燕、楊四個人其中除了應是美國大學畢業的之外，其他三人都和日本淵源頗深，日語相當好（不過孫的文化水平不高，武將出身，還負責安全保衞）。這幾個人的主要工作是管理情報和人士調查，屬於“隱蔽戰線”的秘書團。

孫銘九在改開後成了政協委員，負責文史整理工作

燕庚奇在建國後被審查、勞教甚至判刑都是完全有可能的，因為張學良身邊的秘書沒有一個能逃脱層層政審。

熟悉東北軍歷史的讀者對孫銘九和應德田應該不會陌生，這兩人在東北軍在西北“剿匪”的過程中，做過抗日聯共的工作，不過在九一八事變之後東北軍迅速泡沫化，孫銘九槍殺王以哲，更是加速了東北軍的滅亡。

我黨出於大局考慮，曾短暫收留應、孫二人避免東北軍其他派系的將領尋仇（畢竟他們倆在聯共方面有功），但忌憚於蔣介石的壓力，沒能再進一步庇護（畢竟出於抗日大局考慮）。失去了共產黨的保護，而已經投靠國民黨的東北軍不少高級將領欲殺孫而後快，孫最後走上了一條令人不齒的道路——投靠了汪成了漢奸——而東北軍，在歷史上也消失了。

釐清了這段歷史，我們就明白燕庚奇“難逃法網”也是一種必然，和燕庚奇經歷極為相似的楊心梅在1943年還參加了共產黨，受華北城工部的指揮，是參與北平解放之前地下黨的骨幹。即便是這樣，出身東北軍張學良秘書的楊仍有8年的勞改期。

對東北軍這批人舊臣來説，當年的所謂秘密聯共、抗日和解放戰爭中為共產黨的“潛伏”都無法成為護身符，地下工作者本身歷史複雜，社會環境複雜，雙面間諜不再少數，嚴密的政治審查也是一種必須。

訓詩還提到，像燕庚奇這種日語相當好的在清河翻譯組其實還有一批，很容易讓人產生這樣一種聯想，即北京翻譯社和清河翻譯組有偽滿洲國的高官，比如獄中的黃鴻森也回憶説有一批日偽漢奸，但必須要指出的是，偽滿洲國的“戰犯”在1949年之後一律被關押在遼寧省撫順“東北戰犯管理所”，抗美援朝期間又轉移到哈爾濱，北京的監獄和勞改營其實並沒有偽滿戰犯。

撫順的偽滿戰犯，溥儀是學校小組的組長

在燕庚奇之後，清河翻譯組的精英陣營中還有一長串的名字，但原文並沒有做分類處理，是比較敗筆的。

筆者在此，大約給他們分一下被判刑、勞改的事件、時間類別。

文章對我們發現了江氏堂兄弟江澤垓和江澤墉的名字，原文註明説這對堂兄弟都是出版社的編輯，一個是高等教育出版社（江澤垓），一個是外文出版社（江澤墉）。

目前不少文學作家傳記類和回憶錄之類的文章，會時不時提到江澤垓這個名字，比如美國密歇根大學經濟系博士馬逢華平時也喜歡寫詩作曲，在北大讀書時結識了江澤垓，回憶錄中提到在1948年江澤垓和朱光潛、楊振聲等文學界名流一起參加過座談會。也就是説，在解放前江澤垓和江澤墉已經是人文學術圈內相當活躍的後起之輩，而且我們額可以判斷他的出生年在1920-1925年之間，在那個年代是相當年輕的學術後輩。

江澤垓還有一個特長和奇技——打橋牌。橋牌大師王建華老師也曾回憶過，1950年的時候和江澤垓一起打橋牌的愉快經歷。他的《橋牌擠壓法》很多技術都是得益於江澤垓。

不如我們把這段直接搬運過來：

江澤垓是一位很風趣的人物。他家的電話是21752。那時的電話才5 位數。他説：“我的電話很好記，2 是局號，1752 就是要去打 52 張牌。”1950 年代初，北京剛解放。我們常常在東廠衚衕北京大學研究生宿舍裏打橋牌，顧瑋琳讀研究生，就住在那裏。打牌的時候，江澤垓除了發表他對叫牌和打牌的高見外，有時打到得意之處，還會哼出一句京劇。有一次聽到他低聲唱出“改男裝只覺得威風浩蕩”。原來頭一天晚上他去看了荀慧生演出的《荀灌娘》。

我們每次打到午飯或晚飯的時候，就一同到位於沙灘的小飯館去吃麪條或炒餅充飢，飯後再戰。江澤垓説：“一桌橋牌，一盤炒餅，with a quarter of a watermelon, 真是神仙般的生活！”他所説的 with a quarter of a watermelon 就是加上四分之一個西瓜。 當時吃完飯順便帶回來一個小西瓜解渴，也是常有的。

江澤垓知道我熱中於學習擠壓法，他對我説：“你應該給我提鞋穿鞋，就有可能看到我的紅皮書了。”原來他以黃石公自居，他所説的紅皮書或紅書乃是著名橋牌大師克柏森 (Ely Culbertson) 的橋牌名著《Contract Bridge Red Book on Play》。

吃炒餅，啃西瓜，打橋牌，聽京劇，説話夾雜英文，幽默風趣，讀者們大致可以推斷出江澤垓確實是一派舊式文人氣象。

不過還是回到主題，江氏兄弟到底是因為什麼身陷囹圄，並且最終死在了監獄內呢？至少有兩個原因。江澤垓和“燕京大學最後的瘋狂”有着密切的關聯。

燕京大學特殊的辦學背景讓它和美國牽連甚深，在1949年之後，這所桃李芬芳的大學和新時代越來越顯得格格不入。1951年隨着朝鮮戰爭的深入，中美關係的持續惡化，燕京大學也逐漸走到了歷史的終點。

曾經的燕京大學

被教育部接管後，1951年燕京大學由私立改公立，而且要逐漸剝掉其“教會”背景，財政、人事等方面受到很多調整，操作難度很大，很多教授覺得發的工資變少了，怨氣沖天，開始鬧。

1951年2月，調回北京的某一批志願軍曾經徵用過燕京大學二樓的宿舍。俗話説，秀才遇到兵，難保不衝突。從“民國”到“新中國”，不少學生和老師的心理調整本來還在磨合期，結果釀成了比較大的羣體事件，搞了保衞燕京的串聯簽名活動，加速了燕京大學的裁撤。

配合燕京大學院系拆分的，是和“三反”運動的同時進行的“清除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燕京大學“思想洗澡運動”，當時的大學校長陸志韋受到嚴厲批判，不少教師因為海外背景受到隔離審查。

而在燕京大學任職的江澤垓應該就是和著名翻譯家巫寧坤同一批入獄的。筆者很喜歡的英文小説《了不起的蓋茨比》的諸多英譯本中，最佳譯本仍然是巫的譯本。他在回憶錄《一滴淚》中，詳細敍述了燕京大學的“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運動”的來龍去脈。

燕京大學時期的巫寧坤

當江澤垓和巫寧坤同時被判刑和勞教之後，江的堂弟江澤墉並沒有和他一起，因為他是1957年的“百花齊放”運動造成的反右擴大化而被判刑。

筆者在這裏補充一句，江澤垓和江澤墉都是安徽宣城人。我黨第三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江澤民同志和江氏兄弟的名字只有一字之差，有沒有什麼聯繫？

江澤民的祖籍地是安徽旌德江村，安徽宣城的幹部曾這樣自豪地説過：

第三代領導核心和第四代領導核心同出一轍，可謂人傑地靈！可見江澤民同志和江澤垓和江澤墉，不但年紀相仿，而且確實極有可能是同族同宗。

所以江澤墉是和文中提到的徐璋本、賀永增、徐式谷、陳奉孝、同一批入獄：

徐璋本是那一批人中的典型代表，他和錢學森是同學，本來是搞理工的，但是對政治很熱心。同為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的博士，且都是學導彈的。徐曾經公開發表文章，抨擊共產黨的文化政策，串聯其他黨員知識分子退黨。在徐的鼓動下，出現了江澤墉這類的“叛逆”性比較強的知識分子，也曾公開叫囂共產黨應該下台，中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是沒有前途的云云。

也就是説，江澤墉進入清河翻譯組，主要是依據1957****年的“右派分子處理辦法”，而他的堂兄，則主要是因為燕京大學的裁撤和“三反”。 兩者的時間序列還是很不同的。

不少翻譯組的人下場如何？

文中提到的很多清河翻譯組的骨幹，在卒年一欄中都是“？”，也就是不知道什麼時候死的。目前已知江氏兄弟都是死在了清河農場和勞教所。

九六三年七月造冊的《死亡右派份子情況調查表》在大約2002到2003年間的舊書網上還有賣，從中還能找到不少信息，史料價值還是很高的。在北京潘家園，曾經一本賣到兩三百塊錢。現在不知道要翻多少倍。

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到翻譯人員也是分級的。

最後，筆者發現，清涼庵的一個和尚，也是死在清河農場勞教所。（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