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難是民族和國家進步的加速器——寫在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之後_風聞

【今天是“5·12”汶川大地震十週年。這場大災難對於國人的影響是全方位的。十年後，我們再次紀念，既緬懷逝者，也重温當時萬眾一心艱苦抗災的過程，更希望以此為鑑，思考中國的未來。張文木先生認為，我們需要站在歷史和現實的角度嚴肅地研究抗災實踐。他認為，古今中外歷史真相表明，民族崛起的過程往往是經受磨礪的過程。真理往是冷酷的，人的正確認識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從鬥爭尤其是從殘酷的鬥爭實踐中產生的。大災難盪滌人性的虛榮，能使人迅速找到真理，因而在造成巨大傷痛的同時，也推動了民族和國家的發展。面對災難，我們需要反思國家治理中的“薄弱環節”，始終以人民為依靠，切實增強戰略能力，以期真正實現國富民強。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特此編髮，供諸君思考。】

1840年以來，中國人民經歷了太多的災難，有天災也有人禍，而在2008年，中國又一次遭遇高密度災難的挑戰。歷史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施予中華民族如此密集的考驗，其抗災實踐也必然要向我們理論工作者提出特別的研究任務。

一、古今中外歷史表明民族崛起的過程往往是經受磨礪的過程

歷史上最終萎縮並消亡的民族，大抵都是少經災難並在糖水中泡大的民族。孟子説：“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誰都希望幸福，希望安逸，但安逸的民族到最後基本都衰亡了，而那些生於憂患、不屈不撓的民族，最終多崛起於大國之林。

這裏説的“災難”，不是一般的“困難”，而是一些只有國家的力量才能抵抗的天災或人禍。如雪災、地震、洪水、瘟疫是天災，戰爭或分裂國家的事件則是人禍。2008年中國遇到的災難，只是中國人民抗災史中的一個插曲。面對不可抗的災難，一般的互助已不能奏效，人民唯有團結並依靠國家才能取得勝利；失去祖國，僅靠猶太人式的族羣互助，或像在二戰期間被納粹德國驅逐並漂泊在海外的猶太人那樣企求國外慈善救援，則如杯水車薪，難以達到自救的目的。因此，多難之時，人民別無退路，唯有背靠自己的祖國，自力更生，艱苦奮鬥。

最明顯的例子是古羅馬，古羅馬開始就是幾個土丘上的村落，先是北方高盧人欺負他們，羅馬人雖然反覆上貢求饒，但還是不行，於是，羅馬人只有奮起反抗，最終打敗高盧人。接着南方迦太基人漢尼拔看到羅馬即將崛起的“威脅”，要先發制人，發動“布匿戰爭”攻入羅馬，橫掃意大利半島。這反使羅馬人心凝聚起來了，眾志成城，打敗了漢尼拔，兼併了迦太基。此後，羅馬人便一發不可收拾，征服了整個地中海。

羅馬人之所以能夠征服地中海國家，其中重要原因就是這些國家太富裕以至因長期“無敵國外患”而失去了戰鬥精神。他們的民眾幾乎就是在糖水中泡大的。地中海的人民有學問、會唱歌、會跳舞，有點像中國宋朝人，結果他們都做了羅馬人的奴隸。當時有人説羅馬沒文明，羅馬人反説，我把你征服了，我就有了文明。羅馬征服地中海後，希臘之美就為羅馬之美所替代：希臘神話中的美神阿佛洛狄忒搖身一變就成了羅馬神話中的美神維納斯。自羅馬之後，地中海至今也沒有重現昔日榮光。

美，是人類實踐本質的對象化，是人改造世界的力量在對象中的顯現。比如，高山峻嶺，對原始人來説，它是令人恐懼的，因為原始人尚未認識並征服這些自然對象。但對今人説，它則是美的，那是由於人類已征服了這些自然對象，旅遊者在其中欣賞的並不僅僅是風景，而是通過這些風景（也是人類的另類“戰利品”）體會着人類改造世界的力量。從這個意義上説，美，是人類改造世界的主體力量在客體中的顯現，換言之，災難是美學的温牀。這正應驗了老子“反者道之動”的道理。

美，是一種文明，但美歷來都是以強者為標準的，而強者都是在苦水中熬出來的族羣。世界流行的審美標準多是強勢民族的標準。現在，第三世界的美女標準多以西方人為參照，有色人種將自己的臉抹得很白淨，其下意識就是想與白人靠齊。試想如果當年是非洲人征服了世界，那今天的美女標準也一定是以黑為美，我們市面上的化妝品一定是以黑為流行色。語言之美也是這樣。現在我們學英語也是因為英語母語國家的富有和強大。與化妝的人文意義一樣，語言是身份的暗示，在下意識中也是立場的顯示。英語裏頭有法語，法語中有拉丁語，為什麼？法國人征服過英國人，羅馬人征服過法國人。

猶太民族在歷史上是一個悲喜交加的民族。猶太人遠祖是古代閃族的支脈希伯萊人。公元前13世紀末開始從埃及遷居到巴勒斯坦，曾先後建立希伯萊王國及以色列王國。公元前722年和公元前586年，這兩個王國先後被亞述人征服和被巴比倫人滅亡。公元前63年，羅馬人入侵，此後猶太人反覆遭受了羅馬人施予的屠城之難，大部分猶太人被趕出巴勒斯坦，流亡歐美各國。猶太人從此過上了沒有了祖國的生活。

但是，這份痛苦賦予猶太人以智慧，但這時的智慧只是些小聰明：他們錢賺得快，學問做得好。馬克思是猶太人，愛因斯坦是猶太人，弗洛伊德是猶太人……所有這些成就給人的印象是，即便沒有祖國，照樣會過得很好。但歐洲人對猶太人是蔑視的，因為儘管猶太人有錢有文化，但他們沒有祖國。他們每個個人的能量被髮揮到了極致，但在不可抗拒的天災或人禍面前，他們沒有祖國為後盾，就顯得毫無自衞能力，最後被希特勒一車一車地運送到奧斯維辛的焚屍爐裏去了。

來到奧斯維辛後，猶太人才知道什麼是祖國，從那裏跑出來的猶太人由此有了世界上最強的愛國心。猶太人建立以色列國家後，與阿拉伯人打了六場戰爭，整個阿拉伯世界至今也打不垮以色列。為什麼？這是因為以色列人知道納粹焚屍爐的滋味。以色列這麼小，卻如此有戰鬥力，靠的就是愛國心。大家知道，美國外交政策是親以色列的，但大家可能不知道，為了一項親以政策在美國國會通過，在美國的許多猶太人是在傾其家產為此而努力。世界上恐怕只有猶太人對祖國的認識最深刻，他們從其千年流浪經歷體會中、從德國納粹奧斯維辛集中營的迫害中覺悟到國家與財富的關係，他們知道國家是其最後的、因而也是永遠不能失去的靠山。現在的猶太人已把錢財放到第二位，把國家放到第一位。他們知道，如沒有國家，在不可抗拒的災難面前，財富的作用微乎其微。

二、大災難能盪滌人性的虛榮，使人迅速找到真理

我們常説的“好事多磨”、“吃虧是福”、“至絕地而後生”等等，都是生活的經驗之談，推而廣之，也是國家成長的經驗之談。之所以如此，是由於大災難能使民族在生死之地迅速找到並接受民族生存和發展的真理。民族在其發展戰略起步階段，一般都是詩情畫意的，但當大難來臨時，人們意識中的所有七彩泡沫就會在生死麪前被滌盪一空，從而使人能迅速接受真理。

真理往往是冷酷的。

你看英國人，他們在近代崛起時，與古羅馬人一樣也是經常遭到大國的欺負。先是西班牙人欺負它，接着荷蘭人欺負它，英國人把這兩個海上強國打敗後，拿破崙還要渡海打英國，英國聯合歐洲各國打敗拿破崙後又跟俄國人打。這一波一波的戰爭，主要是英國人抵抗歐洲壓迫而不是什麼稱霸世界的戰爭。歷史上的許多霸權都是在其他霸權的過於壓迫下催生的。正是有了這種反抗壓迫的經驗，英國人後來在治理世界的過程中表現得很冷酷，形成了一整套冷酷的地緣政治經驗：它沒有那麼多詩情畫意的東西，也沒有那麼多空話，敗了認輸，贏了獲利。這份經驗哪來的呢？它並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在反抗歐洲大陸壓迫的實踐中，從敵人那裏學來的。英國崛起後，轉入與俄國的爭霸鬥爭，俄國人走到哪裏，它就逼進到哪裏，就這樣才出現了“日不落帝國”。

美國人走到今天，則是以英國為主的歐洲人壓迫的結果。歐洲人並不喜歡美國獨立，為什麼？美國獨立不同於印度獨立，美國要走自主創新的發展道路。對此，歐洲（首先是英國）不願意，它們打着罵着要逼美國走拉美式或印度式的依附道路——這與2008年西方人在“3·14事件”和“巴黎聖火受阻事件”中對當代中國所持的病態心理完全一樣。

美國獨立之初，歐洲不停在文化上妖魔化，在軍事上打壓美國人。很多歐洲生物學家和種族學家説，動物到了北美那兒三代就變小了，人到那兒三代後也得變小。1812-1814年，英國入侵美國，還打到華盛頓，燒了白宮；英國人在談判中還提出建立“印第安自治州”，要分裂美國——這與今天的美國人在中國西藏問題上的態度完全一樣。美國人奮起反抗，進行第二次獨立戰爭，將英國趕了出去。林肯進行南北戰爭的時候，全歐洲都在支持美國南方分裂主義勢力，希望美國分裂為兩塊——這與今天歐美人在中國台灣問題上的態度完全一樣。在美國南北戰爭中，俄國人支持美國北方，歐洲又出現了邪惡軸心論，説北方林肯的美國和沙皇俄國是邪惡軸心，兩個“邪惡”軸心要聯合起來。但是，美國人頂住了幾乎是整個歐洲的壓力，北方打敗南方分裂主義勢力使美國獲得統一。

到了19世紀90年代，美國的海軍有了發展，歐洲又出現了“美國威脅論”。但結果是，美國在歐洲的罵聲中越來越堅強，歐洲越打壓，美國越強大。歐洲人為美國設計了三災九難，可是美國人硬是強力崛起了。美國真正走向霸權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事。與古羅馬、英國等霸權國家一樣，新崛起的美國一旦稱霸，它就開始欺負別人了，此後，它的歷史就不輝煌了，就開始頹勢：二戰剛結束，美國就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中碰得灰頭土臉；21世紀初，美國人又開局不利，陷入了伊拉克戰爭的沼澤。

蘇聯興亡的例子説明，歷史上沒有壓垮的而只有吹垮的民族。俄國十月革命後，其蘇維埃政權在建立之初就經歷了《佈列斯特和約》的屈辱，以及隨之而來的多國聯軍支持的白匪全國性的叛亂。俄羅斯人在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旗幟下眾志成城、英勇抵抗，擊退叛亂並在1924年建立了蘇聯。接着又面臨西方的經濟封鎖，但在斯大林領導下，蘇聯反而提前完成了兩個五年計劃，實現了以裝備製造業為基礎的國家工業化改造，並於1936年建成社會主義。1941年希特勒大規模入侵蘇聯，蘇聯人民再次團結一致，奮起反抗，不僅取得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而且還在戰後建立了對蘇聯國家安全極為有利的社會主義陣營。在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中，蘇聯受到美國的侮辱，這反倒刺激蘇聯軍事工業在其後的高速發展以及蘇聯與美國在全球範圍內展開的強勢角逐。

在打壓無效後，西方轉入對蘇聯的捧殺策略：1988年，戈爾巴喬夫擔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宣佈蘇聯將放棄勃列日涅夫“教條”。1990年10月15日，西方人丟給虛榮心十足的戈爾巴喬夫一個諾貝爾和平獎。1991年12月25日，蘇聯就正式解體。戈爾巴喬夫獲獎與蘇聯國家解體時間相隔僅一年。現在總結，蘇聯失敗的原因就在於它在西方的吹捧中遠離了真理、遠離了列寧、遠離了槍桿子，衞星上了天，紅旗倒了地。列寧並不是神，他也不代表個人，他代表的是俄國人民在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的工業化強國經驗和教訓中總結出的有利於俄羅斯健康發展的真理。蘇聯解體後，現在的俄羅斯人又開始重新認識列寧，因為在挫折的冷漠中，他們又找到了被他們曾丟棄的真理。

最後我們再來看看中國。

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並試圖由此推進國家現代化的過程，實際上也是我們中國人對西方的認識深化併為此經受磨礪的過程。起初，我們中國人將這個過程想象得詩情畫意，認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就行了，但在鴉片戰爭中，中國“學生”捱了西洋“先生”的打。1840年，英國發動了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中國戰敗，1842年，英國強迫清政府簽訂《中英南京條約》，中國的獨立和領土完整開始遭到破壞。1856-1860年，英、法對中國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國再次戰敗，被迫簽訂《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等，中國由此喪失了更多的領土和主權，外國侵略勢力擴大到沿海各省和長江中下游地區。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化程度，進一步加深。此後，中國人轉學東洋日本。1894年，日本又挑起甲午戰爭，次年中國戰敗，被迫簽訂《馬關條約》，中國因此失去台灣。東洋和西洋“老師”這麼打中國“學生”，1899-1900年，中國人民只是稍稍還了一下手，發起“義和團運動”，東洋和西洋人就一起打着罵着來中國，逼着中國簽訂《辛丑和約》。帝國主義從《辛丑和約》中勒索到鉅額賠款，加劇了中國的貧困和凋敝；條約的簽訂，加深了中國的全面危機，標誌着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完全確立。這事對中國人刺激大，但還沒找到出路。20世紀始，我們又將失敗的原因歸結為向“德先生”、“賽先生”學得不徹底，還有人提出要“全盤西化”——這勁頭與我們今天一些要與國際“全面接軌”的人差不多。

但中國人學西方越是心誠，越是不打折扣，就越受欺負。1911年，中國發生辛亥革命，要走西方道路，西方反而要趁此分裂中國；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中國是戰勝國，西方反而在華盛頓會議上同意日本佔領中國膠州灣；洋先生最後終於將中國學生打醒了。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這是在俄國革命影響下的中國知識分子中最有希望的致力於民族救亡的政黨，他們一開始也想走一條代價小（即借國民黨力量）的發展壯大之路，1927年，蔣介石翻臉不認人，來了個“4·12”大屠殺，這反而逼着共產黨放棄了幻想，轉從本土尋找改造國家的力量，走了一條與中國最基本的力量即工農大眾相結合的“井岡山”道路。

1931年9月18日晚，盤踞在中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發動“9·18”事變，嫁禍於中國軍隊，並以此為藉口，突然向駐守在瀋陽北大營的中國軍隊發動進攻。在這次日本入侵中國的事件中，中國開始相信“洋大人”們派來的“李頓調查團”會有公正的結論，為此中國人還不惜生命為他們蒐集大量的證據，結果洋大人所得出的結論根本不關中國人的痛癢。這激起了中國人的義憤。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中國人與海外“洋先生”們徹底決裂了，中華民族怒吼了，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全民族團結達到空前一致，最終取得八年抗戰的勝利。

與美國人、蘇聯人建國後受歐洲打壓的情況相似，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我們又受到美國，繼而蘇聯的打壓。20世紀50年代，西方對中國經濟封鎖；60年代初，中國又遇饑荒以及來自東南、西南和西北三方面的軍事威脅；70年代，蘇聯在中國北方大兵壓境，這些使中國人凝聚力再次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當時我們沒有多少高新技術，我們生活水平也沒有現在高，但是我們知道什麼叫“團結就是力量”，什麼叫“眾志成城”，全民族的團結使我們再次勝利了。1964年10月16日，中國人民節食縮衣，硬是獨立自主地造出了原子彈，以至美國駐蘇聯大使湯普森立即（10月28日）致電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顧問邦迪，驚呼：

“中共核爆炸，蘇聯新領導人，戴高樂、威爾遜，等等，從這一切可以看到，不管我們做什麼，中國的國際地位在迅速地變化。在何種程度上我們能影響這些變化來降低對我們安全的損害？在何種程度上我們能保住面子——並在這些變化中免於丟掉一切？”

但是，中國人民對社會主義道路的選擇並不是在書齋中作出的，也不是一次性作出的，而是在其他浪漫主義選擇失敗後作出的。起初，蔣介石走買辦道路，依附於西方，想通過依附性參與“國際資本大循環”使中國在“比較優勢”中發展起來。但實際結果是，外資大量被引進中國後，大量農民破產，兩極分化嚴重，使本來只是革命的星星之火演變成燎原之勢。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世界處於詩情畫意的語境之中，整個世界要和平，誰的“和平”調子喊得高誰就得人心。

把這種和平主義調子推向高潮的是1928年8月27日幾乎所有國家都參加簽字的《關於廢棄戰爭作為國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條約》（即“白里安·凱洛格非戰條約”）。而作為這種和平主義思潮的制度表現，最典型的就是德國戰後建立的魏瑪共和國，它的憲法“民主”得幾乎沒了邊沿，但很短命。

在中國，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對共產黨員大開殺戒前，誰也不聽毛澤東同志提出的“革命不是繪畫繡花”的告誡，等到千百萬黨員的人頭落地後，許多共產黨人如夢初醒，其“民主”——確切地説就是西方社會民主黨和伯恩斯坦宣揚的“民主”——幻覺才徹底被打破，毛澤東提出的“槍桿子裏邊出政權”的思想才在黨內形成共識。

即使如此，在怎麼使用槍桿子、走一條什麼樣的軍事路線的問題上，黨內意見也遠未一致。開始我們用集德國、蘇聯和日本軍事理論為一體的“最高學府”黃埔軍校的洋理論，覺得那“正規化”，反映“現代軍事意識”，但那洋玩意在20世紀30年代對共產黨不適用——這與現在那些高技術軍事裝備以及建立其上的“大縱深”軍事理論在四川山區救災中不適用一樣，紅軍長征上路不久，30萬紅軍在洋顧問李德指揮下被打得只剩3萬。這樣的代價（90%的死亡率）才使中國共產黨認識到，沒有黃埔“正規文憑”，沒有“伏龍芝軍事理論”培訓，但對中國國情有深入瞭解的毛澤東的軍事思想，更適合中國革命的實際。後來毛澤東回憶説：“真正懂得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這次會議批判了教條主義。”與列寧一樣，毛澤東也不是神，他也不代表個人，他代表的是中國人民在其漫長的救亡實踐中總結出的適合中國發展的真理。

三、災難在許多民族的發展史中都轉變成民族和國家進步的加速器

之所以如此，這是因為國家進步的速度是由其前進的阻力大小所決定的。民族覺悟，從而民族發展道路正確的選擇，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在學堂裏教出來的，而是在實踐，尤其是在戰勝嚴重災難的實踐中產生的。東方的歷史是這樣，西方的歷史也是這樣。

西方地緣政治學先驅麥金德在其《歷史的地理樞紐》的講演中告訴那些持“歐洲中心論”觀點的同行説：

“正是在外來野蠻人的壓力下，歐洲才實現它的文明。因此，我請求你們暫時地把歐洲和歐洲的歷史看作隸屬於亞洲和亞洲的歷史。因為在非常真實的意義上説，歐洲文明是反對亞洲人入侵的長期鬥爭的成果”。

正如自從1840年以來中國的近現代文明是在抵禦歐洲人和日本人侵略和壓迫的長期鬥爭中形成的道理一樣，中世紀東方人對西方世界的衝擊也是西方中世紀文明產生的原因。

直至19世紀中葉，西方人對中國人一直是敬畏有加，以至認為中國是有“國運”的國家。黑格爾對中國的“國運”十分樂觀，他説：

“假如我們從上述各國的國運來比較它們，那末，只有黃河、長江流過的那個中華帝國是世界上惟一持久的國家。” 英國人在兩次鴉片戰爭中打敗中國後不久，恩格斯於1857年更是警告英國政府説：“在一切實際事務中——而戰爭是極其實際的——中國人遠勝過一切東方人，因此毫無疑問，英國人定會發現中國人在軍事上是自己的高才生。”

黑格爾和恩格斯都沒有説錯，中國人不辱使命。20世紀前半葉，中國經歷了來自四面八方的西方打壓和入侵。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中國幾乎被西方列強肢解。但戰後中國人民團結一起，成功北伐，中國於20年代末接近統一。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1940年，日本還將中國分裂為數個政治實體。可中國人民硬是不屈服，於1945年打敗日本，1949年，中國基本統一。1953年，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朝鮮戰場上打敗美國。1964年，中國人又成功試爆原子彈，成為世界上少數有核國家之一。大災難加速了中國的進步：從《辛丑和約》到中國擁有原子彈，其間只有64年。

20世紀後半葉，因稱霸世界而忘乎所以的美國人逐漸失去了辯證法，並由此失去了黑格爾式的智慧，對遠東事務的判斷也越來越走神。1949年8月，在中國解放前夕，美國國務院以艾奇遜的名義發表了一篇白皮書，稱：

“中國人口在18、19兩個世紀裏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不堪重負。人民的吃飯問題是每個中國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個問題。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

1949年3月3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通過了NSC41號文件，決定對中國實行出口管制，企圖迫使中國向美國屈服。對此，毛澤東立即作出回應説：

“多少一點困難怕什麼。封鎖吧，封鎖十年八年，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

結果半個世紀又過去了，與1949年時比，中國人口在原來基礎上增長了一倍多，可人民生活反而越過越好。目前中國經濟總量躍至世界第四、進出口總額位居世界第三。20世紀60年代，中國擁有了原子彈，70年代有了“兩彈一星”。這樣快的發展速度是英美這樣一些工業文明的“樣板”國家無法比擬的。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蘇聯解體以來，中國又面臨新一輪的資本全球化浪潮。這時，有些人似乎又忘記了歷史，又開始不自覺地重複近代中國開放的認識邏輯，再次出現全盤西化的傾向，出現了唯經濟論。但在1989年西方對中國的經濟封鎖、1993年的銀河號事件、1999年我駐南聯盟使館被炸事件、2001年中美撞機事件，特別是在2008年發生的一系列“人禍”之後，我們才發現，不管中國如何開放、融入全球化的意向多麼真誠，中國崛起本身在西方人眼中就不可能不是一個政治過程。明明是“藏獨分子”在打砸搶，西方在“3·14事件”中還是幫着“藏獨分子”製造反華輿論，這讓中國人再次體會到近代以來“老師打學生”的感受。所有這些認識，在巴黎聖火受阻和汶川大地震中一下子轉化為強烈的愛國主義感情，這種感情如此強烈、以至全球華人瞬間都聚集在五星紅旗下。

真正的老師是對手，真正的課堂是沙場。人的正確認識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從鬥爭尤其是從殘酷的鬥爭實踐中產生的。

與姑娘長大了，漂亮了，就會有人説閒話的現象一樣；現在中國長大了，漂亮了，西方就有人迫不及待地開始罵街。19世紀末期，西方對華政策是胡蘿蔔加大棒。現在西方既無胡蘿蔔也無大棒，對中國只有無奈，無奈就只有罵街，但辱罵決不是戰鬥，辱罵説明無能。與當年美國崛起造成了歐洲人心理失衡並對美國開罵的情形一樣，中國崛起也造成了目前歐美人的心理失衡。事實上，這種陣痛在國家崛起過程中都是不可避免的——與英美比較，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所經歷的這種陣痛還不算是最重的。西方人今天利用中國的災難罵人，明天還可能會要打人，這其實是好事，説明中國長大了，而且是健康地長大了。但我們必須在戰術上重視這次挑戰。為此我們需要人民的團結。兵民是勝利之本。毛澤東同志説：

“天災是一件壞事，但是它裏頭含有好的因素，你要是沒有碰到那個壞事，你就學不到對付那個壞事的本領，所以艱難困苦能使我們的事業成功。”

2008年的災難使我們更加認識到，要戰勝困難，必須依靠人民。依靠人民是社會主義道路的本質。以前我們常説落後要捱打，這沒有錯，但當經濟不那麼落後的今天，我們又會發現，如果失去人民，不僅要捱打，而且必被打敗。蘇聯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蘇聯被肢解的時候，人民是漠然的。2008年一系列災禍是在我們無法預料的情況下出現的，温家寶總理和胡錦濤總書記在餘震不斷的情況下第一時間趕到震區，指揮官兵救災。這本身就是一種無形的語言，一種無言的感召。這使2008年的形勢向着一切反華勢力希望的反面轉化：它不僅沒有動搖中國共產黨的執政根基，反而更加密切了黨和人民的血肉聯繫；中國政府以人為本的理念、和諧的理念在這次大地震中得到了以工農羣眾為主體的人民的認同。人民認同是國家崛起、民族復興的前提。

“反者道之動。”比較一下西方進步的歷史，看看中國近百年魔幻般的發展奇蹟，有誰還會懷疑2008年的災難不是中國崛起的加速器呢？如果我們再看看在這次災難中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與人民的血肉聯繫，我們就會對中國在新世紀的崛起充滿信心。

四、總結經驗，迎接挑戰

反思能力是國家戰略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歷史上逢大災因不善於總結經驗而亡國的教訓並不少。遠如中國大宋，近如蘇聯。馬漢説：“一根鏈條的強度實際是由其最薄弱環節的強度決定的。” 那麼，在已出現的災難中，我們國家管理的這根“鏈條”中有哪些“薄弱環節”呢？我們又有哪些經驗值得總結呢？我以為至少有如下幾點：

第一，中華民族從近代以來百川匯海，最終選擇的社會主義道路是完全正確的。社會主義的本質不僅在於富裕，更在於依靠人民。政府要強有力，就不能脱離人民。人民的概念是表述一個國家中的主體人羣，即毛澤東同志所説的“百分之八九十”的概念，在中國具體的語境中首先是工農兵，因為他們是中國公民的主體部分。無論我們市場經濟發展得如何好，其檢驗標準是我們的人民是否由此得到“反哺”。在19世紀後半葉，俄國工業化經濟發展速度不低，但其經濟成就不是反哺人民，而是刺激了兩極分化，結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俄國便發生了革命。20世紀30年代，中國經濟速度也不低，但經濟成就也不是反哺人民而是刺激兩極分化，結果造成絕大的工農革命。

今天我們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區別在於它的人民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當被理解為人民市場經濟。人民是市場的主體，是市場活動的起點和終點。市場利潤最終要反哺社會主體即人民，至少不能刺激兩極分化，所有政策都要以為人民服務為起點。2008年中國人民戰勝了一次次困難，並不是依靠什麼“與國際接軌”，也不主要靠“國際援助”，而是依靠中國最普通的人民及海內外同胞的對黨、對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的信任和支持；依靠“一方有難，八方支援，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社會主義原則。國家有了人民支持，才能自力更生；有了自力更生，就能共度時艱。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已經證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及其改革開放的歷史還將繼續證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

第二，中國國防建設在新軍事變革中不能失去傳統。汶川地震後，我們看到部隊的軍事裝備已非常現代化了，可救災部隊進入災區（也是另類“戰區”）的速度卻遲遲跟不上。這使人懷念起我們已被撒銷了的騎兵、鐵道兵、基建工程兵等兵種。20世紀30年代，紅軍在這一地區可以縱橫馳騁，就是靠雙腳和馬匹運輸，非常靈活；而蔣介石的部隊則為物所累、步步為營，非常笨拙。1931年，在第二次反“圍剿”中，紅軍從江西的富田追逐逃敵至福建的建寧，其間的距離大概為700華里，才用了15天時間。以至於毛澤東諷刺蔣介石“步步為營嗟何及”。60、70年代，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鐵道兵、基建兵已在川貴一帶的“三線”建設中積累了相當豐富和有效的鑿洞、開道和建築的經驗。

但是，在同樣的地理環境中，今天我們部隊裝備技術含量大幅提升了，可部隊投入戰鬥的速度卻並不理想，最早到達汶川地震中心的不是現代化機械與信息部隊，而是徒步行軍的部隊。救災途中，部隊為裝備所拖延，裝備卻不能隨人而動，這大大限制了被軍家視為部隊生命的機動性。這説明我們的軍事變革又有些回到20世紀30年代初的尊“黃埔”、輕本土，重理論、輕實踐的傾向：過於看重與國際“接軌”的形式，輕視了與中國具體實踐條件的結合，這讓我們在這次救災中付出了代價。

將產生於並適合於歐洲平原的軍事技術及建立其上的大縱深集團軍推進的戰術應用於中國，若在中國西北地區，這沒有問題，但這次部隊救災遇到的問題提醒我們，這種理論及建立其上的兵力投入方式並不適用於中國西部山地，這與當年李德及黃埔畢業的紅軍指揮員運用西方戰術，作戰非常勇猛卻敗得很慘的原因十分相似。中國西部多山，可以肯定，將來若在這一地帶再出現自衞反擊戰或反分裂軍事行動，我們還將更多地依賴中國傳統作戰方式。

因此，今天我們在學習西方軍事思想的同時，也不能將中國傳統中的“洗澡水和孩子”一起潑出。中國陸軍和海軍的軍事變革也要更多地在傳統上推陳出新，因地制宜，而不可照搬西方。比如，在未來中國西南山地，我們可以訓練山地特種作戰力量；在西北地區，可更多地借鑑西方大縱深戰術；但在東部海區，則要更多地要向西方海洋國家學習。

第三，在經濟開發的同時不能忽視中國長江的國防價值。如果説“外族進攻”凝聚起中華民族的人心的話，那麼，“修河”則強化了中國內地的聯繫。河流是先於陸地和天空的航線，因而也是最古老和受天災人禍影響最小的航線，正因此，它也就成了中國人民聯繫及由此產生的中國統一的最基礎之紐帶。也就是説，在所有的天災人禍過後，一般留下的直接可用的總是水運航道。從2008年初的雪災、5月的地震救災經驗看，在中國南方山地，水運仍是人力和物資投送最便捷、最穩定的通道。

“交通狀況決定戰爭的成敗”，在天災人禍來臨之際，水航不僅是物資調運，同時也是保證軍事調運最基礎、最穩定的通道。正是由於有了京杭大運河，才有了古代中國北方與南方的聯繫及由此產生的一次次國家統一戰爭；正是由於曾國蕃控制了長江，才保證了近代中國的南北統一；正是有了長江，抗戰初期中國東南戰略物資才有可能在短期內實現向大西南的大規模遷移；最後，正是由於毛澤東打過了長江，才有了當代中國的統一。

保證中國統一的最核心因而最具全局戰略意義的紐帶是中國長江。對此，西方海權理論創始人艾爾弗雷德·塞耶·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把話説得很露骨：

對中國以及其他擁有海岸線的國家來説，海洋是發展商業的最有效的媒介——物資交換國家通過對外接觸獲得更新，從而保持、促進它們的勃勃生機。長江對於上述情形頗具意義，因為它有上千英里河段可供汽船航行，且將大海與其流域的心臟地帶連接起來。中國由於擁有海岸也就使其他國家能夠由海洋抵達中國。

海上強國需要在中國海岸擁有地盤，並開闢它與世界的自由交通，它們可以直言不諱地聲明長江的可航行河段是它們進入中國內陸的必經之路和在當地發揮影響的中心。

長江流域在政治和商業上都極為重要，為此需要多強調幾句。長江深入中國內地，而且很大的輪船從海上可直接沿長江的主要河段上溯而行。長江流域的廣大地區也依靠和長江與外界便捷來往。地理上，長江介於中國南北之間，從而對商品的分配和戰爭的進行都頗具影響。所以，一旦在長江流域建立起了勢力，就在中國內地擁有了優勢，並且能自由、穩定地通過長江溝通海洋；而在長江地區的商業優勢又會加強其他方面的有利地位。

這些合在一起，誰擁有了長江流域這個中華帝國的中心地帶，誰就具有了可觀的政治權威。出於這些原因，外部海上國家應積極、有效地對長江流域施加影響，而中國由此得到的益處也會被更廣泛地、均衡地擴散到全國。在長江流域丟下一顆種子，它會結出一百倍的果實，在其他地區也有三十倍的收穫。

馬漢的分析推進了我們對長江的看法，即中國長江不僅對於中國內部統一，而且對於抵禦“外族進攻”都具有重大的戰略價值。目前，我們在長江修的許多水庫猶如一道道籬笆，而中國東西兩面只有長江可以天然貫通。在馬匹運輸有限且已經廢棄的情況下，自然水運如再不暢通，一旦路陸通道和天空航線再因天災人禍而中斷，那我們的國家安全就會因軍事力量不能東西（東至台海，西至川藏）兩面及時調度而不得不面臨重大困難。

第四，國家在重視政治民主建設的同時，更要強調黨的領導和全國人民的組織紀律性。在2008年初的雪災和5月的汶川大地震中，政府的組織力來源於人民的紀律覺悟，來源於黨對軍隊的堅強領導，來源於中國人民解放軍鐵的紀律。這次抗災的勝利證明了經濟活動與國家武裝力量及人民組織紀律性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2008年的抗災勝利，説明經濟活動的底線實際上是由國家保障的。建國之初，我國的基礎性的經濟活動，也都是由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相應軍種如鐵道兵、基本建設工程兵等完成的。軍隊是國家最有組織和紀律性的部分，組織紀律性不僅是中國的，同時也是世界所有國家的經濟安全的終極保障力量，用毛澤東同志的話説，就是“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國家政治失去組織紀律性，變成一片散沙，那中國因“富裕”和“自由”而亡的宋朝就是前車之鑑。

第五，中國外交要在更大的範圍內體現人民性。外交能力是國家戰略能力強大與否的重要表現。國家戰略能力包括戰略文化、戰略思維和戰略管理三個層面。戰略文化更多的是民眾層面的事，人民參與和關心政治、參與外交，會提升國家的戰略能力。清朝時全國上下“莫談國事”，蘇聯時期高度官僚化的外交模式，都將人民推到外交之外，這是不利於人民動員和國家發展的。主權是法權的表現。儘管民間並不能形成法權意義上的外交主體，但由於民間的國際交往行為自古存在且有巨大的外交價值，所以，進一步發掘“民間外交”的價值並將其看做是依託於國家主權並且是配合國家外交政策的準外交行為，是非常必要的。列寧曾將“法權意識”分為“一般民主派的法權意識”和“勞動階級的法權意識”，而後者實際上就是社會主義條件下“人民法權”的另類表述。鑑於中國的社會主義國家性質，中國外交就應當比資本主義國家更能體現其中的人民性（即“勞動階級的法權意識”），而2008年中國的外交實踐為此提供了成功範例。

2008年，海內外愛國同胞自發地團結起來，利用網絡輿論和民間力量在外交領域打了一場漂亮的人民戰爭，挫敗了國際反華勢力利用拉薩“3·14事件”和“藏獨”分子撓亂聖火傳遞事件破壞中國和平發展的企圖。從某種意義上説，這次人民羣眾自發的愛國運動和實踐在外交領域開闢了民間外交的“第二戰場”，同時也為我們外交理論研究提出了“民間外交”（實質是“人民外交”）的新課題。

我們通常説的外交，是國家主權間的外交。而主權之下的各國人民之間其實也有極大的準外交空間，目前，我國配合政府外交的各種“學會”、“聯合會”等準官方組織，已不能涵蓋因中國利益向世界迅速拓展而產生的更為複雜的外交形勢及由此產生的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 的外交任務。隨着中國在世界上的國家利益日益擴展，其外交任務在相當的層面上已離不開目前開發極不夠而又潛力巨大的民間外交的配合。從新世紀以來，尤其從2008年的外交實踐中可以看出，民間力量對國家外交利益起到了有力且不可替代的維護作用，它使中國國家外交有了更強的抗險機制和更好的外交回旋餘地。這個在人民羣眾實踐中產生的有效經驗，需要進一步向理論和政策層面轉化。

五、中國將不辱使命

2008年高密度襲來的災難以及中國人民戰勝這些特大災難的經驗，對未來中國政治文明建設的進程而言，將起着不可估量的推進作用。抵禦災難的實踐催生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空前的思想大解放，它讓中國人民在突降生存底線時認識到集體的力量，認識到強力政府及其集中調度人力和物資的能力在中國經濟活動中的關鍵作用，認識到中國人民解放軍對於中國人民安危的關鍵意義，認識到國家的統一與人民的團結對於中國和平發展中的重大保障意義，認識到“一方有難，八方支援，自力更生，艱苦奮鬥”思想的永恆價值，認識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是永遠鮮活的歷史唯物主義真理。這些認識將引導中國形成不僅與人類一般文明而且還與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相適應即在政治上依靠和優先保護公民的主體部分即工人、農民、解放軍的利益，而不是損害他們的利益的政治管理體制，並在此基礎上推進中國的和平發展，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本文原載於《世界經濟與政治》2008年第7期，原題為“災難是民族和國家進步的加速器——寫在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之後”。篇幅所限，內容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