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地域偏見背後的價值邏輯_風聞

摘 要

地域偏見經常被人們當作一種社會普遍現象加以容忍。學者對地域偏見的研究大多也停留在事實判斷的基礎上；即使部分學者從社會學角度來考察社會偏見現象大多也侷限於西方社會學經典理論的視野。況且前人關於地域偏見問題的考察中，研究者大多隻是關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差異以及由此導致的“道德水準高下”對於偏見的誘發過程，這樣的考察沒有關注到偏見背後的價值邏輯問題。本文在綜合傳統觀點的基礎上試圖論證，在歷史進步論的影響下信奉普世價值的羣體會將仍然保持傳統生活與思維方式的羣體視為愚昧落後。部分國人對河南為代表的中西部地區的偏見是現代性普世價值佔據主流輿論後的必然品味。這種必然在國內表現為對中華傳統文化價值與社會主義價值的蔑視，在國外則表現為對自身民族與文明屬性的懷疑和疏遠。由於歷史進步論是本文推進的重要線索，筆者會結合政治學者福山的“歷史終結論”盡力對其內在特性進行剖析以圖揭示出深受歷史進步觀念支配的人們所面臨的內在困難。

關鍵字：地域偏見  普世價值  歷史進步  價值邏輯

地域偏見由來已久。先秦諸子的寓言中，論及愚蠢可笑、匪夷所思之事者多冠以“宋人”之稱。當然，先秦時代文風恣睢、各適己性，流傳下來的記載中雖亦有貶低楚人、魯人之例，但數量較少且並沒有形成普遍的社會文化現象。宋人為殷商後裔，其所傳承的文化具有古樸、典雅與神秘色彩。不過與其説周人對宋人的嘲諷源自於周人“敬德保民”的理性思維，不如説周初的統治者內心深處依然存有對殷商後裔宋人的戒備。效忠周天子的周人對宋人的偏見一旦涉及到政治鬥爭，宋人的形象似乎立馬變得耐人尋味起來。筆者固然不排除宋人之中確實存在一些迂腐可笑的“守株待兔”亦或者“揠苗助長”者，但似乎這些簡單的事例並不足以支撐整體性的對宋人的偏見。恰恰相反，基於事實判斷所得出的結論只能告訴我們事件的表象，而真正的魔鬼則隱藏在貌似合理的喧囂中。

地域偏見的傳統解釋及不足

關於地域偏見的成因，古往今來人們有各種各樣的看法。一般來看，有的從經濟角度解釋；有的從人員流動方面解釋；還有的從人性等心理方面進行解釋。總之，主要有以下幾種典型觀點：（1）貧窮論；（2）流民論；（3）官本位積澱論；（4）替罪羊論。觀點一最好理解，即認為貧窮是誘發偏見的主要原因。所謂“倉稟實而知榮辱，衣食足而知禮節”，人的內心深處對貧窮之地懷有本能的排斥。觀點二認為歷史上因為自然災害而頻繁外出討生活的流民是導致特定區域被污名化的主要原因。流民迫於生計自然會強佔其他地方的資源，當地人因此心生不滿出言詆譭甚至故意找茬抹黑。觀點三認為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特定區域成長起來的官僚會帶有該地區特有的精神品性，曾經在官本位思想嚴重的地域成長起來的官員在輪調過程中會將其惡習傳染給其他地方，這樣人們對貪官污吏的憎恨會在暗中轉嫁到原先那個官本位思想嚴重的省份（區域）。觀點四認為人性非善亦非惡，生活理性支配下的老百姓有一種特殊的幸災樂禍的實用心理，這種心理在特定條件下會為了維護自身利益而進行“比爛”。某個“偶然”被標籤化的省份會在這種“比爛”心理的作用下淪為替罪羊。當然與上述説法相類似的還有許多，這裏僅僅是挑出一些典型的觀點進行討論。

誠然，乍看之下這幾種觀點都有其合理的成分，在解釋地域偏見產生上的問題似乎都有各自的效度。但仔細考察便會發覺上述説法漏洞很多，最關鍵的一點在於，四種觀點都沒有真正解釋為什麼地域偏見會是廣泛針對某幾個特定省份的。也就是説上述説法頂多算得上“地域黑”肆虐的必要條件而非其充分條件。用一個比喻就是，自然環境中的病菌可能會使人感染死亡但我們並不能因此説某人死亡一定是因為病菌引起的。從方法論上來説，上述解釋也有社會學上區羣謬誤的嫌疑。這提醒筆者，反駁各種地域偏見的論調時不能僅停留在事實判斷的基礎上，只依靠舉例子最終只能是被更多的例子反噬。既然如此，我們難道能説地域偏見僅僅與人們的邏輯（文化）水平有關係嗎？恐怕還是不能下肯定的結論。文化程度不高的人可能不懂形式邏輯，但我們並不能因此説他們沒有分辨是非能力；況且地域黑們真的是因為不懂邏輯沒學過一大堆“高深”的理論才會變成這樣的嗎？經驗告訴我們地域黑們恰恰都有“兩把刷子”。龐大的地域黑羣體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擁有高學歷高收入，他們既有錢又有閒掌握着社會上的關鍵職位，因而社會地位至少是中產。正是因為他們龐大的消費能力與掌握優質社會資源的能力讓他們成為社會的中流砥柱，同時也使其能夠輕而易舉的影響社會輿論。進入這個階層過好日子成為當代中國人“天經地義”的追求目標。

中產階層的興趣品味背後自然有一套特有的價值依據。他們一舉一動背後共通的價值依據會不會影響了普通人的地域偏見呢。如果是，那這個中產精英共通的價值依據是什麼？從何而來？又是為何與地域黑聯繫在一起的？更重要的是，中產階級產生以前的地域黑我們又該如何解釋呢？這還不是最大的麻煩——我們又該如何理解普通老百姓會從情感上一口咬定某些個省份就是騙子、黑社會、恐怖分子的温牀呢?要之，老百姓雖然不懂得什麼繞來繞去的理論理性，但起碼的生活理性還是具備的。即便用老百姓擅長的簡單歸納來看，既然每一個地方都有騙子和黑社會的存在，為什麼就偏偏對某些個省份出來的騙子和黑社會在情感上更加深惡痛絕呢？老百姓恐怕不會同意騙子的騙術和黑社會的手段還有高低貴賤之分吧。有人説這可能是因為某些個省份出來的騙子和黑社會更多，所以才會讓全國人民有了類似的印象。這種説法無法反駁也無需反駁。一來缺少統計資料；二來與其説這是一個解釋不如説這是一個推論；三來出壞人的地方同樣出好人，但似乎並沒有改變老百姓的偏見。

這一切都啓發筆者：現代中國社會的地域偏見或許是一種具有複雜面相的“混合體”。這個問題並沒有我們以前想的那麼簡單。理解地域偏見需要有更寬廣的視野。

“歷史終結”與地域偏見

歷史終結論在蘇東劇變之後一度成為各國精英嘴裏的口頭禪。這一切都要歸功於日裔美國學者福山發表的名噪一時的《歷史終結與最後的人》。此書信誓旦旦的昭告天下：自由主義理念戰勝共產主義理念之後再也沒有理念上的對手，我們面對的“歷史”終結了。

何以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戰勝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歷史”就終結了？我們難道不是仍然在生活嗎？不是據説仍然在書寫歷史嗎？據筆者有限的閲讀量，“歷史終結”出自黑格爾的“世界歷史哲學”，經過新馬克思主義者科耶夫的闡釋而發揚光大。熟悉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的人或許不會對類似的説法感到太難理解。按照馬克思的觀點，人類從原始社會的石器時代演進到當今的工業時代，呈現一個有着“客觀規律”的歷史進程。在馬克思那裏，以勞動為核心的階級鬥爭的歷史最終要讓人類實現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飛躍。在自由王國，人們將毫無保留的相互承認，不再鬥爭甚至勞作，自然被馴服的與人和諧一致。筆者甚至長久以來都認為這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夢想。於是，當有人在二十年前就迫不及待的宣稱歷史早就終結時，我才不信！

當然，福山所説的“歷史終結”中的“歷史”需要打上引號，以有別於我們常識所理解的人類歷史。他所説的是關於一種哲學論説：一種普遍有效的價值論説。他的生活在冥府更高位置的祖師爺黑格爾同樣試圖用自己的一套“精神原則”來解釋人類歷史，並賦予歷史崇高的意義，而這些又是其複雜龐大而又精巧絕倫的哲學體系中的一小部分。跟着黑格爾的邏輯走，讓人覺得人類歷史真的就是“普遍歷史”論所説的那樣，我們必將走向光明。當我們跳出大師的邏輯，才會發現這一切既然是關於人類歷史的哲學論説，它是否真的“普遍有效”，恰恰需要辨析。哲人的假説被我們不假思索的接受，變成我們自己的歷史觀，我們恐怕才是那個“愚昧無知”的人。筆者本來以為只有中國才會有意識形態，福山讓我們看到，美國一樣有意識形態，儘管有些人將其稱之為自由。為了自由而獻身的人是崇高的。只是希望這個自由不是羅蘭夫人口中那個自由——“自由啊自由，多少罪惡藉着你的名義而行。

如果我們稍微用心一點，帶着對“歷史終結”的思考進入到熟悉的生活場景比如地域偏見，難免不會發覺堅持地域黑的大部分人竟然擁有與福山當年一樣的迷之自信。福山堅信，自由民主戰勝了威權暴政，地域黑們也一口咬定河南人偷井蓋；福山説，美國的現實預示着整個人類“永恆現在”的將來，地域黑們同樣宣稱，河南人今後還會偷井蓋；福山一腳踢開尼采——自由民主政制下的末人依然擁有“優越意識”，而且必將在經濟領域和政治生活中發揮純粹的作用，地域黑們捂住雙眼——河南人好吃懶做又狡猾善變，就像老掉牙的破爛一樣難以忍受。兩者最大的不同則在於:福山攜自由民主大勝之餘威，指點天下縱論古今鋒芒直逼“威權主義中國”;地域黑們則是手捧鮮花巴不得早讓美利堅殖民自己同胞三百年，或能矯正其浸淫中華文化上千年而不得向善的劣根性。兩者的言辭品質，筆者不敢妄言。但是兩者思維方式的相似或許能夠給我們提供一些破解地域偏見的新線索。

從歷史終結到價值邏輯

   一

上文提到兩個重要概念：一個是自由民主，一個是劣根性。自由民主在當今的智識人口中一般稱之為普世價值的基本要素，而劣根性則被用來特指中國人“早熟”體質下猥瑣的心靈狀態。就算再怎麼遲鈍的人都會知道兩個概念帶有強烈的價值評判味道。事實上，雖然“歷史終結”的説法早就被我國的學者進行了批判，但不得不承認某些精英與民眾在無意識的層面上接受了西方普世價值是現存的終極價值的論調，放棄了對“何為好的生活方式”的追尋，放棄了對智慧的探索。他們的理由基於以下邏輯即普世價值作為最先進的價值與政制追求，一切不符合其品位的價值與制度形態都是落後、愚昧與無知的，必然要被淘汰的。

中西問題的實質是古今問題。從狹義的普世價值角度來看，中國人一直都在追尋它。早在新文化運動時期，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就打出了民主與科學的旗號試圖啓蒙人民。當時大部分新鋭知識分子認為，中華傳統政教體系尤其是儒家的東西肯定是要被打倒的。自由民主這樣的普世價值在當時佔據着絕對的地位。這樣在後人的心目中就勢必留下普世價值一定要戰勝傳統價值的印象。秉持先進思想的人物自然有充足的理由去“啓蒙”在他們看來愚昧落後的小丑。站在現在的角度看，當時的啓蒙意義重大但確有失之偏頗的地方，有些失誤影響深遠。劉小楓教授曾指出，一百年前我們的困境在於為了救亡圖存不得不用西方啓蒙觀念搞政治動員，結果啓蒙與救亡成了一回事，徹底救亡就等於徹底啓蒙，結果是徹底掉進啓蒙觀念裏不能自拔。筆者對此論述表示贊同。當初的啓蒙對傳統文化的偏激態度直接影響了幾代中國人的價值觀，直到現在很多人依舊不願意去正視幾千年來流傳下來的思想。

     二

中國大規模工業化時期尤其是改革開放以降，現代西方個體主義慢慢滲透到中國人的骨髓裏。在這股強大的力量面前，以傳統家庭為代表的倫理精神也在不可避免的悄悄解體。缺少人倫滋潤的個體在喪失對傳統價值的敬畏後，極有可能轉而依靠個體自身的精神力量。但是個體自身的精神力量畢竟不足以對抗現實生活的荒謬感，價值選擇困境（很多人稱之為信仰缺失）下的個體很容易就會將荒謬感的排除寄希望於未來的美好生活。世俗化的“救贖”情結大大催生了人們對於歷史進步論的需求。如果個體將進步與否當做考察各個地方風土人情的價值依據，會不會引發偏見呢？我們知道如果按照啓蒙運動以後出現的歷史進步論觀點，福山的歷史終結在自由主義普世價值上，他堅信當今世界確實還沒有出現可以與之匹敵的新的理念形態。接受了這個觀點的人們勢必會將其對進步的渴望、排除現實生活荒謬感的需求、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融合在對普世價值的無限熱愛上。這樣，線性進步的時間視角就會轉化為擴散性的空間視角；歷史進步的永恆性觀念則會蜕變為對“落後羣體”的優越感。換句話説，信奉普世價值的新鋭分子可能無意中已經成長為一名鬥士，依靠不停地“戰鬥”在道德優越感中體驗“進步的樂趣”。如果這種關於“進步”的優越感又得到物質生活的支撐則會更加鞏固，偏見與傲慢勢在必行。在這裏我們就可以初步推論出一條基本價值邏輯即傳統價值（儒家為核心）在歷史進步“常識”的評判下勢必會遭到現代西方普世價值的打壓，而被認為代表着傳統價值的區域很有可能會因此遭到歧視（在歷史進步論看來，過去的等同於落後的）。我們在文章的第二部分中提出一些中產階層(級)人士熱衷於特定目標的地域黑，但當時並沒有回答其緣由。現在依照新得出的這條價值邏輯，筆者現在可以回答這個問題。答案就是：信奉普世價值的中產階層人士在面對傳統價值乃至“社會主義價值”時缺少敬畏。按照現代性普世價值的標準，過去時代的信念和倫理精神不是愚昧落後的教條就是不適合現代市場經濟的無用之物，在理念上統統是有原罪的。即使某些情況下“地域黑”們所秉持的理念不能解釋社會事實，也會不惜故意扭曲事實而維護自己的前定信念。由此，筆者將部分國人對河南為代表的中西部地區的偏見視為現代性普世價值佔據主流輿論後的必然品味。這種必然在國內表現為對中華傳統文化價值與社會主義價值的蔑視，在國外則表現為對自身民族與文明屬性的懷疑和疏遠。值得注意的是，媒體力量在其中似乎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與其説這是部分新聞記者“逐臭”的本能，不如從這些自詡精英的嗅覺偏好中關注一下話語權背後的問題。

                    三

如果我們更大膽一些的話，不妨利用理想類型的分析方式將河南、東北地區、香港分別作為中華傳統文明價值、社會主義價值、西方普世價值占主導地位的三大代表性區域。看看這三地形象在人們中的起伏反映出的是不是三種價值形態在當代中國人心目中的地位。這也許會驗證筆者的最終猜想——現代性條件下，傳統價值、社會主義價值、西方普世價值三位一體形成一個完整的鏈條。這樣的鏈條因其暗含對歷史進步論的崇拜，事實上形成了一條完整的“鄙視鏈”。結合這條鄙視鏈再回過頭看政治學者福山眼中的“歷史終結”我們才會明白其迷之自信的來歷: 現代西方普世價值與現代西方民族國家同時興起的背後是現代歐洲文明從來就沒有徹底擺脱猶太—基督教的烙印，“世俗的彌賽亞主義”使得西方的強勢民族國家一直以來都把自己看成世界的救世主。

鑑於筆者功力有限，這樣的研究恐怕目前很難完成。但筆者相信如果能夠最終完成上述研究的話，我們對於目前的地域偏見問題乃至其他社會文化問題還會有更加深入的瞭解，甚至對於撇清目前的香港、台灣亂象還會有莫大的裨益。畢竟只有明白了港獨與台獨的精神優越感從何而來，我們才能更好的對症下藥。

價值邏輯的古典意義

細心的讀者可能會提出：西學東漸以前，在中國人沒有接受歷史進步觀念乃至現代西方普世價值的傳統社會，我們又該如何用價值因素解釋地域偏見呢？

古人的地域偏見不涉及本文提出的具體的價值邏輯的範疇，但並不意味着地域偏見與價值文化是不相關的；恰恰相反古人的“地域偏見”同樣有價值優越感的成分而且更具分辨敵我的性質。為了方便起見我們不妨把古人的地域偏見分為國內的偏見與對國外區域的偏見。這裏首先要説明的是，“中國”這個概念的內涵與外延一直在發生着改變，這一點明顯反映在我國的領土疆域上。現在屬於中國版圖範圍內的地區在之前可能並不被納入到王朝的統治範圍內，新中國成立後劃分的民族之前可能並不存在。準確來説，新中國是現代民族國家與文明古國同時存在的特例。民族國家的建立以民族分立為前提，這是西方現代民族國家奉為圭臬的合法性基礎。本論所談及的“國內外”不涉及民族國家概念，更多指的是“中央王國與蠻夷”在政教體系上的差異。中央王國與蠻夷的劃分本身就帶有明顯的價值評判味道，但中央與蠻夷的區分並不是以地域為絕對標準的。如先秦時期，楚國曾自稱蠻夷，此後為了富國強兵主動吸收中原地區的文明教化，待到諸侯與之會盟，則不再以蠻夷視之。《周易·繫辭》記載“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周公制禮作樂也被孔子視為聖人。禮儀、衣冠等也往往被用來代指文明。也就是説文明本身就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價值評判準則。這些準則或出於先人們的習慣，或出於聖人先知的傳道弘法，或是遠古時代流傳下來的經驗法則。總之生活在特定文明體系下的人們可能會對自然人世有着截然不同的觀點。特定的文明自有其特有的標準以區別於其他文明。以瑪雅文明為例，學者們常常對瑪雅文明遺址中某些挖掘出來的文物感到不理解，就是因為這個已經消亡的文明其內在的價值意義也隨之消亡，由文明所賦予的意義體系已經從特定的器具剝離，我們不瞭解這個意義體系才會對古人創造的器具感到奇怪。很多過去的東西之所以看起來落後了，實則是支撐其存在的意義體系已經消亡或者改變，而新的意義體系又不能給予它合理的價值定位，乾脆直接否定掉。具體到地域偏見問題，兩套不同的文明體系其內在的價值體系很有可能是不同的甚至是相互衝突的。為了獲取必要的生存和享樂資源，文明的實體形式國家必須具有充分的動員能力來保證其摧毀其他文明的強大實力。動員戰爭的最好手段就是區分敵我。敵我意識就是為了劃分“我們”和“他們”，所有的這一切都必將依賴於其背後的一整套價值體系。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我們不妨把這種類型的地域偏見視為“敵我意識”在和平時期的潛伏狀態。假以時日如果一個不夠自信的文明接受了其他文明（國家）的價值準則，我們甚至可以説它已經被其他文明所吞噬同化掉了。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能在思想上取得，怎麼看都是為時未晚。為了防止這種情況在本文明虛弱時發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保持對“敵人”的歧視。不論這種歧視是器具上的還是民族性上的，利用人性本能保持特定的偏見是防止被“外族”同化的精神武器。從某種意義上説，無論是孔子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有亡也”還是《左傳》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都是有道理的。老百姓可能不明白兩種説法的真正意義，但也正是這種狀態才是其威力最大的時候。

古人的生活在今人看來是殘酷的，但筆者也不排除人類擁有某些共享的價值原則，正是這些原則能夠使人們可以動用除了戰爭以外的其他手段去爭取資源。先秦以後，在“華夷之辨”上佔據主流的是文化因素。這是因為這個時期的中國已經成為區域內的“天朝上國”，建立了當時最先進最自信的文明形態。用血緣以及地域進行優劣衡量的標準一般在華夏面臨嚴峻威脅遭遇外敵入侵時才會成為主流，這是為了動員力量保證華夏文明的延續。古人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國無外患必有內憂。對於整個華夏文明來説，最大的內憂倒還不是國內的政權更迭王朝更替，而是儒家思想的日趨“嚴苛”。早在先秦時期，老子就曾經斷言“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痛批當時“百家爭鳴”的混亂局面；先秦儒家講究中庸提倡積極入世，但自孔孟以後尤其是儒家成為官方政教體系核心之後其思想為了適應教化大一統帝國的人民，定要在形式與內容上進行改革。不論這些改革當時是出於什麼目的，總之儒家思想越來越不近人情,越來越缺乏政治決斷。這種不近人情與缺乏決斷在心性文化上的反映就是試圖用距離政治中心的遠近衡量各個地方的“文明程度”。中國的政治中心在秦漢時期到北宋的上千年的歲月裏都集中在經濟開發比較充分的關中與中原地區。身為首都人自然有天子腳下得道昇天的自豪感。北宋大儒邵雍就曾對以“南人”身份拜相的王安石深為不滿，並斷言天下從此多事。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在其《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便有粵犬吠雪的記載。更好笑的是老頭子被貶南方之後更是鬱鬱寡歡，為此還貢獻了蜀犬吠日、黔驢技窮等成語。此效果不亞於當今流行的河南人偷井蓋、東北人都是黑社會等“地域黑”的段子。

文化發達的地區往往經濟也十分繁榮，我們説古人的地域偏見與經濟發展水平沒有關係，那是胡扯；但是忽視地域偏見背後的文化價值考量也失之偏頗。如果説古人的地域偏見是在儒家文化圈裏的恩怨，那麼當今的地域偏見問題勢必已經超出了古典的範圍，而處於一種價值多元化的影響下。更重要的是我們所屬的文明正處於弱勢的地位，這種弱勢在筆者看來更多的是指我們沒有確立參與多元價值競爭的主體自信。筆者雖不認同文化主義能夠包治百病，但在當今維持我國經濟中高速發展的背景下，更加關注經濟高速增長後的文化建設問題，拿回價值體系的解釋權卻顯得尤為突出。筆者雖不是“文明衝突論”者，但也希望自己的國家能夠長治久安；顯然以地域偏見為代表的價值衝突有可能撕裂這個國家，更重要的是在這個古老國家復興的歷程中，價值選擇問題也關涉到政治穩定問題。筆者見識到越來越多的以自由民主為名義的“顏色革命”最終帶給人民的只有無盡的痛苦與動亂，這些國家的“先進知識分子”何嘗不希望自己的國家強盛，可是為什麼不約而同走上了國破家亡的歷史宿命？這些小型的民族國家尚且因為盲目追求別人定義的先進性而成為失敗國家，那對於我們這個即使埋頭掙錢也會引來非議的國家，我們經得起折騰嗎？突出地域偏見背後的價值邏輯也是為了突出普世價值的政治功能，雖然可能有些人覺得似乎是在無根據的猜測，但誰知道這一切就是不可能呢？

餘論

筆者最後的問題是，歷史進步論何德何能可以成為現代人不言自明的常識。如果歷史確實是在“進步”的話，現代意識居高臨下批判傳統又有何不可？

歷史進步論的傳統由來已久，但被主流知識接納最早緣起於18 世紀歐洲啓蒙哲學，準確來説這是一種歷史哲學觀念。此觀念經過伏爾泰、黑格爾、馬克思等人的論證如今已經成為世界性的意識形態，在我國也早就是常識。如今越來越多學者認識到歷史並沒有一個非要走向終點的目的性，遑論歷史中的意義問題。後者在西方的語境中明顯是一個宗教問題，即人生在世如何得救。不過相較於哲人學理式的探索，普通人的歷史進步更多指的是現代自然科學觀。人們常常談及的現代意識實際上指的是自然科學與商業文明聯手給人們帶來的“新”的生活感覺——變革即是一切。當現代形而上學家人為建構的歷史進步本身取代宗教意義上的上帝時，我們應該清醒的認識到這個宣稱能夠征服自然的偶然性的法則仍然接受自然偶然性的支配。而充當上帝角色的現代歷史意識為了解釋此世的受苦，必然創造出無神的世界法則並因此想方設法佔領歷史的道義制高點。一旦歷史的道義原則取代生存的自然原則，勢必會將人世引入無根的生存狀態；就此後果而言，筆者認為這就是一種“邪教”，極端信奉它就是迷信。

值得注意的是，我們的古典文明不像西方現代商業文明那樣注重“歷史”及其意義，而是具有熱愛自然萬物的在世情懷，注重自然秩序的通感和諧。當我們厭倦了用現代的標準衡量一切時，不妨返回原點依從自然，嘗試着換用傳統來批判現代，或許這將會促使我們進入更加刺激的思想碰撞中。然而就本科論文而言上述議論僅僅是個構想，便宜起見不如就此歇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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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是筆者大學畢業時的畢業論文，有感於“愛奇藝”事件，故舊文重發，以闡明自己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