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底三大反華勢力來源之二 蝜蝂之殤_風聞
弗莱德里希一世-2018-05-12 18:46
反華勢力來源之二:現在 如果幹翻中國就能獲取億萬萬利益,他們當然趨之若鶩。
“蝜蝂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蝜蝂傳》柳宗元
蘇聯之死
上世紀80年代末期蘇聯解體時候,西方財團是怎麼幹的。他們通過蘇奸、帶路黨、蘇公知、蘇精英、蘇美分大肆宣傳要搞私有化,要分掉蘇聯建國70年來積累的國有企業和國家財富,要分給蘇聯老百姓。蘇聯老百姓一聽高興啊,分錢能不高興麼?結果沒多久從蘇聯老百姓變成俄羅斯老百姓的人們就都被坑慘了。
1992年6月,俄羅斯國會通過證券私有化方案,規定把企業大部分股份出售給企業的職工和管理者,一小部分出售給外部投資人。俄羅斯企業私有化將前蘇聯74年積累的國有資產經過估價,按1.49億人口,每人1萬盧布,無償轉讓給每個公民。每人只象徵性地支付25盧布,即可領到一張面值1萬盧布的私有化券,購買企業股份或住房,或委託給投資基金,該券不記名、不掛失、可轉讓和兑現。這相當於把所有國家財產作價約1.5萬億盧布,分給了全國人民,而且這樣的支付基本是“無償”的,看上去前蘇聯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實惠”,但結果是怎樣的呢?
據俄杜馬聽證會公佈的材料,從1992年到1996年,由於發生惡性通貨膨脹,按1995年價格計算,私有化給國家造成的經濟損失超過9500萬億盧布,相當於衞國戰爭期間損失的2.5倍,81%的國民在經過了這樣的私有化後,存款消失殆盡。無償給予國民的“私有化”怎麼就變成了讓國民破產和國際大鱷掠奪的結果呢?這其中的經濟學原理是什麼?
西方著名的關於貨幣價格理論中的費雪公式MV=PT。M是貨幣流通數量,V是貨幣流通速度,P是商品價格,T是商品數量。 這個公式威力極大,西方財團就靠這個掠奪蘇聯了,我們學好它。
看看蘇聯實例:西方資本如何第一步掠奪控制俄羅斯國企。由於在計劃經濟時代,進行產權交易的貨幣量M和貨幣流通速度V都是一個非常低的數額,於是商品數量T增加後的結果,就是價格P急劇下降。如此一來看似公平的私有化,結果就變成了普通人拿到債券後,只能以廉價的拋售來換取現金改善生活。由於當時具體的產權交易領域的現金極為不足,導致其拋售價格極為低廉。低廉的價格引發恐慌再造成進一步拋售,俄羅斯的民眾紛紛出賣私有化證券,而企業經營者、有錢人以及外國資本則乘機廉價大量購買,私有化證券以極快的速度向這些人羣手中集中,以至於在股份化的國企中,90%的小股東持股不到10%,而1%的大股東則持股85%以上,極大地加劇了貧富分化。
這就好比一個市場裏,人人突然都持有股票了,但股票不是實際資源(房子米麪燃氣),股票要拋出才能換實際資源,於是俄羅斯老百姓大量拋出手裏的債券,債券價格大跌。這些債券還是俄羅斯國企賤賣的結果。所以相當於俄羅斯的國企被賤賣(低估價)後再賤賣一次。據俄羅斯國家杜馬私有化結果分析委員會提供的數字,俄羅斯已出售的12.5萬家國有企業,平均售價僅為1300美元,其價格之低廉創世界紀錄。俄羅斯500家大型國有企業實際價值超過1萬億美元,但只賣了72億美元。僅1996年一年,因國有企業私有化造成的損失就比希特勒侵蘇戰爭使國家財產遭到的損失還要多。
20世紀最大悲劇之一
俄羅斯實行私有化以後,1992年當年通脹率即達到2501%。持續多年的嚴重通貨膨脹,不僅造成經濟生活混亂,而且使廣大民眾遭到空前浩劫。1992年俄全面推行“休克療法”,導致經濟癱瘓,物價飛漲,盧布貶值,居民損失了4600億盧布儲蓄,物價上漲51倍,而名義工資僅提高11倍。價格指數逐年暴增——1991年同比上升168%,1992年上升2508.8%,1993年844%,1994年214%,1995年131.4%,轉軌5年,物價上漲了近5000倍。其後幾年通脹略有下降,但仍然處於極高水平,1996年21.8%,1997年11%,1998年84.4%,1999年36.5%。至此,導致81%的居民多年辛苦勞動的積蓄被徹底洗劫一空。
在俄羅斯私有化以後,為什麼會導致必然的惡性通貨膨脹呢?答案還可以用費雪公式來解答。按照MV=PT,我們可以看到老百姓雖然賤賣了所得的債券和產權等權益,所得的現金還是極其巨大的,這樣的情況相當於對社會注入了大量的貨幣M,而老百姓需要購買的商品T的數量卻難以快速增加,尤其是在蘇聯的計劃經濟下一切按照計劃生產,生產能力沒有冗餘,適應需求的快速增長沒有餘地,因此在T不變的情況下,貨幣M數量的增加必然導致價格P的暴漲。
在商品價格突然暴漲下,老百姓持有現金的慾望極大降低,導致原來不參與流通的存在銀行裏的定期儲蓄等廣義貨幣M也加入到流通中來,進一步提高了市場中的貨幣M的供應量,同時另外一個關鍵因素就是貨幣流通速度V的急劇增加,在通脹的壓力下老百姓本來是要一個月花光的月工資必須在得到工資的當天搶購當月所有必需品(越漲價越要快點買,今天賣10元的東西,明天可能賣20元),所以這樣的結果就使貨幣流通速度增加了30倍。按照費雪公式,價格就要增加30倍,這樣的結果相互作用是一個相乘的關係,導致貨幣惡性通脹200倍就成了輕而易舉的事情。
更進一步的是,在這樣的通脹下為了維持政府開支,政府原來的收入按照通脹前的貨幣計量就嚴重不足了,結果不得不再一次大規模印鈔,導致惡性通脹正反饋增長。
蘇聯“私有化”後,不僅國家公有財富被外國資本和權貴資本洗劫,大部分老百姓私人財產也被一攫而光。這種打着“愛國”和“民主”的幌子大肆攫取財富的行徑,就是西方金融集團的所作所為?大量的普通蘇聯人忍飢挨餓,生活水平低下,許多善良人家的子女被迫出賣肉體為家庭換一口糧食吃。而西方金融集團,他們盡情歡樂,盡享從蘇聯倒下後掠奪來的財富,他們無需為此有任何心理負擔、無需對此負任何責任--是你們自己傻要上當搞什麼私有化!
蘇聯自殺總結
首先把蘇聯的國有企業價格做低,如價值1萬億美元的國企,做低成72億美元,做低139倍,做成企業股權債券發給俄羅斯老百姓。老百姓拿到這個股權債券的時候,第一選擇就是變現換取生活物質。人人都出售股權債券就會導致股權債券價格直線下跌。然後西方金融財團培植代理人,低價購買大量企業債券,獲得前蘇聯留下的企業資產。本來蘇聯國企就被做低了價格,現在再次跌價,跌個50%就是被做低278倍。價值價值1萬億美元的國企,只需要花36億美元就可以購買,這是什麼概念!!!你以為那些蘇聯解體時出現的經濟寡頭是哪裏來的,古辛斯基、亨別列佐夫斯基、霍多爾科夫斯基、斯莫連斯基、維諾格拉多夫、馬爾金、弗裏德曼、阿布拉莫維奇,這些人都有一個特點就是猶太人。整個俄羅斯猶太人才只百分之零點幾憑什麼俄羅斯的經濟寡頭都是猶太人?這是因為西方社會的終極控制者是盎格魯撒克遜——猶太資本“神聖同盟”,這些俄羅斯寡頭就是他們在俄羅斯的代理人。你以為那些寡頭靠賣賣光盤、賣賣牛仔褲、牛肉罐頭就能成為寡頭?
私有化掠奪蘇聯老百姓第二步還是用費雪公式,老百姓雖然賤賣債券了,但錢還是多了,錢多了要買商品,前蘇聯計劃經濟時代生產的商品又不夠,當然價格就貴了。再加上外部勢力別有用心的推波助瀾,更是讓物價暴漲!老百姓的積蓄全部縮水,財富被外國財團掠奪。美國經濟學家傑弗裏·薩克斯為俄羅斯私有化開出了休克療法的藥方,結果把俄羅斯老百姓坑到家了。我們中國老百姓,一定不能被“精英”經濟學家給忽悠了,要知道所謂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很多都是美國基金會出獎學金供其在美國讀金融的!他們是被西方金融財團培養出來的“芝加哥男孩”,要坑中國老百姓的。
前三十年與後四十年
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就是通常所説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起於1949年新中國成立,止於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黨的十八大報告充分論述和高度評價了這一歷史時期發生的對當代中國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立具有奠基意義的兩件大事:一是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二是在探索中國自己建設社會主義道路過程中,雖然經歷了嚴重曲折,但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的獨創性理論成果和巨大成就,為新的歷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這充分説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雖然是在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開創的,但其基礎和源頭是改革開放之前的歷史時期。
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的傾向和觀點,不僅抽掉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探索的基礎,也必然導致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否定。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根本保證的社會主義制度,主要是在這一時期建立的,是這一時期黨領導人民取得的根本成果。否定了這一時期,必然導致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否定,就會得出我們壓根不應該搞社會主義,甚至不應該搞革命的結論,那就談不上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開創和發展。“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最根本的要求就是不能用改革開放前那種僵化的觀點看改革開放後出現的新事物。用僵化的觀點看改革開放的現實生活,必然像魯迅筆下的九斤老太一樣,這也不順眼、那也不順眼,“一代不如一代”,什麼都是過去的好,甚至站在改革開放的對立面,懷疑和否定改革開放。如果沒有1978年我們黨果斷決定實行改革開放,並堅定不移推進改革開放,堅定不移把握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社會主義中國就不可能有今天這樣的大好局面,就可能遇到像蘇聯、東歐那樣的亡黨亡國危機。
總之,“兩個不能否定”直接關係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兩個關鍵性的問題,即在中國要不要堅持社會主義、要不要搞改革開放的問題。這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問題。否定了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中的任何一個時期,就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否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土改的正義
舊中國土地問題錯綜複雜,但是又表現明確。某種意義上可以説,中國土地根本沒有一個完全明確歸屬於某人的產權。和歐洲的那些封建領主不同,中國沒有法律意義上絕對屬於某人的土地的。哪怕是比較簡單的土地出租問題,也有多種形式,永佃、歲佃,模式大不相同。甚至連出租土地的人,從地主到貧農都有。一種萬花筒一樣的感覺。那裏面紛繁複雜,一塊地的所有者很可能有兩三重關係。環環相套,組成了一個大麻團。但是從簡單的意義上來説,生產力發展的落後,決定了需要一個裁決者來維持秩序。而縣令根本是沒有辦法瞭解農村的這些糾葛,進而有效的解決有這些複雜的問題引發的矛盾官司。宗族和地方豪強就起來成為這些問題的仲裁者,進而掌握了地方上的實權。
地主們作為當年的社會中堅階層,佔有了大部分生產資料和糧食。可是他們並沒有把這些生產資料與糧食用來搞工業建設。因為每個地主能夠拿出來的資源太少,根本不足以去建設工業體系。更別提他們根本沒有什麼工業化的組織和思維模式。歷史的侷限性註定了這些土包子地主們不可能自發的去建設中國的工業體系。
二十世紀中國的中國如果想對抗外國侵略者,如果想保衞自己的國家與人民,就必須工業化。既然舊有的土地制度以及衍生出來的地主階層註定無法實現這個歷史使命。舊有的土地制度就是一種實實在在的罪惡。從國家的解放與發展的角度來看,地主們有意或者無意的犯下了滔天大罪。地主們賴以為生的社會制度,就是一種必須徹底消滅的腐朽制度。在“土改”的基礎上。全面沒收土地後再進行分配。舊有的土地所有制徹底覆滅之後,舊有的社會制度也隨之覆滅。
工業國的生產力水平遠高於農業國,儘管“土改”消滅了地主,但是土改後建設起來的工業體制提供了更多的機會,提供了更高的生活水平,提供了更美好的生活方式。從1911年的清末到1949年的新中國,中國人口在這三十多年中沒有什麼增長,而中國的人均壽命居然降低到了三十多歲。每三個出生的嬰兒中間,就有一個活不到三歲。而共和國在60年間,人口就從四億多人變成了十三多億,這還是在實行了大規模計劃生育的基礎上的實現的。人均壽命增加了一倍多,至於生活質量,更是1949年想都不敢想的水平。可以説,土改政策結束了中國舊的制度,打下了新中國的工業化進程的基石。所以無論土改是如何嚴厲,因為操作不當,其中有過現在看不那麼温和的事情。土改本身是正確,正義,絕對必須的。
兩種道路,兩個結局
當中國人口增長到了10億,連絕大部分柴草山都已開墾為耕地後人均耕地也不足2畝,作物秸杆既不能還田也不能做飼料而只能成為做飯的柴火的時候,農業社會、小農經濟的中國已經走到了萬劫不復的絕境。這不是危言聳聽,光、熱、水、土資源均好於中國的印度,在進口1000多萬噸化肥後2011年平均單產100公斤。如果中國現在只有這個單產水平,糧食總產將不到2億噸,人均口糧只有140公斤,即使再多的“反對黨和自由媒體”,最公平最理想的糧食分配方案,最慈悲最無私的外國援助也阻止不了大饑荒的發生!
在前30年中,中國只有兩條道路:
一種是“無為而治”什麼也不幹就不會犯錯誤;“與民爭利、盤剝農奴”肯定是招人罵的事,在耕地潛力未盡前不“瞎折騰”肯定大家都可以寬舒幾年,有了餘錢時再辦廠修堤賑下災,然後輕鬆寫意地沉醉在小農經濟的田園牧歌中,然後人均耕地越來越少,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另一種是最大限度壓縮消費和最大程度地盤剝農業,把資金集中起來,冒着犯錯誤背罵名的危險,勒緊褲帶,流着血汗,在人均耕地降至2畝(1974年)以前儘快工業化,至少要有最基礎的重工業體系。
毛澤東時代主要是注重基礎建設,如大量的水利建設、重工業建設和基礎工業建設。而這種建設往往都是投入大見效慢的,它們更多的是為了提高社會生產能力和延展能力,一般不直接體現在物質財富增長上,尤其不立即體現在現實生活物質層面。而且它們的效益往往要在一定時期後才逐漸顯現出來。例如發展鋼鐵,首先需要勘探、建礦、開採……這些長時間的前期投入,到冶煉出鋼,再用於其自身的擴大規模和一級加工、製造機械設備,這中間的投入是非常巨大的,也是需要時間的,而且仍然不能在現實生活中見到成效。但這些卻是以後發展二級、三級生產,如紡織機械、汽車生產線、生活用品加工機械、軍工生產線……等所必須的。到這些轉化為毛澤東時代後期的門類齊全、規模宏大的完整的工業體系,僅僅用了三十年的時間,這不能不説是個奇蹟!
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初開始的農業豐收,最主要的有以下五個因素:
一是種子革命。七十年代初,我國雜交水稻良種育成,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大體完成推廣,使水稻單產約增加20-30%。與此同時,其他各種農作物如小麥(70年中期開始推廣輻63)、玉米(雜交玉米)、棉花、油料也都陸續發生了種子革命,對提高農產品的產量和質量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搞過農業科技的人都知道,一個良種,從配育到選育、繁育、推廣,極順利的話,一個週期下來也要十幾年的時間,並且首先要建立起農業科技體系。
第二是化肥革命。70年代,我國各地陸續建成一大批中小型化肥廠,1972年中美發表《上海公報》以後,西方允許部分民用產品對華出口,我國又迅速引進了13套大型化肥生產裝置,這些裝置到1979年時絕大部分剛好建成投產,迅速增加了每畝化肥的施用量,這在長期以農家肥為主的田地裏起到了明顯的增產作用。
第三是水利革命。水利是農業的命脈。在建國後的前二十多年裏,各級政府利用農閒每年大規模組織社員興修水利,整田改土,修造梯田,大面積墾荒,全國建成大小水庫七、八萬座、塘壩無數,人工河道、田間路、溝渠、防護林網形成,極大地增強了灌溉能力和防災抗災能力,保證了農業的穩產高產,這些基礎建設工程在現在是很難完成的,投資也是無法用數字來衡量的。
第四是農業機械的大量投入。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簡明教程》(1985年)記載,1975年我國農業現代化裝備水平進一步大大提高,拖拉機和手扶拖拉機的產量分別是1965年的6.7倍和66倍,排灌動力機械增長4.9倍,用電量增長4.7倍。農業機械的大量投入,為機械深耕、農業灌溉提供了保障。
第五是耕作技術革命。由於農田水利系統的形成、生長期短且高產穩產抗倒良種的相繼育成推廣、農業機械及化肥、農藥的大量使用,使得農業間作、套種、複種技術得到全面應用和推廣,作物複種指數大大提高,從根本上促進了農業的豐收。而這些都是前期對農業和支農工業大量投入的必然結果。
三線建設,兩套工業體系
三線概念:與經濟最發達且處於國防前線的一線(指東南沿海及東北、新疆等地區)和位於中間的安徽、江西等二線省份相對,三線建設的範圍包括四川(含今重慶)、河北、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廣西、雲南、貴州、陝西、青海、甘肅和寧夏13個省及自治區,他們全部位於中國的中西部地區。其中,位於大西北和大西南的七省又被稱為大三線,而中部六省被相對稱為小三線。
我們外部被敵人封鎖,國家的建設自然要以生產槍炮為主,輕工業吃穿用度的生產自然少了,所以大家在文革時期感覺物資很匱乏。同時重工業的佈局又進行了“三線佈局”,為了避免敵對國家的襲擊,大量重工業採用大分散,小集中的建設,少數國防尖端項目要“靠山、分散、隱蔽”(簡稱山、散、洞),有的還要進洞。比如如陝西漢中飛機工業基地,下屬28個單位分散在兩個地區,7個縣的範圍內,其中一個企業被分散在6個自然村中,裝配零部件需要汽車往返幾十甚至上百公里,員工上下班也非常不便。陝西新建的400多個三線項目,將近90%遠離城市,分散在關中平原和陝南山區的48個縣,多數是一廠一點,有的甚至是一廠多點,佈局被譏諷為“羊拉屎”、“瓜蔓式”、“村落式”。這樣的建設佈局,能不耗費大量的國家投資麼!
在65年的時候國家計委關於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四月提綱,就是説工業和國家建設要"立足於早打,大打.“原來第三個五年計劃是以吃穿用為主,又改回來了以重工業優先.在這過程中又特別注意了戰備的需要,這個過程中又將重工業的建設成本提高了,在重工業中間又優先佈置軍事項目;在佈局上面為了戰爭期間的生存壓力,也較低了投資效率和產出水平,原來你可以在大城市建的項目,現在要進山,鑽洞,分散,而且規模要小,很多地方要建立獨立的工業體系,這樣就使建設成本規模效益都很不好.有限的資源,在投資和建設效益上,必須要以戰爭期間的生存能力為第一依據進行佈局調整,這樣的效率損失是非常大的,這個效率損失實際上就是為國家安全支付的成本和代價.
中國企業佈局和規模效益很差的情況,一直延續到1972年尼克松訪華之後,這個時候中國的安全態勢有了很大的改善.1973年開始執行的"四三方案"在佈局上面,就脱離了原來的戰備考慮.尼克松訪華後西方國家放鬆了對中國的管制和禁運,這個時候我們國家拿出43億美元進口了十三個化肥廠,四個大石化工廠,一個烷基苯廠,兩個電廠,這樣就總共一百多個項目,這樣的項目在佈局上主要是中部地區和東部地區,而且規模是按照國際上產品規模建設的.
在重工業優先政策減少了當前可分配資源和剩餘之後,國家安全原因又迫使中國政府選擇一個低效率的佈局和規模選擇,同時製造槍炮的需要壓倒了製造麪包的需要,安全成本的支付也同樣降低了民眾的當前福利,毛澤東時代的資源分配緊張關係,就這樣直接受到安全成本支付和長遠利益優先的影響,除了解放初中國的起點很低,人均資源不足之外,這兩者是毛澤東時代社會分配關係緊張的重要原因.換言之,為了國家和民族安全,為了長遠利益,人們不得不忍受當前福利的減少.這就是精英們後來主導政治變局的能量之一,他們不承認安全需要成本,不承認長遠利益優先,不承認多數人的普及比少數人的提高重要。
如果沒有文革時期的三線建設,今天中國的中西部還要更貧窮,更不會這麼自然的對接“一帶一路”。
延伸閲讀--美國人的貿易談判(引自血飲)
通過逐個分析美國貿易代表團的要求,我們就能看出美國的整體戰略意圖。美國提出的第一個要求是,到2020年削減2000億美元貿易順差。我們知道,中美貿易順差雖然在中國,但利益順差卻在美國,美國明知自身利益會受損卻依然故我發動貿易戰威脅,這是為何?其實這背後的原因就是要重塑美元流向。雖然美國受益於中美貿易,但美國境內的美元正順着貿易順差大量進入中國境內,跨國企業每年的在華利潤約1300億美元,超過外國對華直接投資總額。這些美元無論是跨國公司用於擴大再生產,還是被鎖死在地方債或樓市裏的遊資,美聯儲均無法左右這些美元的流向。好似斷線的風箏,進入中國境內的美元猶如泥牛入海不復還。
美聯儲加息就是為了吸引國際資本回流,而中國現在卻就成美元流動性的黑洞,只進不出。2014年10月到2018年年初,美國長期資本流入大約為1.1萬億美元,抹掉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也大約是1.1萬億美元,合計同期國際資本流入應是2.2萬億美元,而這1.1萬億美元的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大約能夠將美國十年期國債收益率壓低0.5%。這就是美國發動貿易戰並要求中國在2020年之前削減2000億美元貿易順差以對等增加流入美國的國際資本的根本原因。簡言之,年年都有的貿易順差帶着美元持續性流入中國境內,促使美國發動貿易戰欲堵住中國這個美元失血口。
除了吞噬美元流動性以外,中國還輸出手中的美元流動性反向打壓美元指數。美元走強對美國金融系統穩定至關重要,而美元走弱將導致資本流出,惡化金融市場。中國在美元走強的區間內乘機加大對南方國家抄底,大量拋售美元資產輸出美元流動性,配合朝鮮核導彈活動成功擊落美元指數,拉高美債收益率,使得美國金融系統壓力驟增。最具諷刺意味的是,中國對外抄底用的美元就是通過貿易順差從美國掙回來的,而且中國在美元走強區間的抄底成本最低,美國又不敢做空美元,只能眼睜睜看着中國肆無忌憚地截胡。如此,美國發動貿易戰修理中國也就不難理解了。只有打掉中國這個黑洞,美元流向才會再次正常起來,才能讓美元全球循環成功運行下去。
那麼,美國堵住中國這個美元流動性黑洞的策略是什麼呢?首先,“開放美國佔優勢的農產品和服務貿易,進一步縮減中美貿易順差”這一要求,是意圖在吃了中美貿易的利益順差的好處之外,再進一步擴大美國商品服務在中國市場的佔比。其次,通過壓制中國產業升級的工業2025,維持美國在高科技領域優勢,保證利益順差進一步擴大。這種既佔你的市場份額又打壓你的產業升級的手法,既當了婊子,又立了牌坊,背後彰顯的是發動貿易戰企圖一次性解除中國的武裝,但是中國也用堅定的信念告訴他們:戰爭都拿不到的東西,你美國別想通過耀武揚威的談判拿到!
總結
1949年新中國建立,開國元勳們最偉大的功績之一就是把全中國所有的土地和礦山收歸國有,拒絕了西方國家趁着中國近代貧病積弱時在中國攫取的城市核心土地和礦山資源的所有權,直接接收了所有中國大陸原國民黨政府官辦以及其它外國人辦的廠、礦和企業。1949年大陸富豪在離開大陸時,把大量房產土地廠礦企業抵押給了西方銀行,拿着這些抵押憑證離開了大陸。新中國政府拒絕了西方銀行對中國大陸的這些抵押物所有權的索取要求。
再同時當年國民黨政府為了給抗戰和內戰融資,也把大量的資產和權益抵押給了以美國資本為主的洋行。美國人在抗戰初期的隔岸觀火以及其後的借款,都是要“中華民國”的統治者付出額外代價的,最後美國人在內戰當中並沒有插手而放任國民黨政府失敗,其中也妄想着中國無力贖回這些抵押出去的權益,他們就可以合法佔有中國的資產。美國所謂的支持國民黨內戰,就是讓國民黨統治者抵押借款,借款的背後是金融資本的貪婪。只是他們都沒想到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者們那麼勇敢堅強,為了保住全體普通中國人的財富,拒絕了當時威風赫赫、如日中天的美國人的要求,毛主席寫了“別了,司徒雷登”,明確拒絕了在南京想就“美國在華財產權益”與毛主席談判的美國大使司徒雷登。
外國金融勢力深深明白,只要顛覆了中國,他們就會像顛覆了蘇聯一樣獲取萬萬億的利益,可以把中國的國家資產據為己有,可以把中國的老百姓的儲蓄都佔為己有,可以讓中國的老百姓賣兒賣女給他們淫樂只為換一口飯吃,同時還少了中國的威脅。他們怎麼不會不做這事!他們必然要顛覆中國,因為獲利何止是萬萬億!
資本主義首先是一種特殊的社會關係,是特殊的“人脈”,而根本不是什麼理性的市場交換。就是對主宰經濟和投資活動的利益集團之間的社會關係作精密研究和調查,甚至是不擇手段地掌握、揭發和洞悉權錢交易的關係網,而不是去埋頭研究什麼市場的理性模型。資本主義一定是權錢勾結,一定是最大利益集團的操縱,如果從抽象的市場理性角度看,資本主義的盈利活動恰恰是高度非理性的,資本市場從根本上説是被社會關係和階級關係、被最大利益集團的利益所支配和操縱的。人家壟斷了能源,更掌握着兵權和秘密警察機構,順理成章的想搞誰就搞誰,既然能把你“民主”上來,同樣也可以把你“民主”下去。
最後我們以毛主席的話作為結束:
事情不是那麼簡單,人家資本主義制度發展了幾百年,比社會主義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中國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會歷史長,近代又被帝國主義弱肉強食,搞得民不聊生,實際四分五裂。我們這樣的條件搞資本主義。只能是別人的附庸。帝國主義在能源、資金許多方面都有優勢,美國對西歐資本主義國家既合作又排擠,怎麼可能讓落後的中國獨立發展,後來居上?過去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資本主義道路,我看還是走不通。要走,我們就要犧牲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違背了共產黨的宗旨和井岡山的追求。國內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都會激化,搞不好,還會被敵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險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