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5.12】趙汀陽：汶川救災與“普世價值”_風聞

編者按】汶川地震十週年，各種紀念是少不了的，也絕對是應該紀念的。自明社在這股紀念的大潮中，選取趙汀陽先生一篇文章出來，是要提醒大家，汶川地震其實是富有思想史的意義的，因為它首次引起了一場關於“普世價值”的爭論，普世價值這個名詞就是在汶川地震後逐漸大行其道，終於成為中國輿論場的核心詞彙之一，並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無所不在地現身於中國思想者的意識雷達中。

汶川地震十週年之際，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普世價值這個概念在中國的傳播，有一個從隱到顯的過程。普世價值的概念出現以前，還有一個概念先行出現，那就是普世倫理。1993年8月28日到9月4日，6500名來自不同宗教的代表在美國芝加哥舉行了世界宗教大會，並通過所謂《全球倫理宣言》，《全球倫理宣言》宣稱, 全球倫理首先表達的是世界上各種文化或宗教中“都可以見到的”、“已經共同擁有的”、“最低限度的基本共識”, 例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以及具體的一些“不殺人、不偷竊”之類的“金規則”, 這些規則是共有的, 因此全球倫理畢竟是可能的。但是，為什麼是這個時候突然舉行這樣的大會，提出這樣的問題呢？所以我們應當注意到，這個會議和這個《宣言》是在冷戰結束、新一輪全球化展開的背景下產生的，因此，這份《宣言》作為意識形態，其實質上的政治功能是非常明顯的，一波又一波洶湧而來的吞噬力量就此在世界各地展開。

這樣一個有全球影響力的事件的發生，自然會讓當時那些着急上火地希望擁抱所謂世界走向所謂世界的中國知識分子忙不迭地跟進。於是，在中國掀起了對於“普世倫理”的討論，但主要還停留在學界。在人類從直接的倫理共同體中解放出來以後，倫理討論轉變為道德討論，或者説二者連用——倫理道德或道德倫理——成為一種必然。而道德關涉價值，因此，可以説，普世價值概念是普世倫理的衍生概念。小編在知網上搜索了一下，在中國學界第一次出現“普世價值”概念的文章是在1996年（《儒教文明的普世價值與特殊主義取向》）。這篇文章反映了中國儒家文化藉助“普世價值”討論參與全球化、觀照世界與中國關係的思想。這在之前的普世倫理討論中是非常常見、不足為怪的。第一次把普世價值與政治明確聯繫在一起的文章，是2002年的《為什麼不是“中國的民主”》（作者署名王思睿，實為公知界真正的大佬陳子明）。這篇文章較為集中而全面地展示了後來所謂“公知”們的世界觀。但是，在這個時候，關於普世價值依然是少數人在談論。

2008年汶川地震後，是集中談論普世價值高峯。《南方週末》提出來，中國人民抗震救災的精神，不是人本身藴藏的良知良能向外的擴充，也不是中國自身歷史與現實積累的文明成果的呈現，而是來自於西方賜予我們的普世價值，是中國人學習西方的結果。這樣一種提法，立即引來了一批公知的歡呼，形成輿論大潮。而趙汀陽這篇《汶川地震與普世價值》文章，就是針對上面南周的言論，在汶川地震發生後的第一時間，將普世價值問題引向中國傳統。其思路是，中國傳統的普世性更究竟更根本。輿論場由此逐漸發酵，隨後幾年，普世價值被不斷談論，反駁的聲音也越來越多，形成了激烈的爭論。關於這些爭論的細節，小編就不再展開了，這裏需要為讀者提供一些重要的提示：

中國近代以來，始終有一個問題伴隨着，那就是中國與世界的關係。佔據主流的一個觀點是中國本來在世界之外，為了不被拋棄，要不斷地走向世界，走到世界中去。當然，如何走，就會成為問題，於是，誕生各種主張和思潮。2008年，中國成功舉辦奧運會，可以説是成功地走入所謂世界。但是，中國走入所謂世界的方式，是不符合“普世價值”的標準的，所以，有人不斷以“普世價值”的標準來要求中國，圍攻中國。類似2008年的3.14事件，以及其後的保衞奧運聖火的運動，都是在中國即將走入所謂世界的當口發生的圍剿與反圍剿的事件（説來也怪，也就是在2008年汶川地震之後，首次出現了今天大行其道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概念，見朱相遠《“5·12”大地震感悟》一文。那一年似乎已經規定了未來中國思想的焦點）。隨後，普世價值概念在爭論不休中，逐漸衰退，標誌其走向衰退的最重要的事件，大概就是中共十八大的召開。十八大報告中提出了“三個自信”的概念，同時，也吸收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概念。這其實表明，作為全世界對理論問題最為重視的政黨，中國共產黨準備拋開近代以來西方對於世界的狹隘闡釋，把其闡釋還原為一種他們自己的本土知識，並代以中國的方式，自主自立地在世界上展開自身。十八大以後的歷史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十九大以後表現得更為明顯。趙汀陽對普世價值的闡釋，就在向我們揭示：歷史上並不存在中國在世界之外的事實，中國從來就在世界之中，並充分鋪開在了世界意識的各個環節。趙汀陽還揭示出：當我們不以實體而以價值充分性來説（事實上沒有一個國家曾經成為過實體世界本身，即沒有國家與世界在實體上等同過），中國傳統的普世性恰恰讓其一直較為充分地內在於世界又與世界重合，西方卻長期遊離於世界之外並持續頑固地用其地方特色試圖扭曲世界。

2010年，中國GDP總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同年，中國製造業GDP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在取得了巨大成就，綜合國力得到空前提高的物質基礎已經具備的時候，如何解釋這種現象，以及如何把產生這種現象的道理陳述清楚以便於更好地指導未來，就成為一種必然的上層建築的要求。總的問題是：中國如何達到今天的這樣一種狀態？如果這不再是一個跟着西方人亦步亦趨的結果，那這就需要講好中國故事，但是，講好中國故事還是遠遠不夠的，更需要的是講好中國道理，這是一種更高的要求。雖然，現在還看不到成熟的理論成果，但是，非常明白的事情是，講好中國道理，其理論來源無非有三個可能：古代傳統、革命傳統、異質文明的成果。如何在一個更高的層面實現三者的綜合，這就是學者們的使命了，因為中國要隨時做好治理世界的準備，到時説上就得上，這是無法逆轉的歷史大勢。然而大部分中國人和世界各國一些人民都沒有做好準備，而趙汀陽這些年一直在為中國思想做相關的準備，他的確是走在了前面。

汶川救災與“普世價值”

趙汀陽

汶川救災已經註定成為一個歷史大事，必定會給人們留下某種重要的精神遺產，汶川救災的驚險和激情過去後，冷靜的思考剛剛開始。突發事件最能夠激發人們靈魂深處的精神，這些潛伏着的精神在日常生活中或許不明顯，但一直存在。汶川救災的緊迫性使人們心中的中國精神爆發出來，就好像人們的人格一時間都得到普遍提升，令人震撼的萬眾一心、不計私利、不怕犧牲、見義勇為、先人後己的精神在全國人民的自覺行動中充分體現。這一集體自覺行動以事實而不是以話語對所有人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做人要做什麼樣的人？人的命運掌握在誰的手裏？人在哪裏能夠獲得幫助和拯救？

如果我的理解沒有錯的話，汶川救災的事實給出了這樣的回答：每個人的命運就掌握在他人的手裏，他人就是我們的命運，沒有一個人能夠自己拯救自己，每個人都需要他人的幫助。如果哲學地説，每個人的存在、利益和幸福都取決於他人，他人就是我的存在條件，任何一個人的命運都是由人之間的關係所定義的。假如學校是由不負責任的他人建造的，那麼學生的生命就遇到嚴酷的挑戰；假如沒有那些英勇無畏的救援者，學生的生命就不會得到拯救。既然每個人都只能從他人那裏獲得幫助和拯救，所以他人就是救星。在他人之外無拯救，在人間之外無拯救，只有人能夠救人。正因為只有人能夠拯救人，無論是拯救他人或者為他人所拯救，所以人對他人就負有義不容辭的責任。對他人負有責任意味着，當他人遇到無法克服的困難，我們就有責任提供他人所需要的幫助。這就是以他人為思考重心的中國哲學的基本精神，就是説，人的問題只能在他人那裏得到解決，而不可能在上帝那裏或者在自然權利那裏得到解決。子產説：“天道遠，人道邇”，孔子説：“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都是這種人間精神的表現。

有的媒體認為汶川救災所以偉大是因為向世界承諾和表現了西方的“普世價值”，這種歪曲事實的解釋令人吃驚也令人失望。如果中國救災所表現的無非是西方價值觀，那麼西方就不會對中國救災所顯示的力量感到出乎意料和吃驚了，很顯然，假如中國和西方的所作所為大同小異，就根本不值得西方驚訝了。汶川救災證明的不是西方的普世價值，而是證明了中國價值就是普世價值；不是中國向西方交出的答卷，而是中國人對中國精神的一種發展和再創造。可以想象，救災英雄們恐怕很少讀過聖經、奧古斯丁、洛克、康德、伯林、海耶克、羅爾斯之類，也恐怕很少讀過“獨立宣言”和“人權宣言”之類，在救災英雄們身上奔騰的是中國心，恐怕不是西方心。

在當代思想市場裏有許多價值觀在競爭，人們可能會各自選擇一些自己喜歡的特殊價值觀，比如屬於某個特殊羣體的價值觀，人各有所好，這是正常的。同時，人們總要與他人合作，所以在特殊價值觀之外還需要普世價值觀。但問題是：什麼樣的價值才有資格成為普世價值？什麼才是檢驗價值的標準？很顯然，沒有哪一種價值觀能夠評價另一種價值觀，沒有哪一種價值觀是其它價值觀的規範和標準，沒有哪一種價值觀是最高權威，否則的話就變成精神獨裁和思想專制了。檢驗價值觀的標準必定落在價值觀之外，必定落在話語之外，所謂有理不在聲高。因此，我們有理由説， 事實是檢驗價值的標準。

當一種價值觀落實為事實，如果這一事實顯示了最大化的兼利和兼容，或者説，它使人們的共同利益最大化，同時對任何人的傷害最小化，這樣的價值才有可能獲得人們的普遍同意，才能夠成為普世價值。以汶川救災為例，汶川救災的事實證明了患難與共的大家庭精神這一中國價值就是一種普世價值，理由很明顯：人人都有可能遇到自己無法克服的困難，人人都需要他人的救助。假如把汶川救災的成就説成是顯示了西方的普世價值，則是典型的張冠李戴、移花接木。要是説中國在物權法之類的法治改進上接受了西方的普世價值，就比較靠譜了。中國並不拒絕其它文化所創造的普世價值，所謂見賢思齊，例如自由和法治就是大多數中國人已經接受了的來自西方的普世價值，但這決不意味着西方價值都是普世價值，更不意味着中國價值不是普世價值。事實上，包括中國和西方在內的各種文化都對人類普世價值有所貢獻，無論是中國價值還是西方價值，只要被事實證明為對人類普遍有益，被證明為能夠有效解決人間困難，它就是普世價值，按照中國的説法，就是天經地義。

在普世價值的問題上，最常見的錯誤理解是把普世價值理解為一個單調或單面的價值觀。但是，人類生活的事實是複雜多面的，有着性質完全不同的多種多樣的困難和問題，因此，指望某一種價值觀就能夠一攬子通吃所有問題，完全是不理解複雜人性的幻想。人們會遇到各種困難，各種困難需要各種解決方式，所以需要多種普世價值的聯合體系。因此，一個真正普遍有效的價值觀體系必定具有最大兼容性，它能夠合成並且容納來自各種文化對普世價值的創造。比如説，每個人都需要安全和利益的保證，事實證明，由法治所保護的個人自由是必不可少的，這是西方對普世價值的一個貢獻；同樣，每個人都需要他人的幫助和情感，事實證明，由情義所塑造的共享關係也是必不可少的，這是中國對普世價值的一個貢獻。這兩種普世價值缺一不可：沒有個人自由，每個人就有可能被迫害；沒有他人情義，每個人就得不到救助。避免迫害和獲得救助正是每個人存在的兩大條件，如果模仿伯林的説法，似乎可以説是每個人生存的“消極保障”和 “積極保障”。可見，如果一個普世價值觀體系能夠綜合各種文化的貢獻，才是真正優越的普世價值。

目前西方聲稱的普世價值體系就只是一個單調的價值體系，它僅僅體現了“權利為本”的西方現代價值（希臘羅馬的“美德為本” 價值觀已被拋棄），這個體系是非常片面的，沒有全面應對複雜生活問題的能力，而且它過分突出了“個人”，這會導致社會的現代病。個人主義的自由、原子式的個人權利、追求私利最大化的個人拯救不了任何人，既拯救不了自己也拯救不了他人。自己無條件地優先於他人的價值觀在理論上意味着沒有一個他人是能夠完全放心信任的，沒有一個他人是絕對可以指望的，這會形成一種可怕的孤獨。個人權利絕對優先於責任、美德和情感的現代西方價值觀對人類生活和心靈是一種誤導。這種“權利為本”的價值觀聚焦於捍衞個人自由，毫無疑問，捍衞個人權利是正當的，但是誇大個人權利的“為本”地位，就會導致漠視他人。對他人的遺忘不僅導致他人的痛苦，更主要是導致自己的痛苦。處處與他人劃清界線所導致的痛苦就是現代特徵的孤獨無助，上帝拯救不了現代人的這種孤獨無助的痛苦心靈，因為上帝從來不出手，所以現代人只好等待作為替代品的據説能夠指導生活方向的“戈多”，可是戈多也永遠等不來。

中國人較少變成孤獨的存在，就是因為中國哲學相信他人就是生活意義，他人就是目標，他人就是方向。在他人那裏有親情、愛情、恩情、友誼、幫助、交流、同心同德、成功、光榮、懷念、快樂和幸福，也可能有背信棄義、落井下石、迫害和陷害、失敗和恥辱。從他人那裏得到什麼，完全取決於準備與他人共享什麼，這是中國的傳統智慧。如果説，西方現代價值觀主要試圖解決的是“我的權利怎樣才能得到保護”的問題，那麼，中國價值觀則試圖解決“我將與他人共享什麼”的問題。後者很可能是一個更基本的問題，因為如果不去優先考慮與他人共享幸福和互助，所謂的個人權利就只不過是契約性的，就不可能獲得存在論上的可靠保證，就不可能是真正保險的。如前所述，西方價值不是錯誤的，而是遠遠不夠用的。對於人類良好生活來説，個人自由無疑是必不可少的，它是好生活的一個必要條件，但顯然並非充分條件，好生活還需要至少同樣重要的一些其它條件，那些被現代價值觀所邊緣化的傳統價值諸如美德、責任和情義正是好生活所必需的另一些條件。忽視、貶低甚至排斥這些傳統價值恐怕不是古代人的災難，而是現代人自己的災難。

在中國的價值觀體系中，也並非所有的中國價值都是普世價值。哪些中國價值能夠成為普世價值，同樣需要事實的檢驗。最有可能成為普世價值的中國精神就是與他人共享幸福的原則，主要表現為這樣幾個典型的中國觀念：（1）天下意識。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天下為公，所以天下有難，匹夫有責。這是一種“責任為本”價值觀；（2）仁義意識。所謂仁，就是把他人看作是需要關心和幫助的人，同時把自己看作是有擔當的人，在以仁所創造的人際關係中把我和他人都塑造成為可以依靠的人。這是一種以仁造人的“美德為本”價值觀；（3）家意識。家是情義之本，人以情造家，因此試圖把家做大，成為萬民能夠共享幸福之“大家”。這是一種“情義為本”價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