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説常識：中國不會掉進“中等收入陷阱”_風聞

         按照百度上對於“中等收入陷阱”的解釋：【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當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水平後，由於不能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最終出現經濟停滯的一種狀態。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2012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6100美元，已經進入中等收入偏上國家的行列。

        當今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是發展中國家，存在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問題。像墨西哥、智利、馬來西亞以及東亞和東南亞一些國家等，在20世紀70年代均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這些國家仍然掙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發展階段，並且見不到增長的動力和希望。墨西哥智利的人均GDP早已超過12000美元. 截止2011年世界銀行的歸類, 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人均GDP在4036-12476美元之間. 智利顯然已可以被認為進入發達國家行列】

        這個解釋顯然是世界通用的，卻是不夠科學的。因為這個解釋只從經濟價值量角度描述了一種現象，而沒有從經濟的決定性因素即生產力水平角度進行描述。

        比如説【智利顯然已可以被認為進入發達國家行列】，就是隻從經濟價值量角度，而沒有從生產力水平角度進行分析。           

        如果只要經濟價值量達到一定程度就算是越過了“中等收入陷阱”，那麼從邏輯上，阿根廷在上世紀初，已經是世界少有的發達國家，如今怎麼會跌回到“中等收入陷阱”中的？

        如果進入發達國家以後，還可能重新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就證明這個“陷阱”不是中等收入階段特有的，也就不應該被稱為“中等收入陷阱”。

        其實，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應該是：當一個國家的生產力水平達到一定程度以後，生產力進步遇到阻礙，無法繼續追趕發達國家的生產力水平，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從而出現經濟增長停滯的一種狀況。

        上世紀初的阿根廷雖然由於農牧業發達，一度成為世界最富裕國家之一，但是因為他的工業生產力水平並沒有達到發達國家程度，之後也沒能夠實現生產力水平的繼續進步，最終出現了經濟停滯。所以後來又跌回到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

        今天的智利，雖然由於礦業發達使得其人均經濟量達到了較高水平，但由於它不具備發達國家的生產力水平，在國際上與一些石油出口國家一樣，雖然富裕程度較高，卻仍然不能被認定為發達國家。

        因為生產力水平不高的基礎上，經濟的發展水平是不會高的。就像阿根廷在上世紀初一樣，隨時可能因為世界市場的變化從富裕國家行列墜入貧窮國家行列。這不是發達國家應該有的情況。

       那麼， 中國有沒有可能墜入“中等收入陷阱”呢？這首先要從“中等收入陷阱”形成的原因來分析。

        落後國家因為貧窮，只能向發達國家廉價出售資源。當世界經濟狀況較好的時候，發達國家的經濟狀況好，資本會流向落後國家尋求財富。於是落後國家可以通過資本流入形成比原來較高水平的生產力。在生產力進步較快而勞動力價格低廉的條件下，落後國家有可能實現經濟的快速發展。

        可是當落後國家的生產力水平達到一定高度，與發達國家生產力水平的距離縮小到一定程度以後，繼續靠外部資本提升本國生產力水平就會遇到障礙——因為更高水平的生產力在發達國家本土就有着足夠的利潤空間，人家沒必要到落後國家來支援你。

        同時，當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勞動力價格也快速提高，導致經濟成本提高，國際競爭力下降。於是在爭取國際市場的有效需求的競爭上處於不利地位，國內市場利潤空間縮小，資本與財富流出趨勢增強。這時候經濟增長就會遇到瓶頸，而趨於停滯。

        由於在社會從貧窮進入富裕的階段裏，人們的觀念意識變化很快，對未來的期望值偏高。一旦遇到較長時期的經濟停滯局面，社會的不良情緒就容易爆發，造成社會動盪。導致原有生產力也會遭到破壞，經濟環境進一步困難，社會進程就會停滯乃至於倒退。

        最重要的問題還在於，當今世界主要強國都是實行的西式共和政體。發展中國家社會遇到困難以後，都會不約而同地以這些強國的政治模式為解決問題的手段。而恰恰是西方的政治模式，要求重民意而不重客觀規律，使得進入中等發達程度社會的國家無法堅持按照客觀規律的要求，集中力量促進生產力進步。

        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成為發展中國家的普遍現象的原因。

        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不同。

        1、中國是世界唯一在本土延續了古代文明的國家，文化源遠流長，中華民族具備強大的文化自信，對外來文化從不盲目接受，因此遇到困難時不會盲目學習強國的模式——上世紀初試行了西式共和模式，上世紀五十年代又試行過來自前蘇聯的計劃經濟模式，這些經過實踐被證明不行的東西，很快就被拋棄了；

        2、中國今天已然是世界一流強國，外國文化對中國的影響在逐漸衰弱。

        這兩個條件世界上只有中國具備。所以可以肯定，中國不會因為受外國的干預或影響，而放棄按照客觀規律要求促進生產力進步。

        只要生產力能夠持續進步，不斷向發達國家靠攏，中國就必然不會墜入“中等收入陷阱”。

        事實上，中國今天在不少領域的生產力水平已經趕上或接近發達國家。甚至一些高端產業已經成為中國對外經濟貿易與投資的的重要支柱。因此中國的經濟發展不會因為受到生產力水平的制約，而停留在中等水平。

        中國目前的經濟增速下滑，是產業升級與經濟結構優化過程中的暫時現象。即使是在現在的暫時困難環境中，中國的經濟增速依然是世界主要經濟體中最快的。

        而中國經濟增速放緩的原因，不是因為自己的經濟結構不好——過去就是這個經濟結構讓中國經濟快速成長的，而是因為世界經濟結構失衡，導致國際市場有效需求萎縮的結果。

        當然，面對改變了的世界經濟形勢，中國必須要，也只能是通過改善自己的經濟結構，以適應新的世界經濟形勢。從中國目前的經濟增速依然領先其他主要經濟體來看，中國做得不錯。

        更重要的是，中國目前已經不需要刻意保持過去的高速經濟增長，就可以基本滿足社會就業要求了。這樣，社會矛盾就可以被控制在適度範圍內，不會引發劇烈社會動盪，中國的經濟結構調整，就可以在相對安全的社會環境裏進行，中國經濟就可以繼續在穩定的社會環境中成長。

        因此，中國的社會進程不會遇到嚴重阻礙，從而也就不會墜入“中等收入陷阱”。

        雖然中國不會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卻並不意味着“中等收入陷阱”對於中國是一個偽命題。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鬍鞍鋼先生有一篇一篇文章《“中等收入陷阱”對中國是偽命題》。          文中以中國已經有【共計10個省市區，GDP合計為38.60萬億元，佔全國總量比重的57.0%，常住人口總數5.108億人，佔全國總人口比重的37.1%】人均GDP超過了1萬美元，同時中國的經濟增長勢頭依然比絕大多數國家強勁、國家的科技創新規劃與經濟發展遠景明朗為理由，證明【“中等收入陷阱”對中國是偽命題】。

       關於中國會否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我看到中國有三個説法：

       一個是樓繼偉先生認為，中國有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這是接受了西方經濟理論界關於“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定義前提下，對中國經濟發展前景的一種判斷；

        另一個是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教授 朱天先生的觀點，説【“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不存在的現象，就是一個違背事實與邏輯的錯誤】——見朱天先生《中國的真正挑戰是什麼？》；

        第三個説法就是胡鞍鋼先生的這個觀點了。

        我非常同意胡鞍鋼先生關於中國不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觀點。但是他的這個命題卻犯了邏輯錯誤：中國不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並不等於“中等收入陷阱”對中國是偽命題。

        因為中國之所以不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因為中國本身的具體條件決定的。如果沒有了這些條件，或者這些條件喪失了，“中等收入陷阱”現象是可能在中國出現的。所以樓繼偉説中國是有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在事實上雖然不成立，在邏輯上卻是沒有問題的。

         至於朱天先生的觀點，很明顯是與事實與邏輯不符合的

      之所以他們在中國與“中等收入陷阱”的關係這個問題上，會在邏輯上、事實上或者同時在邏輯上與事實上犯理論錯誤，是因為他們與發明”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西方人一樣，沒有明白生產力與經濟的關係，片面地從人均GDP出發進行分析。

        而GDP是一個經濟概念。經濟概念體現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可是決定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在於人與自然界的關係，也就是生產力水平。

       只從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出發，去分析與要求調整社會關係，不懂得以生產力發展的要求為出發點，對社會現象進行分析，不管是政治理論還是經濟理論，都不免會犯錯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