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書評》：社交媒體將終結民主政體嗎？_風聞

距離美國2018年中期選舉越來越近，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建制派和非建制派的鬥爭越來越白熱化。民主黨和建制派決心傾力一搏，在中期選舉中奪回國會控制權，在接下來兩年中約束住特朗普政府。儘管民主黨和建制派對中期選舉寄予很大期望，卻沒有絕對的信心。對2016年大選的失敗，民主黨和建制派仍然心有餘悸，特別是擔心特朗普可能再一次依賴社交媒體翻盤。

這種對於社交媒體的恐懼，已經成為美國政界的一大心病。因此，美國國會史無前例把扎克伯克找到國會，調查臉書在特朗普當選中的角色。

在這背景下，在美國很有影響的《紐約書評》發表文章《社交媒體將終結民主政體嗎？》，試圖找到社交媒體治理的美國式方案。

僅僅幾年以前，很多觀察者對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對西方政治體系的影響還持十分樂觀的態度。在一組稱之為“解放技術”的分析文章中，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認為互聯網技術對民眾賦權，使其有機會“報道新聞、曝光負面、表達意見、動員抗議、觀察選舉、監督政府、促進參與、擴展自由邊界。”

戴蒙德的文章在2010年夏天發表，一年後，這種樂觀預測似乎真的實現了。突尼斯、埃及、利比亞、敍利亞各國爆發了大規模抗議，長期執政的威權體制動搖。抗議民眾通過社交媒體批評政府、報道當局的鎮壓、協調抗議時間和地點。

安德魯·沙利文(Andrew Sullivan)在《大西洋月刊》稱讚推特是21世紀衝突中“關鍵的組織手段”；尼古拉·斯克里斯託弗(Nicholas Kristof)在《紐約時報》寫道：“當局的子彈，在年輕抗議者的推特前將失去威懾力。”

對數字技術的樂觀在美國國內也有影響。克萊·舍基(Clay Shirky)認為，互聯網是一種沒有組織的組織力量，即使在美國這樣有歷史的民主政治中，數字技術也使激進分子更有效組織起來。

在2008年金融危機引發的政治覺醒中，數字技術的效果得到了驗證。在右翼陣營，茶黨被 CNBC的指責激怒，通過大量在線工具動員起來；在左翼陣營，佔領華爾街和黑人也是命運動，也重度依賴社交媒體動員全國的激進分子。在美國的每一個角落，民眾都充分發揮社交媒體的政治潛力。

在特朗普出人意料的勝利中，很明顯社交媒體大大增強了特朗普的力量，幫助他打破傳統媒體作為美國政治看門人的角色。

如果在社交媒體時代之前，電視媒體可能早就把特朗普反對自由貿易、移民、宗教少數羣體等的謊言屏蔽了。但是由於有推特，特朗普根本不需要傳統媒體的渠道，就可以直接向幾百萬讀者發佈信息。每次特朗普發推後，傳統媒體要麼無視，要麼只能報道，結果放大了特朗普推特的影響，儘管傳統媒體反對這些推文。所以並不奇怪，傳統媒體最後只能選擇後一種做法。

依靠推特的幫助，以及依靠（很可能非法）使用臉書，特朗普獲得了2016年大選勝利。在大選後好幾個月，傳統智慧失效了。如果互聯網幾年前還被看成救主，現在已經成了死神。對數字技術解放潛力的稱讚，一下子變成了對其誘發災難的警告。數字媒體被判決是對自由民主政體的最大威脅。

事實是説社交媒體對自由民主政體是好是壞都太絕對了，同樣，説社交媒體對威權政體是好是壞也太絕對了。社交媒體所做的，是一下子打破了內部人和外部人的鴻溝。

直到不久之前，政府和大媒體企業還是傳播領域當之無愧的寡頭。因此，它們掌握着政治話語的標準，能輕易將激烈批評現存秩序的聲音屏蔽，也就是將弱勢和無權羣體的聲音屏蔽。這意味着，對陰謀論、極右翼謊言、種族主義言論的直接封殺，這保護了自由民主政體。

那麼，在傳統媒體向互聯網和社交媒體轉型的過程中，自由民主政體怎樣才能避免被打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