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走漫畫的措辭不妥，不過批評也要批到點子上_風聞

昨天暴漫被批是侮辱烈士，整體來看是王尼瑪往槍口上撞，不過對於這個批評現在也產生了一些不同的聲音，很多人不理解這一棍子為啥突然就到王尼瑪頭上了……

結合整張圖來看，結構線其實挺明確的：

他先説了“教材上存在廣告植入”的現象，然後連着舉了三個例子：

杜牧的詩植入藍翔廣告；

董存瑞炸碉堡植入肯德基八分堡廣告；

葉挺的詩裏面放入“無痛人流”。

平心而論，這三個比喻確實非常的糟糕，特別是八分堡和無痛人流，這也是王尼瑪這次確實陷入了爭議漩渦的主要原因。

但是，如果結合上下文來看，就會發現，這三個比喻其實是為了服務於前面王尼瑪的主論調：

**如果教材上植入廣告，那麼你的孩子很可能就是會看到這樣的東西。**所以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比喻誇張一點反而會起到正向的作用，比喻的內容越噁心，才越有可能起到好一點的效果，具體來講，就是更能突出教材上植入廣告這一行為所帶來的危險性。

這就好像你家孩子放學吃路邊攤臭豆腐，你肯定要跟他説：路邊攤的臭豆腐特別髒，都是糞坑裏泡出來，用腳踩的！

​説長毛什麼是沒有用的，娃説不定會用剛學的“發酵”來反駁你。所以搞一個噁心一點的比喻，更能打消孩子吃臭豆腐的想法。

所以，這個比喻的噁心與否，合適與否，更確切地説，是一個程度上的錯誤，或者説是措辭上的不恰當。《保護法》我還沒有看過，不知道具體的界限在哪裏。是一定要主觀動機上有侮辱烈士的意願，還是僅僅是用來“打比方”，這樣的客觀行為也是不妥的，這一點還是需要界定的，並且在文章中，也需明確地定義出來。

“必也先正名”。處理事情之前，其實給一個更為明確的定性是比較合適的。

而且，其實比起他表述方式上的不當，教材植入廣告這個問題其實是更為重要的。確實如他所説，現在文化產品中，被植入的價值觀與提前設置好的議程太多了。微信前一陣子嚴打過程中出現的大量歷史虛無主義文章，**美化民國大師的愛情故事，説魯迅偷看自己的弟媳洗澡，當年的草民過得比共和國女工還幸福，這樣的文章一點都不鮮見。**從這個角度上説，王尼瑪的言論雖然誇張噁心了些，倒也算是句大實話，確實要刺痛很多人的神經。然而，批評者可能是忽略了前後的語境，或者單純認為這個客觀行為本身便不能被容忍，將王尼瑪的言論進行批駁。但是，在王尼瑪被批的同時，很多人卻看到，還有更多更過分的東西明明在光天化日之下存在着，卻沒有得到相應的懲罰。

這肯定會讓人覺得有些不公平。

比如，鼓吹中國人劣根性的書出了一本又一本，還能公開開發佈會，高曉松在杭州開曉書館，都是他自己和團隊選的書，而對於高曉松其人的立場，我們大家多少也有點了解。

這樣真正在價值觀上存在問題的人，不及時揪出來，打到點子上，卻抓住人家的一句話不放，其實會給人一種本末倒置的感覺。並且，很多人會把自己代入王尼瑪，不知道自己哪句話是對，哪句話是錯。這樣做帶來的爭議可能就多了一些。

這事與PGone不同，吸毒畢竟是實錘，而王尼瑪這件事，本身就是有爭議的。

對待有爭議的事件，如不能採取一個合適的定性，可能就會造成人們概念上的困惑。

何況，對於王尼瑪真正想要表達的教材植入廣告的問題，目前還沒見過誰有一個正式的關注，而顯然這件事情才是對國家和普通民眾都更為重要的事情，比嘴皮子上説了幾句話更重要。

​所以，在堅決保護烈士名譽的同時，做事情也一定要客觀，要實事求是，不能在對事情的性質沒有一個準確、客觀、合理的把握之前，就先扣上一頂“侮辱烈士”的帽子。

這個事情比較合適的定性是：在網絡視聽節目中，為了博取噱頭，運用不恰當的比喻進行表達，在此過程中對烈士的形象造成損害。注意，是表達方式的不確定，而不是動機上的惡意。這二者是有本質上的區別的。動機上的惡意需要一個客觀的認定，像是後面説王尼瑪“為什麼特意把視頻單獨放出來”，我個人認為這個舉例還是説服力不夠強的。

**如果不能實事求是，則宣傳效果上反而容易起到不好的作用。**會讓人覺得你是“為了批評而批評”，從而產生反感。很多媒體在工作中尤其需要把握這一點。

人家王敖在找北大瀋陽時，都知道要就事論事，不要搞擴大化，“形成疑似的運動，會讓事件方向走偏，不利於瀋陽問題的最終解決”。所以某些文章能在朋友圈快速被轉發，可是很多我們想説的話，雖然有更為暢通的渠道，卻反而起不到應有的效果。

這其實是值得我們在輿情工作中學習的，即怎麼樣能把握一個合適的火候，而不是隻想形成一個氛圍或運動，最後卻不知道客觀上每件事情真正應當怎樣去定性，又想達成什麼樣的結果。

實事求是是一切的基礎，當然也是媒體報道的基礎。輿論動輒翻轉，唯有有一説一，才不會將自己陷於被動，這是我給批評王尼瑪的人的一點友好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