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想從中美貿易戰中分一杯羹的台灣，怕是要涼了_風聞

中美關係歷來是嚴肅討論台灣問題的必要背景和框架。就美方立場而言，存在頗具張力和矛盾性的兩種對華政策路線：其一是尼克松時代奠基的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基礎上的“一中政策”，美國基於此“聯中抗蘇”取得冷戰的決定性勝利，併成功地打開了中國大陸的貿易市場；其二是以1979年《台灣關係法》為基礎的“美台特殊關係”，美國基於此對中國大陸形成政治制衡與地緣性的遏制。在美國朝野格局中，支持“一中政策”的被稱為“接觸派”，支持對台特殊關係的被稱為“遏制派”。

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週年，這一週期里美國對華政策的主調是接觸主義，奉行較為剋制的“一中政策”。美國的接觸派用以説服朝野的基本邏輯是：中國已經改革開放，對華接觸及堅持一中原則，有助於中國逐步融入西方民主體系並向美國開放利潤巨大的市場。但十八大以來的中國發展路徑顯然超出了接觸派的樂觀預期，朝着國內政治的威權化及“一帶一路”自主市場體系方向快速調整，十九大報告及2018修憲更是將這一新取向予以法制固化，構成了以習近平思想為核心的“新時代”。

新時代的主題只有兩個：其一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其中統一台灣是必然要求；其二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構，這是在全球治理的理想秩序層面對美國的競爭與超越。中國沒有按照美國的預期完成“民主規訓”，而是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其中“黨的領導”是最核心的特徵。這不僅引發了美國普遍性的“修昔底德陷阱”式焦慮，更導致了對華接觸派的失語和失勢。2017年底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明確將中國列為“主要對手”及“修正主義國家”，2018年國會全票通過《台灣旅行法》，特朗普最終決定發動對華貿易戰。

中國應對全面升級之美國遏制戰略的基本立場是：剛柔並濟，對等升級。在中美你來我往的“史詩級”貿易戰與國際秩序對抗中，台灣在美國全球戰略中的地位一時“虛高”，具體表現為：

第一，美國對華政策的“麥卡錫主義化”必然凸顯台灣海峽的“新冷戰”前沿定位及美台關係的升級預期，這與台灣遭受大陸結構性壓力下的求援與遊説需求正好契合；

第二，台灣2016年完成政黨輪替，民進黨完全執政，開始尋求“全方位台獨”，摒棄作為兩岸和平基石的“九二共識”，開展“離岸主義”替代；

第三，《台灣旅行法》在《台灣關係法》立場上繼續後退，實質消解了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共識基礎與一中本質，但其具體執行很可能只是美國與中國在更高層面利益交換的新籌碼，而不是對台灣的“戰略保證”；

第四，美國在中東以敍利亞為支點對抗俄羅斯，在東亞以朝鮮和台灣為支點對抗中國，隨着半島和解，台灣的“孤立支點”價值更加突出；

第五，台灣問題根源於中國內戰，耽擱於朝鮮戰爭及二戰後冷戰均勢，是中國現代國家建構的“剩餘問題”，是中國無法放棄的“最核心利益之一”。

這些內外因素決定了兩岸自主性政治和解與統一將日益困難，而“台獨”取向的民進黨政治冒險主義只能增加“武統”可能性。在安全秩序無法保障的條件下，不可能有外來資本進入台灣，而台資流失自保必然是一種理性選擇和趨勢。

民進黨至今無法理解，“九二共識”本身既是中美台灣議題上的傳統政治共識，也是台灣經濟持續發展的秩序前提。有了“九二共識”，美國就可以“民主”理由阻止大陸單方面解決台灣問題，也可以“一中”理由阻止激進“台獨”，從而同時凌駕兩岸而收取雙份的“保護費”或“政治仲裁費”。

美國今日的鷹派指責既往對華政策失敗，是意識形態先行，不懂其中的政策來龍去脈及美國利益最大化的複合邏輯。現實是，民進黨放棄“九二共識”而全面準備台獨，美國實質放棄“一中”承諾而以《台灣旅行法》給出台灣無限的政治想象空間及非分期待。這就造成了一種非常微妙而尷尬的局面：美國和台灣聯手破壞了奉行數十年的中美台灣問題之共識與現狀，導致所謂的“維持現狀”成為一種純粹的修辭或煙幕。美台的單方面背約行為刺激大陸嚴肅考慮《反分裂國家法》之“非和平方式”啓動問題，“武統”因而成為被迫進行的主權自衞行為。

民進黨在全面“離岸”的同時，奉行“全面親美”立場，時時處處“唯美是從”，甚至在中美貿易戰中上了美國戰車，對大陸封鎖芯片技術與材料，可謂“親者痛，仇者快”。由於民進黨不可能具有中華民族認同及國家利益自覺，而只是本土主義的割據政權，其內部統治秩序又出現了民粹化與制度化暴政，終於站立在兩岸人民的共同對立面，而其自身的民主光環、經濟優勢、地緣文化影響力及國際地位必然日益邊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