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中國的一封情書_風聞
观察者网用户_217522-2018-05-19 17:05
虎嗅注:本文作者Elliott Zaagman(艾略特·扎格曼) 是一名培訓師、組織變革管理諮詢師, 專注於幫助中國企業走向全球化。他所採用的全方位四維討論模型,可以從內到外改善企業的管理模式,幫助公司儘快邁出通往國際化的重要一步。您可以通過Linkedln或個人微信號:ezaagman 與他聯絡,或關注他的新浪微博和知乎賬號:@Ell小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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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譯丨烏鴉騎警
剛剛過去的週末,差不多是我來中國的十年紀念日,而算起來,我在北京竟也工作了整整八年。也正是在這個週末,我離開了北京,離開了中國。不過這次的離開和此前的每一次“小別”都有所不同,這一次,我並沒有定好回來的時間,因為我覺得,現在是時候回國休息了。

最近一段時間,在各個旅居中國的外國人社區裏,隨處可見“我為什麼離開中國”的字眼,不誇張的説,這個話題都快變成陳詞濫調了。至於離開的原因,有的説是因為環境污染或食品安全問題,也有的是因為政府關停了他們的小劇場;當然了,所有這些理由,歸根結底只有一個原因——這些外國人沒辦法變成中國人。關於這個問題,China Daily Show上這篇戲謔的調侃文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和不少外國人一樣,我自己也抱怨過中國——確切的説,我在社交媒體上留下的抱怨之辭着實不少——所以在臨別之際,我不想在自己的動態欄裏再加上一條批評的言辭。我想説些蠢話。也許下面這段文字可能會讓你覺得我像一個蹩腳的編劇,能把一部中國瑪麗蘇電視劇生生搞成一部《無恥混蛋》,但即便如此,我還是要寫。我想表達我對某種東西,某種理念,或者更確切的説,是對那個理念所延伸出的一系列相關話題的熱愛。我知道這些理念和話題可能並不被很多人所喜愛;我也能感受得到,我的一些觀點也並不為這個國家所接受;但饒是如此,離開中國對我來説仍然是一件無比困難的事,即使現在,我與中國已經相隔萬里,但我仍舊被那裏深深吸引。
今天,我要寫一封情書,一封致中國個體精神的情書。
我想每一位到訪過亞洲多個國家的人都會發現,中國的人文和社會環境與她在東亞的鄰國都迥然不同。時至今日,世界上很多國家仍然遵循着自己的傳統,受轄於自己民族的哲學、宗教與文化理念;但與之相比,中國從上世紀開始,就走上了和那些國家截然不同的發展方式。
可能也正是這個原因,有關中國社會存在道德真空的指責一直不絕於耳。無論是中國人也好,外國人也罷,每當中國出現悲劇性事件的時候,總是會有不少人指責這個國家“世風日下,道德淪喪”——他們確實也有自己的理由。但於我而言,中國並非如此,或者説,她絕不僅僅只有令人感到恐慌的那一面。每一個我所生活過的地方都在提醒我,這個國家是美麗的;我在每一個我所認識的中國人身上,看到了這個國家對他們的激勵。所以,與其用簡單的或正面、或負面的詞語去概括,我倒是覺得“魔力”二字更能描述當今的中國——既令人慄慄危懼又使人心馳神往。
説回到“道德真空”,我想這個詞對於我的同代人,也就是80後來説應該是感觸頗深吧。當世界很多國家的同齡人在成長時接受着本國傳統教育的時候,中國這一代年輕人卻剛好活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此時,“傳統”已在新時代價值觀的衝擊下變得不再那麼堅如磐石,但另一方面,新晉的理念又尚未在社會上真正成型;於是在新舊價值觀交匯之時,所謂人生的意義也就沒辦法由彼時的社會來給予確切的框定。而這就意味着,80後們需要自己找到活着的意義。
雖然不同的價值觀給每個人帶來了不同的命運,有的人找到了合適的發展方向,有的人誤入歧途。但在前所未有的經濟大發展和空前繁榮的機會選擇面前,每個人看到的圖景是相同的——未來廣闊無垠,一切皆有可能。
這就催生出了一大批個性飛揚的傳奇人物:輪椅上的哲人、創造力驚人的藝術家、狂熱的宗教人士,富有遠見的夢想家、以及緊跟時尚的消費主義者。這樣的世界好嗎?不好嗎?我不知道。但我能確定的是,這樣的人、這樣的事,以及這個國家所誕生的一個個有趣的思想確實對我有着極大的吸引力。而在這其中,最能彰顯當今中國時代特色的莫過於科技和商業領域中的企業家們。這些人生產着自己的產品,打造着自己的企業,構建着自己的企業文化,創造出一個個獨有的商業人格。如果你走近這些企業,你會發現殺伐果決的“暴君”正在用鐵腕手段治理公司;你也能見到所謂的夢想家們又是如何迷失在自己勾畫的藍圖中的;哦,對了,你甚至還能看到不少夢想成為電影明星的企業家,夠刺激吧?
當然這並不是全部,還有“創業成癮者”,這類人的特點就是時刻想要“造出點什麼”;另外還有理想主義者,雖然他們一直在努力,試圖實現自己最初的願景,但來自企業經營和公司股東的壓力卻又讓他們不得不選擇妥協。最後是極客們,我不得不説,生在這個時代,這個國度,真的是極客們的福分了,還要什麼地方比這裏更適合他們嗎?
也許是機緣巧合,我有幸親眼見識了不少上文所提及的種種“奇人”,有的是我的僱主,有的是我的工作合作伙伴。他們當中有一些人我很喜歡,但算不上尊敬;另一些人讓我尊敬,但我個人又並不喜歡。當然,也有些人確實很好,他們既讓我喜歡,又值得我尊敬;但只有這些人之中最好的那幾個,我才將他們引為知己。
著名投資人雷·達里奧(Ray Dalio)曾寫過這麼一段話,讓我頗有感慨:
“年輕的時候,當我想起那些偉大的人物,我總覺得他們之所以如此偉大一定是因為他們與眾不同。直到後來,當我開始走近他們的人生,我才逐漸發現:這些偉大的人物也和我一樣,和所有普通人一樣,也會犯錯,也會因難以克服自己的弱點而頭痛不已。他們從來沒有像我以為的那樣,自以為自己很特別,自以為自己很偉大。”
後來我逐漸意識到,這段話簡直是至理名言。不管你是領導者還是追隨者,道理都同樣適用,也都同樣容易被人遺忘。當領導們拿到了權力和聲望,他們的公關人員就開始創作老闆的故事,或者説,刻意的去構建一個偉大的形象。目的則不外乎是吸引投資者,徵召僱員,或者至少是激勵現有的員工努力工作。至於力度,最輕微的宣傳方式大抵是突出一下領導人的優點;最極端的方式則是圍繞領導者的生平開發出一篇神話,樹立個人崇拜。
但是這樣一來,就人為的造出了兩個領導人形象,導致外人所看到的企業家和公司員工所看到的那個人截然不同;而脱離現實的宣傳最終將變成監獄——一座企業領導人自己為自己精心打造的單人間監獄。可以想見,在這個作繭自縛的“帝國”裏,“皇帝”要麼是欺騙世界,要麼就是欺騙自己。當然了,一個用妄想替代的現實畢竟還是需要人的維繫,而這就是《皇帝的新衣》中那些阿諛奉承之輩所做的工作了。
對我來説,為這樣的領導工作,或者説,成為這種領導人的合作伙伴就像下了地獄一般難熬。我之所以稱之為地獄,並不是在咒罵任何人,我想描述的是這種領導人的心理狀態。在我看來,自我陶醉的妄想世界其實就是一種地獄。
但你要如何避免遇到這樣的人呢?重點就在於,你是否具有“識人”的能力。現在我逐漸意識到,所謂“識人”,真是一項無比寶貴的技能。它不僅能幫助我更好的去和社會上的“成功人士”打交道,同時還打開了我的眼界,讓我的凡胎肉眼也看到了不少有着非凡品格的普通人。
打個不太恰當的比方,我們可以把每個主體視為一個股票。拿亞馬遜來説,這家公司顯然已經非常偉大了,但我們得出這個結論卻並不需要去閲讀公關們寫的各種文案,你只需要看看這家上市公司的股票——每股1500美元,公司市值7000億美元——就足以瞭解個大概了。
看公司如此,看人亦如是。所謂公關話術不只服務於公司領導人,它也存在於我們每天的日常生活裏。只有當你不再被各類型的“公關話術”帶偏,你才能注意到你所觀察的這個人的真實品性;而此時,你就會發現,那些出眾的品格、良好的性格其實也並不算稀缺,它就活躍在每天與我們打交道的各個普通人身上。
在中國的這段時間,我就遇到了許許多多 “優質股”,這不僅讓我無比開心,更讓我獲益匪淺。我很想把他們的故事,他們的經歷付諸筆端,以饗讀者。
而在講故事之前,請允許我再囉嗦幾句。我發現這些“優質股們”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他們的個人經歷都與下面這三張牌有關:

在我的教學實踐中,我常常用這副紙牌。如你所見,52張牌中每一張都標註了一個獨特的價值觀。我會要求客户閲讀每張卡片,選出自己最珍視的10張紙牌,搭成一個金字塔。就像我自己做的這個:

如你所見,在我的“價值觀金字塔”中,排名前三的是“個人成長(personal growth)”、“獨立(independence)”、“家庭(family)”。我開始以為,這樣的結果只是我個人的選擇;但後來,隨着越來越多的人來我這裏上課,我發現將這幾張牌視為個人核心價值觀的人並不在少數,尤其是那些自己的生活過得頗有意義的人。而在我自己的朋友圈裏,絕大多數人都會至少持有這三張牌中的一張;那既然如此,我就以這三張牌為線索,分享一下他們所教會我的知識吧。
個人成長
大約是在四年前,我的一位朋友問我是否願意給她的一位正在經商的朋友教英語。這種請求並不少見,雖然大部分時候,客户斷斷續續學個幾次也就沒了下文。但於我而言,教授英語並不是個苦差事,且這樣的差事還會為我帶來一些額外收入,所以一般情況下我都會接受這樣的機會。當時也一樣,我答應了這位朋友的請求,決定見一下這位商人,而地點就在我的公寓。
但當他來到我家時,我不得不承認他的形象與我所預想的樣子大相徑庭。他身材有些圓胖,個頭不高,大約只有1.55米;50歲上下,皮膚黝黑,衣着普通,留着寸頭。與其説是商人,他給我的第一印象其實更像是一個農民。他的英語很糟糕,即使是一些非常簡單的單詞,他的發音也是離譜得很。他嗓門非常洪亮,不誇張地説,當他發音的時候,周圍10個住户都聽得到;但我當時實在想不出如何禮貌地勸他壓低音量,於是我就乾脆由着他大聲發音。那次課結束的時候,他説他就住我家附近,只要我有時間,他隨時都可以過來學英語。
在之後的兩年裏,他幾乎每天都會來我家,要麼是一大早,要麼是大晚上。而他之所以外表像農民,也是因為,從某種程度上説,他確實就是農民。他的家鄉在內蒙古的一個小村莊,他是家裏唯一一個男孩。據他所説,他小時候家境貧寒;但我對他所講的那些年少時的故事其實也是半信半疑。這可能是因為我自己比較幸運,從小到大沒吃過什麼苦,所以聽他説那些艱難的日子時,我就很難有強烈的代入感。
不過,雖然長在貧寒之家,他還是順利考上了大學,主修的是甜菜種植專業。畢業後他進了一家糖廠工作,收入雖然不算高,但也達到了小康水平。但就在他35歲左右的時候,那家糖廠關張了。就像當時中國北方許多下崗工人一樣,他眼睜睜地看着自己的生計一瞬間沒了着落。
好在這種看不到出路的日子並沒有持續太久,很快,他從朋友那裏得到消息,他的歐洲同行們正在使用一種高質量的甜菜種子,配合上當地改良後的種植技術,甜菜的產量將得到顯著提高。
於是他下定決心,將自己微薄的積蓄拿出來,購買了一批新種子。他本希望把這些甜菜種子賣給糖廠,但大部分糖廠讓他吃了閉門羹,少部分工廠雖然接待了他,卻很快打發了他。好在他懂農民。他決定把這些種子直接賣給農民,然後再教授他們新的種植技術。
漸漸地,他的努力打出了聲名,而工廠們也開始對這個當年看上去並不起眼的“推銷農”投來了更多關注。後來的事情就簡單了,隨着他年復一年兢兢業業的努力,他的業務取得了巨大成功,而他自己自然也是賺得盆滿缽滿。
他後來告訴我,他第一次來找我補習英語那天,是他第一次和別人説英語。(這似乎解釋了,為什麼我第一次見到他時,他的口語竟會爛得那樣令人印象深刻)。不過雖然口語糟糕,他的英文閲讀能力卻令我嘖嘖稱奇。我後來發現,這個神奇的現象背後的原因,是他一直在反覆閲讀一本有關甜菜種植方法的大部頭英文著作。那本書非常學術,為了能讀懂,他幾乎把書的每一頁都做了筆記,整本書幾乎都被他翻爛了。我問他為何要反覆閲讀同一本書,他告訴我説,他的老師曾教過他,只有讓一本書“從薄變厚,再從厚變薄”,方能充分領悟那本書的全部內容。
我教了他兩年英語,這兩年間,他從一句英文都説不順的“學渣”,慢慢進化成了擁有一口流利英語的“學霸”,而且你要知道,他學英語的時候已經50歲了。學成之後,他開始滿世界的旅行,不過他也沒忘了我,還會經常來找我聊天。儘管他的音量跟剛開始學英語的時候相比已經“低沉”不少了,但距離“悄聲細語”四個字還差得很遠。不過我並不在意,他已經成為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我還給他起了個綽號——考慮到他主營的業務,我們之間20多歲的年齡差距,以及他的富翁身份,我直接稱他為“Sugar Daddy(糖爸爸)”。
我講這個故事,主要是想告訴各位我在中國期間所見到的絕大多數中國人的生活常態:他們有着充足的動力去提高自身,他們渴望成長,他們願意學習。一個35歲的失業工人竟能白手起家,二次創業?一個年近半百之人竟會下定決心,學習英語?他只是去做了,所以他成功了。
這件事情還讓我學到了更重要的東西:個人成長的開始,就是當你開始承認自己並非無所不知的時候;就是當你開始願意在人前展現你的無知的時候,就是當你能放下牴觸的心態,用心去傾聽某些不那麼入耳的言辭的時候;就是當你雖然不認同某個觀點,卻仍然樂意去探究這個觀點的合理性的時候。
在中國的這幾年,我所遇到的最重要的人所教會我的是:好奇心、邏輯思維、終極目標感,所有這些都要比自尊和驕傲更重要。
自由和獨立
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美國人,我自然也和美國大多數人一樣,從小到大一直都接受本國的愛國主義教育。我們被告知,我國的政體卓爾不羣,因為我們的國家賦予了我們以自由。
這句話聽起來確實沒什麼錯,但我所理解的自由卻並非這個意思。自由絕不僅僅是某個政府或是某部法律所賦予人民的權利。舉個簡單的例子吧,在北京的8年時間裏,每一個步行回家的夜晚都不會讓我感到恐懼,我也不會去擔憂自己可能會遭遇什麼不測;但我在紐約和芝加哥的朋友就沒有這種感覺了。而在我看來,讓所有人都遠離這種恐懼也應該是“自由”二字的題中之義。
我初到中國是2008年,當時我是要參加一個英語教學項目。不過那會兒我一句中文都不會説,一想到要在這種狀態下來中國,我就覺得無比絕望。好在公司在瞭解我的情況後,給我派了另一個美國人幫我在中國安頓。他比我早到中國幾年,對這裏更熟悉。他名叫約什(Josh),是一個抽煙、酗酒、又十分愛笑的北卡人。我記得我在中國的第一頓飯就是他請的。當時在餐館,他對我説,“嗨,哥們,我愛中國。這裏比美國自由多了,不管你想做什麼,只要你夠努力,你就一定能找到出路。”
雖然從形象和做事風格來看,約什並不算是傳統意義上的白領中產,但這絲毫不影響他在其社交圈中的地位。我敢説他絕對是我所見過的人之中,最受人歡迎的一個。他討厭權威、討厭高管,但是他非常喜歡和人討論各式各樣的觀點。他還很會玩兒,會講笑話;只要有他在,周圍人很少有不開心的。他在北京的英孚教育工作了將近5年,他把那份工作稱之為“最適合自己的工作”。在英孚,他掌管着一個名叫“生活俱樂部(Life Club)”的組織。
“基本上,我的工作就是在北京範圍內儘量去找些有趣的活動,比如保齡球、滑冰、或者就是單純準備一場週末party;然後把我的組內成員,也就是我的學生們都叫來,讓他們來參加活動。當然了,事情也沒這麼簡單,我會把我預先設計好的課程內容融到當天的活動裏,這有利於他們更好的學英語。”
對約什來説,北京給了他自由,在這裏他能去做自己想做、又擅長的事情,同時還能讓周圍人因他的才華而受益。
説到自由,我不得不提下中美兩國在這方面的區別。
在美國,自由的內涵和外延相對恆定。在一個可見的未來,你大抵知道自己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但中國就不一樣了,在這裏,自由的概念更加“波動”,如果你想要自由,你就必須要學會如何去找到它。這麼説可能有些抽象,不妨用一句中國人都很熟悉的話來講——“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我覺得用這八個字來形容中國的自由,實在是再貼切不過了。
這類故事有很多,不過我最喜歡的還是我的中文老師給我講的那個。他是一個生於上世紀80年代初的男生,他説他十幾歲的時候特別喜歡聽國外搖滾樂。Nirvana、Radiohead、Nine Inch Nails 等等都是他特別喜歡的搖滾樂團。不過他聽的光盤和磁帶和我聽過的不同,他聽的是打口碟和打口帶。
啥意思呢?我們知道,當年的中國是不允許人們聽搖滾樂的,那時候的中國人很難買到正版的CD和磁帶。但另一方面,在歐美又有很多滯銷唱片,這些唱片和磁帶本應該被徹底銷燬,但由於製作CD的塑料盒都是一些高品質的化學纖維,有很高的利用價值,所以這些被“銷燬”的CD就被以廢塑料的名義進口到了中國。而在銷燬過程中,由於進貨人的要求和關係,常常只有部分唱片被完全銷燬,有一部分只是切到了CD盒面,或者只是讓光盤的邊緣破了一個孔,這就是所謂的打口碟了。
由於CD光盤的讀碟順序是從內圈到外圈逐道讀取,因此,這種僅僅在盤上打個小孔的方法並不會導致整張CD不可讀,使用者只是聽不到其中的幾首歌而已。
打口帶的原理亦如是,所謂的銷燬同樣只是粉碎一部分,大部分打口帶可以修復,當然也就可以讀取了。有的打口碟和打口帶不一定能直接進入中國,那就繞路,從日本或者香港取道,進入黑市,最後來到中國的打口碟(帶)專賣店。
不只是我的中文老師,在我的朋友圈中還有不少人聽過打口碟。而且神奇的是,雖然那個時代距離現在已經過去了20多年,但我還是能在這些年近不惑的中年人身上清楚的認出,誰聽過打口音樂。而且我發現這些人幾乎都有一個關鍵詞:精神獨立。
這種精神上的獨立是從他們在各自職業的打拼中看出來的,他們中有的是藝術家,有的是媒體人,當然也有人成了老師、學者和工程師……有位浙江的企業家現在就正在用這種獨立精神來打造他的企業,他説他的目標是希望能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他所在的城市,繼而去改變中國、改變世界。
從這些人身上,我看到了獨立和自由,**我發現當“獨立”、“自由”這些抽象詞彙以最積極、最健康的形式來呈現時,其實就是真理。而當這一“真理”落到人的價值層面時,它就變成了一種誠實:**誠實的面對自己,誠實認清自己想要追求的東西,誠實面對自己的價值觀,然後用決心和勇氣去實現自己內心的目標。
家庭
大概是四五年前,我有幸加入了一個項目,主要是為中國國家博物館的講解員做培訓。有一天,當我正在天安門附近的長安街閒逛時,一個巨大的浮雕石像吸引了我的注意。那個雕像大約有12米高,總長大概有36米。我走近它仔細觀察,發現它其實刻畫的是中國的一個經典的傳説:愚公移山。
故事的大意是説,有個家族常年困在一個羣山環繞的“孤島”中,世世代代無法走出這個小世界。有一天,這一家最年長的人,一個名叫愚公的90歲老人終於受夠了這些討厭的羣山,他下定決心要帶着家族全體成員徹底剷平這些惱人的障礙物。
但此時,這家人的鄰居,另一個老人卻跑來“勸告”愚公和他的家人,所謂“移山”,不過只是徒勞,這麼做只是浪費時間和精力而已。
但愚公不為所動,他的回答是:
“就算我死了,也還有我的兒子,我的孫子,我的曾孫子;我的子孫世世代代,無窮無盡;但這座上卻不會再繼續長高了;所以我相信總有一天,這座山會被我們移開。”
很明顯,這是個非常典型的中國式寓言,通過它,你能清楚的感知到這個民族的文化所一直推崇的價值:把握當下、堅持不懈、目光長遠。而在目前的地緣政治環境下,這種價值觀恰恰也是此時的中國最應該堅持的。
但於我而言,這則寓言的關鍵詞在於“家庭”:愚公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家庭身份的?什麼是家族遺產?為什麼它值得一代代的人去為之付出?
我是家裏的長子,我的父親在家鄉經營着一項還算成功的生意。從他接手到現在,算起來已經43年了。再往前看,我的祖父畢生也在經營這項生意。我的曾祖父也是,我的曾曾祖父亦不例外。
如果非要説有例外的話,那就是我了。我承認,這麼多年來,我確實和家庭的價值觀格格不入,也正因為此,父親並沒有讓我來繼承這項家族產業。
這件事,再加上其他一些事情累積起來,讓我和我父母之間的關係越來越僵,最終,在某次氣氛緊張的會面結束之後,我們彼此不再説話了。我後來把這件事講給了我一位中國朋友聽,她是一位40歲左右的中年女性,她表示不是很理解我的心情。不過她既沒有責怪我,也沒有長篇大論教導我如何做人。
又過了幾周吧,我記得我隨口問她,平時都是如何度過週末的。她告訴我她每週末都會全天照顧卧病在牀的母親。而這位年邁的老媽媽精神狀態並不理想,聽我朋友的講述,每當她母親情緒失控時,她都會很難辦。尤其是當脾氣上來的時候,老人對家中其他成員也毫不客氣,無論是誰。
“這聽起來很糟糕,你應該很討厭她吧,”我當時的回應很直接。
“這跟我討不討厭她沒任何關係,”她説,“她是我媽,這永遠不會改變。不管我做什麼,這個事實都是永遠不能更改的。”
她的話讓我思考良久。我想到了我自己和我父母的關係。我發現雖然我一直都把自己當作一個獨立個體來看;雖然我主動離開家鄉,努力去開創一個與父母截然不同的人生;雖然我一直都覺得我的個體身份是由我的自由意志決定的,但它其實並沒有這麼簡單。我的身份同樣也是由我身邊的人來定義的,同樣也是由一些不可推卸的責任來決定的。這無關選擇,只關於事實。
自那以後,我和我的父母重新建立了聯繫。我現在常常和他們聯絡,也會時常去拜訪二老。而隨着聯繫增多,我發現我和他們有着許多相似之處,而我之前卻從未注意過。
如今,他們已成了我重要的人生榜樣,他們身上的不少特質也讓我無比欽佩。我知道,雖然我和父母相隔萬里,我們所過的人生也有諸多不同。但作為兒子,我還是要一鏟一鏟去挖,努力移走那座矗立已久的高山。
説到我自己的孩子……嗯,我生活中最接近“孩子”這個角色的是我那隻小白狗。而我之所以不願意要孩子,是因為我覺得“獨立”和“安全感”對我而言更重要。我喜歡存錢,我不想讓自己擔心花銷。最重要的是,我喜歡自由跟隨我的激情,自由表達我的觀點——我不喜歡被控制的感覺。
然而同樣也是在中國,我的另一位朋友給我上了一課。準確地説,是他的經歷讓我重新開始審視自己這套價值觀。
我的商業夥伴,也是我在中國最好的朋友,是一個美國人。不過他和我不一樣,我從來沒見過哪個外國人比他還熟悉中國。其實“熟悉”這個詞都不恰當,事實是,這傢伙不僅精通中國的語言,而且對中國的箇中世故人情也都遊刃有餘。我就曾跟他開過玩笑:“我確實是個老外,但是你不是,你是‘老內’。”
所以下面要講的故事主題就是:一個“老內”的自我修養。
話説十年前,我這位朋友愛上了一箇中國女孩,她也是一個典型的“打口姑娘”(對,就是愛聽“打口音樂”的女孩)。不過早在她遇見我朋友的十年前,也就是她十七八歲的時候,她就懷孕了。當時她不懼世俗的聲音,毅然決定離開學校,生下了一個男孩。然後,她選擇和彼時的男朋友共同創業,一起打拼。就這樣,幾年之後,他們又有了第二個孩子,這次是個女兒。然而我們都知道,生活從來不易,感情的事情也很難一帆風順,當我的朋友初次遇到她時,她已成為了一位單身媽媽。
我們都知道,很多男士都不願意接受這樣的婚姻,但我的哥們不同。他不僅愛上了女主角,還同時喜歡上了女主角的兩個“小天使”。於是沒過多久,他倆就結婚了。對於這件事,他曾開玩笑的跟我説,“這叫做買一送二,多划算啊。”
又過了段時間,他和他妻子的“愛情結晶”也降生了,此時他們就有了第二個兒子。而我最佩服的是,即使在自己的孩子出生後,他也並沒有區別對待任何一個孩子,三個孩子他都視如己出。他一直在努力給予每個孩子相同的愛,不讓任何一個感到孤獨和失落。
可是,這樣的生活畢竟不輕鬆。雖然他足夠努力,也已足夠成功,但只靠他一人的收入,他們還是很難把三個孩子都送到私立學校。而這也決定了我和他的不同:對他來説,生活本身的那種不可預測的屬性以及這一屬性所附加的無窮壓力,實際上是他前行的動力。但如果那些壓力換到我的身上……
不管怎樣,雖然挑戰重重,但這一家人依然心態樂觀。我問他,這麼多糟心事,你要怎麼辦呢?他的回答也是一箇中國老話,“車到山前必有路。
確實,雖然來自生活的壓力和家庭的責任總是令人望而卻步,但專注度過每一天,盡己所能去奮鬥,總能找得到出路。中國話講“逢山開路,遇水搭橋”,説的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吧。
其實我稱這篇文章為“情書”是有原因的
我一直認為,從古至今,最棒的情歌只有一首,那就是“I Will Always Love You(我會永遠愛着你)”。而在我看來,這首歌之所以偉大,是因為它描述的意境與情愛無關。
關於這首歌,大部分人都視惠特妮·休斯頓(Whitney Houston)的版本為最佳,但實際上,這首歌的作者和最早將其唱紅的人卻並不是她,而是鄉村音樂才女,多莉·帕頓(Dolly Parton)。
帕頓成名於當時很火爆的一檔周播音樂電視節目,製作人是曾經的鄉村音樂歌星波特-瓦格納(Porter Wagoner)。在剛開始合作時,兩人都很開心,作為帕頓的搭檔和導師,瓦格納給了她很大幫助;而反過來,已露星相的帕頓也讓瓦格納的職業生涯煥發第二春。
帕頓和瓦格納簽下了5年合約,但這段合作實際上維持了7年之久。在合作的最後兩年,兩人已出現嫌隙,當時才20出頭的帕頓渴望單飛,想去創造專屬於自己的職業生涯。而瓦格納則不想失去這棵“搖錢樹”。於是雙方陷入了僵局,誰也不想退讓。
帕頓知道,這件事已不能再拖,必須要找到一個合適的方式儘快解決與瓦格納的合約糾紛。可是她苦思冥想許久卻仍然找不到一點頭緒。煩悶之餘,她拿起了吉他……
第二天早上,她走進了瓦格納的辦公室,為他唱了這首通宵創作、剛剛完成的新歌“I Will Always Love You”。聽罷,瓦格納潸然淚下,於是他終於決定放手,任帕頓單飛。
在隨後的幾十年裏,帕頓逐漸成長為美國曆史上最成功的娛樂明星。但瓦格納的人生卻是另一番光景。他患上了抑鬱症,又酗酒、吸毒,還進行了一系列失敗的投資,結果陷入了嚴重的財務危機。他主動疏遠了身邊所有的人,這其中自然也包括帕頓。可是最終,當高築的債台即將傾覆之時,他又一次想到了當年那棵救命稻草。這一次,他決定起訴帕頓,索取一筆數額不菲的賠償金。瓦格納振振有詞地宣稱,帕頓早年發行的歌曲版權本應歸屬於他。
而當帕頓知曉這件事後,她立即聯繫了這位曾經的導師。按照當時媒體的報道,兩人一見面,帕頓就給了瓦格納一大筆錢,還告訴他,“其實你不該用這種方式的(指訴訟),如果你缺錢花,直接來找我就行。”
這之後,帕頓還邀請瓦格納來參與錄製她的新專輯,讓這位事業陷入低谷的昔日明星再次回到大眾視野。
而隨着關係的升温,兩個人也再一次走到了一起。在之後的幾十年裏,雖然他們的關係還是起起伏伏,但這對伴侶仍然堅持走到了最後。2002年,在他入選鄉村音樂名人堂的慶典上,她為他致辭。2007年,當肺癌即將奪取他的生命時,她在病榻前陪伴他走完了最後的時光。她曾對他説,她會永遠愛着他,而她也確實踐行了這個諾言。
這世上有很多歌曲在講述愛情,有的在描述熱戀的興奮,有的在描摹單戀的相思,也有的在低沉訴説心碎的苦痛。可是隨着你人生閲歷的豐富,你會越來越發現,無論是浪漫、迷戀,還是心痛,所有這些都不是愛。你還會發現,那些你最鍾愛的事物,那些你真正熱愛的人,其實都與上述詞彙沒有關係——就像“I Will Always Love You”和這首歌背後的故事所表達的那樣。
對於很多已經在中國有過長期生活經歷的外國人來説,與中國的這次“分手”會無比艱難。因為,不管他們承認與否,有一個事實是明確的:幾乎每個外國人來到中國前都帶着一些希冀和期望,他們會為自己的中國之旅描繪一番願景。
當然,每個人期待的程度可能會有所不同,有的人也許只是謹慎的樂觀,也有些人卻是抱着天真的幻想。但無論哪種,他們都把這種“樂觀”和“幻想”視為了“愛”。換句話説,就是“我愛中國”。然而不幸的是,真實的中國並非如他們所願。所以一旦他們遇見更多的“現實”,他們的“愛”就開始減退,而那些幻想也就跟着一個個破滅了。
那麼真正的愛究竟是什麼?帕頓和瓦格納的故事回答了這個問題:最深沉和熱忱的相愛應該是兩個人在看到對方最真實的一面後,還能完完全全地接受彼此,用同情心去撫慰彼此的痛楚。
現在回過頭來,想想我在中國期間,那些對於我的人生意義非常的人,我會發現,在這裏,在這八年,我所學到的最重要的一課,是愛的意義。
總有人會問我這樣的問題,“你喜歡中國嗎?”
坦白講,我覺得這個問題有點蠢,因為我有時候喜歡,有時候可能又不喜歡,有時候可能又喜歡又不喜歡,所以這個問題,我沒法給出確切的答案。而我能給出的確切的答案是,我會永遠愛着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