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想事件，老總們開了頭，卻未必能得到他們想要的結局！_風聞

這個事件，原本因為對事情的來龍去脈並不清楚，所以我也沒有興趣參與討論。然而，隨着事件不斷髮酵，參與的老總也越來越多，我終於發現，這件事情有趣了。 輿論場的事情總是那麼詭異，當初聯想發文的時候，那些老總們發言的時候，一定都沒有想到，我們的公眾居然那麼快地歪了他們的樓，換句話説，公眾關注的焦點以極快的速度脱離了聯想老總想聚焦的投票事件本身，轉移到了拷問資本忠誠度的方向去了，哪怕後面很多老總站出來支持聯想，都不足以將公眾的關注焦點轉移回來，這恐怕是老總們最為始料未及的。 這件事情發生的時機以及它的快速發展給了我一些很不好的味道，我們有必要警覺了，這兩年，中國的社會氣氛已經發生了微妙的改變，中興事件的發生，聯想事件的爆發，讓這種轉變帶來的情緒找到了一個出口，很多公眾開始質疑一個問題，改革開放之後，發展壯大起來的那些企業，不論是民企還是國企，它們在走上了國際化的道路之後，它們優先考慮的是究竟是資本的利益，是它們投資者的利益，還是中國普通老百姓的利益？ 我認為在這個時候在中國出現這樣的質疑並不是一件好事，在全球資本回流美國的前提下，資本變得稀缺的時候，輿論場上出現這樣對資本不友好的質疑之聲，並不符合中國的利益，很有可能落入他人的圈套。 現實是，即便我認為目前仍然沒有到深刻討論這個問題的時機，但是質疑已經迫不及待地出現了，中國人或是中國的資本回避這個根本的問題並不是辦法，直面才有可能回答這些問題。 中興事件的爆發，猝然間將西方商業倫理和契約的脆弱拋到了中國人面前，中國人大受刺激之後，輿論場開始對商業公司進行忠誠度的判斷，因為那些美國的公司正是執行了美國政府和司法部門的決定，才會聯手把中興推到了懸崖邊上。 前兩年的我們對商業公司並沒有這樣苛刻的，原先我們的反對僅僅集中出現在藏獨、台獨這類事情上，而當且我們屢次證明這樣的抗爭是有用的之後，現在我們試圖將外延擴大到忠誠度上。 一家公司究竟應當遵循怎樣的法律規則，遵循怎樣的道德倫理呢？如果可以解決這個根本問題，那麼前面的那些質疑應該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嚴格意義上説，今天的很多大公司很難嚴格意義上將它定義為中國公司或是外國公司，因為從他們所有者的股權結構來説，錢來自於天南地北世界各地，而根據西方所倡導的商業倫理來説，資本本身沒有善或者惡，應該是中性的，它只以逐利為目標，為了利益最大化，它應該在國與國之間自由流動。（這一條可以説是西方人對發展中國家撒的最可恥的謊言了，這種説法誰信誰真傻。） 按以往西方普遍的商業倫理來説，要公司做出有關政治或其他什麼價值觀的保證，顯然是不合理的，因為西方的商業公司理論上只服從於利潤。但是如果繼續延伸其邏輯，考慮到利潤的來源是來自於公司客户的話，那麼就要秉承“客户永遠是對的。”的原則。客户既然是對的，那麼客户的種種傾向和認同就都是對的，如果客户可以要求公司做出有關的保證，那麼要求公司做出有關政治或其他價值觀的保證就又變成合理的要求了，畢竟公司不能得罪客户，否則客户可以行使自己的選擇權不再選擇這家公司的商品，從而影響這家公司的利潤，最終這家公司的行為還是違背了服從利潤的初衷。 所以真正只尊從於西方式自由貿易、自由投資的商業公司是根本不存在的，他們之所以在發展中國家大力宣揚這種商業倫理，是因為他們所堅持的一些地區的普遍認同的價值觀，也就是他們所堅持認為的那些普世價值，並不能得到他們所在市場的民眾的普遍認同，為了避免在這些市場承擔覆滅的命運，所以他們竭力建立一種虛幻的現實，那就是商業同政治同價值觀是無關的。 對一家公司而言，它要秉承什麼樣的價值觀，取決於對它而言，哪一個市場最重要。而哪一個市場最重要，這個市場普通民眾所秉承的價值觀和認同就會成為它最重要的價值觀和認同，因此，今天中國人發現的那些知名跨國公司屢屢觸碰“各種獨”的問題，只能説明到目前為止，中國的這個市場對他們還不是生死存亡之地，相比較整個西方市場，他們的公司還沒有那麼在乎中國市場，因此對中國人的價值觀和堅持，他們也沒有那麼在乎。 回到聯想的問題，本質上，它也已經是一個跨國公司，雖然大陸這個市場對它很重要，但是是不是足以讓這家公司的資本對大陸忠誠呢？對於任何一家公司而言，這可能都是一個很棘手的問題，是一個對那些主要在中國開展業務、或是看中大陸市場成長性的公司都非常終極的拷問。 除了聯想，阿里巴巴和微信呢？這兩家也是跨國公司，而且掌握着（共同壟斷着）比聯想更為重要的金融支付，他們的忠誠度值得信任嗎？ 理論上，任何一家今天在中國發展壯大的非國有的公司的控股人都可以移民，公司也都可以變更註冊地或者總部，公司的投資人可以大部分不是中國資本，大部分利潤也可以不來自國內，那麼我們還有立場要求他們對大陸利益的忠誠嗎？按西方虛偽的所謂商業倫理，自然是沒有的，但是，中國有句老話，“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是為了警告政治力量中的最高等級的皇權要重視民眾的力量，其實這句話用來警告今天那些大資本大公司也一樣合適的。 民能掀翻君權，同樣有能力可以掀翻資本。 如果不確立政治管制所有資本的基本原則，那麼我們唯一可以鉗制跨國企業的只有代表水的力量的民意，而跨國企業不同於皇帝，他們也可以選擇因此將船開走，這場水與舟的博弈，其實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