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屬印度的國家觀：當印度兵第一次被集體稱為“印度人”時，有何反應？_風聞

【文/丁剛，原《人民日報》國際部副主任，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按：中國和印度之間的比較，幾乎是不可避免的。他們有太多的相似：都是地廣人多、錯綜複雜，都脱胎於古老的文明，都經過現代性的暴擊，都在遍地流弊中摸索重返光榮與夢想的道路。他們又有太多不同：發展模式不同，政治制度迥異，社會結構大相徑庭，性不近習相遠。加上相鄰的地緣和懸而未決的邊界問題，中印可謂天然的競爭對手，彼此的鏡像與借鑑。

近幾十年，中國的發展快於印度，國內頗有些“輕視”印度的聲音，直至印度取代中國成為增長速度最快的大型經濟體。據IMF預測，印度2018年的經濟增長將達7.4%，這一速度或可持續十年之久。當此變奏，“印度紀行”試圖超越隔膜的二手資料以及領先者的傲慢與偏見，以見聞、以行走切身感知印度的發展與糾結，而為中國鑑。

以下兩篇為作者所寫的印度紀行系列文章，一篇《英屬印度的國家觀》，5月16日刊於澎湃新聞；一篇為《印度夢，在蹺蹺板上起落》，5月10日刊於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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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紀行】丁剛：英屬印度的國家觀

“1915年4月22日，下午5點，一條綠黃色的雲帶從伊普爾的德國戰壕上空緩緩地飄了過來，”我仍然記得伊普爾紀念館用來描述那個歷史性時刻的話語.

那是氯氣。德軍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地使用了化學武器。

一戰中戴着防毒面具的印度士兵

由印度兵參與組成的英軍並不是第一支遭遇毒氣襲擊的部隊，但他們與法國和阿爾及利亞的友軍有着同樣的命運。當印度兵看到黃色的氣體迅速擴散而來時，他們奮力逃生……一名來自印度西南部多格拉族的士兵在家信中寫道：“邪惡的德國人在他們出生時就應該被勒死。”

這是成千上萬普通印度人與歐洲文明的第一次親密接觸，他們當中有很多倒在了歐洲的土地上。德里的印度門就是為紀念在一戰和第三次英阿戰爭中喪生的7萬多英屬印度將士建造的。

英軍中的印度士兵來自不同地區，信奉不同宗教，屬於不同民族，拉傑普特人、馬拉特人、錫克人、多格拉人和穆斯林等等，無論他們有何出身，有何宗教信仰，或是屬於哪個種姓，全都是被英國殖民者召喚而去的。他們用自己的血肉之軀為帝國主義而戰。

這也是他們有生以來第一次被集體視為“印度人”，這個第一次比上述所有第一次都更為重要。

印度士兵一開始不習慣“印度人”這個名稱，因為他們有不同的種姓、民族和宗教信仰。但他們很快就意識到，其他白人對待他們與對待英國人是不同的，統統將他們視為“印度兵”，儘管他們也是英國軍隊中的士兵。一些印度士兵無法適應身份的突然變化，還在家信中詢問家人，他們若在歐洲呆的時間太長，該如何回到由種姓和宗教劃分的社會關係中去。

歐洲文明激烈地撞擊着印度士兵的心靈。他們對歐洲婦女有如此之高的社會地位印象深刻。不止一位印度兵在家信中寫道，這裏的大多數婦女都會讀寫，她們有自己的工作，在社會活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普通歐洲人，特別是農民的生活水平更是讓印度兵慨嘆不已。

他們意識到了遠在亞洲的故鄉土邦與歐洲之間有一道深深的文明鴻溝，由此產生了國家認同感。如果他們的印度要成為一個像歐洲國家那樣強大的先進國家，首先必須獨立。

一戰中的印度錫克人士兵

但是，印度人的獨立之夢在印度士兵為英帝國做出貢獻之後破碎了，英國背棄了早先的許諾。印度著名作家沙什·塔羅爾對當時的情形有這樣一段描述：英國人把戰後給予印度自治權的“獎勵”拋在腦後，還強行實施專制的《羅拉特法》（Rowlatt Act），賦予殖民地政府特權來打壓、審查報界以鎮壓反帝國言論，不經審判就拘留政治激進主義分子，以及無拘捕令就逮捕任何一個有叛國嫌疑的人。

1919年，在印度北部城市阿姆利則，英國軍官戴爾命令50名士兵向約10,000多名手無寸鐵的印度人開槍，當時他們正在舉行反對法規的和平示威。據印方後來的調查，約有1000多平民被打死。戴爾被英國人視為英雄，他還因此獲得一大筆獎賞。阿姆利則大屠殺成為英屬印度與英帝國最終決裂的導火索。

油畫“阿姆利則慘案”

聖雄甘地和他領導的印度國民大會黨在非殖民化運動中崛起，成為領導者和組織者，並在1920年代將這場運動推向高潮。

1947年8月，印度與巴基斯坦分別獨立，宣告了一個在全球24個時區均有領土的日不落帝國的瓦解。

一個民族獨立新時代的帷幕拉開。從1944年到1985年，共有96個國家贏得獨立。這些國家擁有10多億人口，佔世界人口的1/3。印度走在了前面。

我面前這個有着印度傳統紅砂石色的凱旋門就建於那個殖民統治開始走下坡路的年代，它是一個典型的殖民者的“作品”，由英國建築設計師埃德温·魯琴斯設計，維多利亞女王的第三子阿瑟親王奠基。1931年落成時，英國總督歐文勳爵出席了典禮。

當那些瞭解這座宏偉建築來歷的印度人來到這裏時，他們內心會有怎樣的感覺呢？

作為殖民者“作品”的印度門

今天的印度，是殖民者“創造”的一個獨立國家。它擁有眾多民族，這些民族共同的國家意識是在與殖民者抗爭的過程中逐步形成並不斷加固的。然而，在這片廣闊的土地上，“印度人”這種身份認同也並不總是確定無疑的。

多年來，不斷有印度學者和知名人士建議，應該建立一個“自己的”紀念館來紀念為爭取國家獨立和保衞國家而獻身的印度人，包括那些在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的運動中犧牲的人。而在多年的忽視之後，2015年印度政府終於宣佈在“印度門”的附近建造一個新的戰爭紀念碑和紀念館，預計耗資6600萬美元。目前，該項工程尚未完工。

印度是最早獨立的殖民地國家之一，也是走在亞洲非殖民化運動前列的國家。這使得獨立之後的印度和它最早的領導人尼赫魯在第三世界國家中享有很高聲望。1954年，尼赫魯提出“不結盟”的創意，並將與周恩來總理達成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不結盟運動”基礎。

我在東南亞工作時，參觀過1955年萬隆會議的舊址。重現原貌的主席台上，尼赫魯的蠟像位於中央。展廳中圖片、資料的佈置凸顯了尼赫魯、印度尼西亞領導人蘇加諾和緬甸領導人吳努的作用。包括周恩來總理在內的29個第三世界國家的領導人蔘加了那次會議。

印度在上世紀50年代初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從與英帝國的對立中形成的。戰後獨立的國家中，有一半以上都是像印度一樣擺脱了英國殖民者的統治。但是，在1947年獨立之後，印度的身後又總是拖着一個長長的英國殖民者的影子，其身份中糾結着一個矛盾——“英國的”還是“印度的”。

1962年，當印度裔作家奈保爾回到祖輩居住的這片土地時，他驚訝地發現這裏的人們對“印度”並不嚮往，作為印度人，他們沒有自豪的態度，反而充滿了“種種自我懷疑的殖民地心態”。富裕階層急於強調自己的西方性，毫不掩飾他們對哪怕是二流的外國貨色的熱情。政治則變成了鄉村頭領們爭鬥的遊戲，而“對這些鄉村頭領而言，印度只是由鄉村組成的複合體”。奈保爾不無沮喪地寫道：“把印度視為一個偉大的國家，似乎只是外界強加的看法”。

聖雄甘地和他的紡車

直至近日，奈保爾的一些觀察仍然有效。如同尚在建造的戰爭紀念碑和紀念館一樣，印度的國家身份認同也還在建造中。

羅茲·墨菲在《亞洲史》中這樣寫道：到1950年代，整個亞洲得到獨立……每個原來的或新成立的國家都必須建立或重建自己的獨立文化和共同意識，其目的在於維護和強調各國的特性，儘可能肅清早先強加的西方化影響；但它們也願意鼓勵本屬西方創新但已成為當前走向富饒和強盛惟一可靠途徑的新技術發展和工業化，將它們以某種方式與獨特亞洲傳統結合起來，而且不應損害兩者的有效性或阻礙其成長。

難度在於，怎樣才能培育出現代文明精神生長的人文環境。像所有後殖民國家一樣，“重建獨立文化和共同意識”往往會變成與殖民者帶來的現代文明的尖鋭對立，甚至演變成傳統對現代的反擊。直到今天，如何辨別“早先強加的西方化影響”，用什麼方式將其肅清，然後再將那些“本屬西方的創新”與自己的獨特傳統結合起來，仍沒有清晰的答案。

【印度紀行】丁剛：印度夢，在蹺蹺板上起落

剛進入四月，新德里的氣温就躥升到攝氏39度。在跨過機艙進入廊橋的剎那間，一股熱浪裹住了我的全身。加快幾步走進機場大樓，空調吹來的涼風讓人頓覺涼爽。

最先提醒你來到印度的是衞生間的標誌——兩幅約有兩米高的青年男女肖像，一左一右。男子英俊瀟灑，頭纏金色圖案的紅綠花布傳統布帽；女子嫵媚動人，頭戴精美銀飾身披金紗一襲。他們以含蓄的微笑迎接四面八方的賓客。

英迪拉·甘地國際機場的衞生間標誌

從滾梯下到檢查大廳，對面的巨幅招貼畫格外醒目，上書“全球最佳機場”（WORLD’S NO.ONE AIRPORT）。沒有人會去多想這是哪年評比的結果，眼前寬敞明亮、裝修摩登的大廳讓每一位來這裏的外國人確信，這個稱號一點也不虛誇。

入境檢查的櫃枱設在一面巨大的裝飾牆下，9只佛手從數百個鋥亮的銅盤中伸展而出，打出帶有吉祥之義的各種印度教手勢，每個掌心中都有一個美妙的蓮花圖案。

對中國遊客來説，因為有了電子簽證，省去很多麻煩，入境時排隊候檢的等待也就算不上什麼了。

機場出租車的管理很規範，按明碼標價買了票後就可以去外面候車處等車。車雖有些破舊，但司機十分熱情。

在新德里的英迪拉·甘地國際機場的短暫停留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尤其是那面佛手牆，它代表着一種藴含宗教意味的印度式精美。在接下來的旅途中，我的視線似乎總是在現代與傳統、宗教與世俗、潔淨與髒亂、精美與粗俗、富有與貧窮的反差景象間跳動。

英迪拉·甘地國際機場的佛手牆

在初到印度的遊客看來，這個國家似乎和精美這樣的詞彙沒有什麼聯繫。髒亂才是它擺脱不掉的形象元素。街頭成堆的垃圾，四處覓食的黑牛，骯髒的河溝和雜亂無章的自由市場……但是，只要你仔細觀察，就會發現這樣的看法是片面的。英迪拉·甘地機場會讓你立刻聯想到軟件、火箭那樣一些高精尖的“印度製造”。

還有新德里市郊的阿克薩達姆神廟。

那座神廟是印度教最大的宣介場所，也是集中展示印度教之義的地方。出租車從新德里駛出不久，我就透過酷熱中氤氲的霧氣看到它壯麗的輪廓。

阿克薩達姆神廟 官網圖

阿克薩達姆神廟是一個幾近完美的工程，體現了“印度速度”。3,000名志願者協助7,000名工匠僅用了五年時間，就完成了整個建築羣。自2005年開放以來，它已成為外國遊客的必到之處，並以“世界上最大的綜合性印度教寺廟”而載入吉尼斯紀錄。

印度人既可以為一個發電廠項目在議會折騰幾年，也可以用短短五年建造一座宏偉聖殿。他們的勤奮精神在這項工程的進程中展現而出。施工最緊張時，每晚都有100多輛卡車將各種材料送到工地，那裏通常會有4000多名工人和志願者徹夜不停地工作着。

粗糙髒亂與漫不經心不屬於這座聖殿。神廟主建築由紅砂石和白色大理石構成。主殿有9個穹頂和239根裝飾柱，整個基座由148只栩栩如生的石雕大象構成，周身還有數以千計的飛禽走獸與形態各異的神靈雕塑。神廟周圍是用紅砂石打造的廊台樓閣，用花草拼合成圖案的園林。

這裏更像是一座將傳播印度教信仰與印度歷史融合為一體的“遊樂園”。參觀者可乘坐15分鐘的小船，遊覽印度文明的歷史“長河”，觀賞河兩岸由真人大小的蠟像組合的各個歷史階段的場景，經歷印度歷史上所有那些偉大的發明：古代印度人創辦的世界第一所大學，印度人發明的阿拉伯數字0，世界上最早的整形手術，世界上最古老的醫學體系阿育吠陀……

整個園區，每一處都是精雕細刻，每一處都是聖潔靈淨，每一處都透射着印度教的博大精深。

赤腳踩在神廟前的白色大理石石板上，即使是在攝氏40度的驕陽下，仍會覺得有一股涼意從腳心緩緩升起。看到我蹲下來仔細端詳腳下的石板，一位自稱是來自美國的義工走過來説：“這些從印度北方運來的大理石，有着冬暖夏涼的天然品質，在世界上獨一無二。”

漫步在神廟中，我想起了不久前看到的一則新聞：2017年2月15日，印度成功發射PSLV-C37火箭，創造了一箭104星的世界記錄。我似乎明白了這個隨時可以看到有人在街頭撒尿的國家，同樣也是一個有着精密管理與靈巧製造能力的國家。

阿克薩達姆神廟 官網圖

印度時任總統阿卜杜爾·卡拉姆在當年神廟落成典禮上致詞説，神廟是在21世紀初完工的，滿載着100多萬志願者的心願和奉獻。“今天在神廟發生的事情鼓舞了我，給了我信心。因為有成千上萬像這樣充滿熱望之心的人民，在2020年之前實現‘發達印度’的夢想一定可能。”

這個時刻的卡拉姆總統從一個極端跳到了另一個極端。他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地忽略了印度的另一面，現實的印度是二元的。

我遊歷的另一座都市——孟買就是這樣一個對立統一體，它常被形容為——“天堂與地獄”。第一次到孟買的遊客很容易感知到印度與“發達”的距離。

我乘坐的出租車從機場出發，在不到一個小時的時間裏，就經過了海灣富人區和加特千人洗衣場，兩個場景的強烈對比深深地刻在了腦海。

曾經最大的貧民窟達拉維緊靠着金融中心，那裏居住着大約50萬到100萬人，整個貧民窟基本上是由暗無天日、座座相連的窩棚組成，人均居住面積只有2－3平方米，平均1400多人一個廁所！

孟買的千人洗衣場

自從電影《貧民窟的百萬富翁》一舉囊括第81屆奧斯卡最佳電影、最佳導演等8個大獎，印度的貧民窟便“一夜成名”，成為旅行社新開發的旅遊景觀。遊客可在導遊帶領下進入貧民區，參觀那裏的皮革、陶器和織衣作坊，還可訪問貧民家庭，整個行程人均收費60美元。

只有面對印度的貧民窟，你才會明白：編造一個美化貧民窟的故事是件容易的事，但對居住在那裏的大多數人來説，他們甚至沒有權利去擁有一個“發達”的夢想。

今天的世界不缺豪宅，也有很多貧民窟。但全世界最貴的豪宅與全世界最大的貧民窟同處一城，只有在孟買看到。

印度億萬富翁穆凱什-阿姆巴尼的豪宅“安提拉”，那個造價近20億美元的27層怪樓，如同它的名字所代表的印度神話中的島嶼，挺立在貧窮的海洋中，成為這個國家所有反差景象中最突出的反差。

億萬富翁穆凱什-阿姆巴尼的豪宅“安提拉”  網絡圖

在過去三年中，印度的GDP保持強勁增長勢頭，甚至超越中國成為“世界增長最快的大型經濟體”。但另一面是，1%的鉅富階層掌握了73%的財富(Oxfam)。

今天印度的社會結構更像槓鈴。

英國《經濟學人》雜誌不久前發表的一篇文章稱，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後，適合中產階級的就業機會大增，但在印度卻不會出現這種情形，原因是其官僚體制令小企業幾乎不可能轉變為高效的大型企業。“在印度，該出現中產階級的地方卻是一片空白。”

印度的貧富差距反映了全球化中的普遍問題。在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貧富差距縮小的同時，發展中國家內部的不平等在擴大，“金磚五國”皆如此，且以印度為最。發展加速，貧富差距同時加速，這才是“中等收入陷阱”最危險的地方。

阿克薩達姆神廟展現出的“熱望”能轉換成中產壯大的動力嗎？

（本文圖片除特別標註，均由作者拍攝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