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道老子38：什麼是“道常無為而無不為”的“始制有名”？_風聞

    現代流行版本《老子》第三十七章原文：“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鎮之以無名之樸，夫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這段話的大意是説，在常人看來順其自然就是聽天由命無所作為，實際上卻是道法自然順勢而為無所不為。當政者如果能夠照此道法自然以正治國，那麼世間萬物就會自我運化自然生滅。在運化過程中，如果有形之象與無形之氣出現陰陽失衡，那麼我就必須通過術為道之用來進行調整控制，從而使其恢復到純樸無名的正常狀態。使其恢復到純樸無名的正常狀態，就不會再出現系統循環發展失衡的問題。如果使人們都能夠自我剋制自私貪婪的慾望衝動，就肯定能夠自我實現自身心態的安穩沉靜，那麼以正治國天下太平的局面就自然形成了。

     對此，我們還是先要複習一下《老子》第三十二章：“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可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穀之於江海。” 

    這段話的大意是説，道原本無名，它雖然樸實無華到了細小看不見的地步，但天下人沒有誰能夠讓它服從個人意志。當政者如果能夠順應天道以正治國，那麼萬事萬物就會自然追隨。天地間天地間陰陽之氣相合，自然就會風調雨順普降甘露。老百姓不需要用法令控制，社會經濟就自然會均衡發展良性循環。自遠古開始，人們就已經形成了公共資源公平分配的規則和名稱。以前既然有這些約定俗成的規則和名稱，那麼後人做事就應該懂得分寸。懂得了這個適可而止的分寸，就不會有任何兇險了。這就像天下都依歸於道，也猶如百川歸於江海一樣。

    接着複習一下《老子》第三十一章：“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眾，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這句話的大意是説，武器是不祥之物，這是人人皆厭惡的東西，所以得道者都不願意接觸它。有道者平時生活意左青龍為上，而在用兵打仗時則是以右白虎為上。武器是不祥之物，不是有道者常用的工具，只是在迫不得已之時才會使用。因此，絕不能迷信武器工具，使用戰爭暴力手段也要適可而止。戰爭勝利了不能自鳴得意耀武揚威，炫耀武功就是草菅人命以殺人為樂。漠視生命以殺人為樂者，就不可能得志於天下。

    再聯繫上下文來看，在距今大約兩千五百年前，面對“禮崩樂壞”羣雄爭霸的天下亂局，一位老者卻在不慌不忙地給人們講述“戰爭與和平”的大道之理，這就形成了一部穿越時空的五千言《道德經》。直到現在，人們依然很難理解其中的“玄之又玄”。然而，從中國式“春秋無義戰”的“禮崩樂壞”天下興亡週期律，再到古希臘式大國崛起的“修昔底德陷阱”天下興亡週期律，這個“戰爭與和平”的歷史謎題卻始終困擾着人類社會。如果説，“術為道之用”的科技創新能夠解決這個不均衡發展痼疾。那麼，從青銅器時代到網絡信息時代戰火連綿的殘酷事實，就早已經徹底否定了這個自欺欺人的理論假設。直至今天，當“日不落帝國”北美殖民地“獨立戰爭”後形成的全球治理體系，又面臨一場全球性“禮崩樂壞”羣雄爭霸的天下亂局之時，整個世界都在翹首以待破解“戰爭與和平”難題的“中國方案”，而中國人則還是必須像當年的孔子一樣“問道於老子”！

    如果有人篤信“自私自利獸性本能就是人性本能”，那就等於是在否定人類與獸類的本質區別，也是在否定人的主觀意識能動性，更是在否定人類祖先的原始共產主義大同社會歷史存在。事實上，正因為個人主觀意識能動性“心善淵”的“公私之變”，才形成了人類社會“公私之變”物極必反的歷史循環。如前所述，就像中國人“知道不知道”的口頭禪一樣，在經“孔子刪詩書繩春秋”後形成的《尚書》版本中，也倖存着這樣的記載：“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乙、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由此可見，老子講的“道可道非常道”，是在傳承“三皇”時代以前的“大道”，而不是“五帝”時代以後的“常道”。所謂“聖人後其身而身先”的“三皇”時代，就是“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原始共產主義大同社會。而自“堯舜禹之變”的“夏禹傳子家天下”開始，中國就進入了“大道既隱天下為私”的奴隸制小康社會，也就形成了私有制社會“天子分封建藩”的君臣父子等級禮法制度。再從“孔子刪詩書繩春秋”到“漢承秦制”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都是這種“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的“常道”文化傳承，也就是“天下皆知美之為美”的“名可名非常名”。於是，就形成了私有制社會1%與99%貧富階級分化不均衡發展的惡性循環。

     所謂“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的“始制有名”，在距今大約兩千五百年前，老子依然給世人傳遞着“三皇”時代以前的“大道”信息。中華民族的歷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恰恰就是基於這個“上下五千年”大道文明的延綿傳承，而絕不是隻有“堯舜禹之變”的“夏禹傳子家天下”以來的常道文明。我們今天“問道於老子”，就是要追尋原始共產主義大同社會的“始制有名”，更想知道距今大約五千年前的那場“公私之變”究竟是怎樣發生的。這個“戰爭與和平”的有無相生，“眾妙之門”就在於大道與常道社會轉軌的歷史煙雲中。

    據《史記》載：“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徵。”這段描述，就是“黃帝戰蚩尤替天行道”的歷史背景。由此，我們就可以隱約發現，自從“盤古氏開闢鴻蒙”，再到“有巢氏教民建房築屋”，再到“燧人氏教民鑽木取火”，再到“華胥氏教民結繩織衣”，再到“伏羲氏教民作易八卦通天道”，再到“神農氏嘗百草教民稼穡”，這個“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原始共產主義大同社會，始終保持着道法自然以正治國的和諧均衡發展，而根本不存在人與人之間私利之爭引發的戰爭災禍。此所謂“神農氏世衰”，就是到了“神農氏嘗百草教民稼穡”時代末期，便出現了人與人之間私利之爭引發的“諸侯相侵伐”。“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與“大道既隱天下為私”的“道路之爭”，自此就拉開了歷史帷幕。“黃帝戰蚩尤替天行道”，就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天下大戰”。然而，“軒轅乃習用干戈”的“武器批判”，卻終究代替不了“堯舜禹之變”的“批判武器”。於是，就有了原始共產主義大同社會到奴隸制小康社會的“公私之變”，也就有了“夏禹傳子家天下”之後的“湯武革命”改朝換代，更有了週期性“禮崩樂壞”的天下興亡週期律。

    在此，我們不妨共同回顧一下《史記》中關於“黃帝戰蚩尤替天行道”的歷史片段。

     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徵。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徵不享，諸侯鹹來賓從。而蚩尤最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鹹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而得其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而諸侯鹹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徵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

     這段話的大意是説，黃帝是少典部族的子孫，姓公孫名叫軒轅。他一生下來就很有靈性，在襁褓中就會説話，幼年時就顯出思維反應很快，長大後勤奮敦厚，成年聰慧明智視野博大。軒轅生活的年代，神農氏繼承者作為公社聯盟首領的威信已經喪失，地方豪族利益集團為爭奪勢力範圍相互混戰，百姓遭殃苦不堪言，而神農氏繼承者又無力平息這場戰亂。於是，軒轅就組織羣眾進行武裝訓練，然而便去討伐那些破壞神農氏既定規則秩序的作亂者，各地公社部落都積極響應和跟隨他的行動。而蚩尤最為強悍暴烈，沒有人能夠制服他。神農氏旁系後裔炎帝也經常橫行霸道欺凌百姓，各地公社部落羣眾就紛紛投奔歸附軒轅。於是，軒轅就繼續修道弘德，發展壯大自己的軍隊。同時，根據水土環境和氣候季節變化自力更生豐衣足食，因地制宜發展農耕經濟，使百姓都能夠均衡享受到發展成果。然後，從自己的根據地進一步向周圍發展，而且訓練以熊、羆、貔貅、軀和虎等猛獸為圖騰標誌的各路大軍，跟炎帝在阪泉的郊野進行會戰。經過三場戰役，才終於征服了炎帝，並建立起了炎黃聯盟統一戰線。

    當時，蚩尤還在繼續作亂，拒不遵守神農氏既定的規則秩序。於是，軒轅就徵調各地公社部落的武裝力量，在涿鹿郊野與蚩尤進行決戰，最後才終於擒獲並殺死了他。這場天下大亂平息後，各地公社部落都尊奉軒轅做公社聯盟首領，正式取代了神農氏繼承者的領導地位，這就是黃帝。此後，一旦發現天下有作亂者，黃帝就親自帶兵去征討。平定一個地方之後就趕往下一站，一路上爬山涉水修路架橋，從來沒有安寧地生活居住過。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傳。餘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説。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餘並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

    這段話的大意是，太史公説，文化學者們很多人都稱述五帝，這個五帝時代已經很久遠了。現在的《尚書》版本，卻只記載着堯以來的史實。而各家敍説黃帝，文字粗疏而不規範，士大夫們也很難説得清楚。孔子傳下來的《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系姓》，讀書人有的也不傳習。我曾經往西到過空桐，往北路過涿鹿，往東到過大海，往南渡過長江、淮水。所到過的地方，那裏的老人們往往都能講述各自聽説過的黃帝、堯、舜事蹟。不過，各地風俗教化都已經有些不同，總起來説，我認為那些與古文經籍記載相符的説法，應該比較接近史實。我研讀過《春秋》和《國語》，發現其中對於《五帝德》和《帝系姓》的闡述都很清楚，只是人們不原意去深入考究。這裏面的記述，應該都不是虛妄之説。《尚書》殘缺已經有好長時間了，但軼失的記載卻常常可以從其他書中找到。如果不好學深思，真正用心領會歷史記載的原意，那麼想要向那些學識淺薄孤陋寡聞的人講明白肯定很難。我把這些資料加以評議編輯，選擇了那些言辭特別雅正的著錄下來，寫成這篇本紀，列於《史記》全書的開頭。

     眾所周知， 《史記》是司馬遷撰寫的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記載了上自傳説中的黃帝時代，下至漢武帝元狩元年間共3000多年的歷史。《史記》最初沒有固定書名，或稱“太史公書”，或稱“太史公傳”，也省稱“太史公”。一般認為，“史記”本是古代史書通稱，從三國時期開始，“史記”由史書的通稱逐漸成為“太史公書”的專稱。《史記》與後來班固所著《漢書》、范曄和司馬彪所著《後漢書》、陳壽所著《三國志》合稱“前四史”。

    不過，在“漢承秦制”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特殊歷史環境下，司馬遷對於“三皇”以前的歷史瞭解，本身就是來自於經“孔子刪詩書繩春秋”後形成的《尚書》版本。這就造成了他對“上五千年”歷史認識的客觀侷限，就更不可能區分清楚“三皇”時代與“五帝”時代的“公私之變”。當然，司馬遷更不可能知道近年來《竹書記年》的考古新發現。因此，只有進一步探索發現“三皇”時代以前“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歷史，我們才能夠徹底破解“戰爭與和平”的文化謎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