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門一對一拿“高考狀元”作宣傳 涉嫌“頂風作案”_風聞

      日前，教育部會同國家教育統一考試工作部際聯席會議成員單位召開電視電話會議，教育部部長陳寶生在講話中強調，嚴禁宣傳“高考狀元”“高考升學率”，一旦發現要嚴肅處理。

      這是教育部首次將禁止宣傳狀元和升學率明確納入高考總體安全框架。早在今年年初，教育部辦公廳印發的《關於做好2018年普通中小學招生入學工作的通知》也提出了十項禁令，包括“嚴禁初高中學校對學生進行中高考成績排名、宣傳中高考狀元和升學率，教育行政部門也不得對學校中高考情況進行排名，以及向學校提供非本校的中高考成績數據”。

      這在教育界可以説具有里程碑意義，也足以看出教育部門糾正炒作“狀元”和“升學率”等行為的迫切。

      其實，“狀元”炒作由來已久。“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位身穿狀元袍、騎着高頭馬的“狀元”在鑼鼓聲聲中榮歸故里，成為了狀元郎和故鄉人的驕傲。“狀元”成為了激勵古人奮發圖強、改變命運的一劑精神良藥。

      可如今，“狀元”卻不斷地被異化、被炒作，甚至形成了一條打着“狀元”幌子以營利的利益鏈條，錯綜複雜。教育部也不得不站出來，明令禁止炒作“狀元”。但“高考狀元”仍然出沒在各行各業的各個時間段，特別是到了高招期間，“高考狀元”更會抓人眼球。

      令人痛心的是，“狀元”這樣一個充滿激勵色彩的詞彙，“狀元”這樣一些通過自身刻苦出人頭地的單純學子，卻被各種培訓機構、企業不遺餘力地宣傳代言。最後，機構賺得盆缽體滿，卻影響、誤導了社會大眾的教育價值觀，在無形中強化了應試風氣，讓教育改革與發展的社會環境惡化。

      筆者最近注意到，中小學在線教育輔導品牌——掌門1對1，就正在以“狀元”標籤作為宣傳噱頭，讓參加培訓的或者想要參加培訓的人，“相信榜樣的力量”。

      在其官網頁面上，有3個學生的資料介紹，包括他們考取的學校和各自的學習方法。其中的兩個學生，一個是“2016年高考重慶市文科狀元之一”，一個是“2015年高考瀋陽市文科狀元”。

      奇怪的是，被掌門1對1宣傳的“2016年高考重慶市文科狀元之一”的學生名字，筆者發現《重慶時報》曾在報道《2016年重慶高考狀元出爐》中提到，文科狀元是一個，沒有“之一”，這個狀元來自重慶一中，卻並非掌門一對一所稱之人。如此來看，“狀元”的真實性是否會打上一個問號？

文科狀元唐何文佳（右）和理科狀元鄭雅文（左）

      的確，在短期內，“高考狀元”的宣傳，能讓掌門1對1立竿見影地收穫知名度，因為社會大眾認可“高考狀元”這一塊金字招牌，所以藉此宣傳直擊公眾內心，獲得的短期利益也十分豐厚。

      但這兩個“狀元”卻成為了掌門1對1的宣傳消費品。作為核心的狀元本人，不知道又有誰在真正關心他們的成長和體驗？

      在知乎上，有一個問答“成為高考狀元是一種怎樣的體驗？”回答者除了少數人認為狀元的名號給自己帶來了自信以外，大部分的狀元們都承認“一個人在大學的種種成就往往和其高考成績關係不大，畢竟高考有運氣的因素在，但大學裏的種種考驗會將運氣的作用趨近於無窮小。”

      與這些孩子在面對培訓機構和外界強加的光環時頗為平靜和理性的態度，培訓機構的大聲吆喝顯得毫無力度。

      如果教育為功利驅動，教育本身就會變成工具，人和機構追求的只能是教育以外的利益，更不用談是否關注人的心靈世界了。

      不知道在教育部的三令五申之下，掌門1對1為何還會“頂風作案”？又假如掌門1對1沒有因為禁令得到應有的處罰，那麼對“高考狀元”的集中宣傳，或許就會促成普遍性的“狀元攀比”，讓更多的教育機構跟風而上，陷入“掐尖兒”的焦慮中。

      而這種焦慮，必將讓學生和家長越來越缺乏教育安全感，社會上也會瀰漫着“各種成功學”和“無序的進階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