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中國還需要韜光養晦戰略嗎?_風聞
人大重阳-人大重阳官方账号-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2018-05-21 07:50
【按:2018年以來,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升級,這是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來最激烈的一次博弈戰。眾所周知,中國一直以來秉承着韜光養晦的外交政策,但如今中國在新形勢下,是否還有必要堅持韜光養晦呢?此前,《人民論壇》曾刊文《“韜光養晦”戰略可適當調整了》,文中表示作為戰略方針,韜光養晦可能會導致我們在戰略思想上喪失主動,因此可作適當調整。今年初,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文在《參考消息》發表文章,原題為《中國應對“新威脅論”須有戰略耐力》。他認為,面對“新威脅論”,中國不妨採取“新韜光養晦”策略。近日,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阮宗澤發表原標題為《中國還能韜光養晦嗎》的文章。他指出,中國即便想繼續韜光養晦,恐怕也有相當難度。今日,@人大重陽 微信公眾號與您一起來分享這三篇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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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韜光養晦”戰略可適當調整了》,文/任衞東,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研究員(來源:《人民論壇》2012年第1期)
從外交實踐看,韜光養晦主要就是遇事隱忍,強調妥協退讓,擱置爭議,迴避矛盾,不當出頭鳥,不與別人硬碰硬。在冷戰後即中國實行韜光養晦後20年的時間裏,美國雖然從未放棄對中國實施和平演變,但的確沒有將對外戰略的主要矛頭指向中國。這種局面的形成可以説是韜光養晦的成功,但其中也另有原因。
首先,冷戰結束此後的20年,美國全球地緣戰略的重點不在中國。第一個十年的重點是東歐,第二個十年的重點是中亞和中東。其次,美國一度迷信經濟自由化、市場化、私有化必然帶來政治民主化,幻想中國自動接受西方政治制度,接受美國霸權和國際壟斷資本的操作和控制,從而實現和平演變。但是,這兩個因素目前都已不存在。
事實證明,中國政治制度並沒有按照西方的公式演繹,而且隨着中國力量的增長,中國獨立自主地走自己獨特發展道路的決心越發堅定,西方政治同盟軍在中國的政治空間越來越狹小。再加上中國增長對美國經濟霸主地位形成的客觀挑戰,美國在基本完成前兩個戰略步驟的基礎上,順理成章並充滿緊迫感地將主要矛頭指向中國。**作為一種戰術,韜光養晦隨時隨地都可以使用,但作為戰略方針,韜光養晦也可能會導致我們在戰略思想上喪失主動,因此可作適當調整。**必須認識到,有些矛盾是繞不過去的,無法永遠迴避。
當然,針鋒相對絕不意味着輕浮張揚和莽撞行事,而是要勇於在戰略思想上保持主動,樹立克敵制勝的信心,而這需要高度的智慧和膽識。
和平發展與準備鬥爭
作為新興國家,中國可以也願意做到不通過發動侵略戰爭去爭奪霸權,但問題是,現有的霸權國家就一定不會用發動戰爭的方式去打斷新興國家的發展進程嗎?霸權國家用戰爭方式消滅對手,維護霸權的鮮活事例在這和平發展的30多年中我們看得還不夠多嗎?上世紀70年代大規模戰爭之所以沒有降臨到中國頭上不是因為我們誤判了戰爭的危險性,而主要是因為我們做了充足的戰爭準備,從而足以遏制戰爭。
現在,中國已成為美國全球霸權戰略的主要對象,而且與周邊國家領土主權矛盾日益尖鋭,現實軍事壓力與日俱增。這充分説明,我們不應一廂情願地去改變國際鬥爭的歷史規律。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和平發展當然可以繼續講,但切不可因此而自我麻痹。目前,經濟危機、政治危機在世界範圍普遍存在,各種矛盾普遍表現出尖鋭化趨勢,霸權國家通過發動新的戰爭來解決危機,強化霸權的可能完全不能排除。所以,從根本上講,還是要立足於丟掉幻想,準備鬥爭。
融入接軌與獨立自主
中國與現行國際體系到底應該是什麼樣的關係?這是事關外交的根本性問題。中國當然不能在經濟上閉關自守,在政治上固步自封,但參與國際交流絕不意味着放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的獨立性。在以霸權主義為主要特徵的現行國際體系中,不接受美國霸權,不接受國際壟斷資本的統治就不可能徹底融入。
我們需要注意以下這些客觀現實:在現行國際體系中,許多融入得遠比我們徹底的國家卻長期貧困落後難以發展,其中一些轉而努力爭取擺脱現行體系的束縛以探索新的發展道路;一些國家頑強抵禦霸權主義的政治壓力、經濟封鎖和軍事威脅;資本主義經濟和政治危機在現行國際體系的核心地帶持續發酵;美國的歐洲盟國加速推進一體化從而尋求擺脱盟國霸權並加劇與美國的地緣政治爭奪。
這表明,國際體系的種種內在矛盾開始集中爆發,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指導思想不應是融入、接軌,而是在對外開放和廣泛參與國際交流,開展國際合作的同時,鞏固和加強中國獨立自主的能力和地位,就世界發展的基本趨勢和重大問題提出主張,樹立旗幟,積極塑造國際格局,為中國在未來多極化、多元化、多樣化、多中心化的世界中佔有一席之地奠定精神和物質基礎。
**《採取“新韜光養晦”,應對新一輪“中國威脅論”》,文/王文,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來源:《參考消息》2018年3月28日)**
近年來,新一輪“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成為誤導國際社會對華認識、煽動中外關係緊張的主要消極變量。相比1990年代初以來數輪“中國威脅論”,這一輪“中國威脅論”邏輯更嚴密、用意更深遠、行動感更強,能否成功化解直接關係到中國可持續崛起的進程,也將影響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最終實現。
“中國威脅論”,這一輪是“真”的
從1993年美國《外交》雜誌第一次提“中國崛起”開始,關於“中國威脅”的國際言論就不絕於耳。然而,此前的形形色色“中國威脅論”或僅是學術假想,或僅是在部分外國利益集團中傳播,或是背後隱藏着不可告人的企圖。隨着事態變化,那些論調漸漸煙消雲散,顯得不值一駁。
比如,上世紀末,構陷“中國人將吃光全球糧食、耗盡全球能源”的理論假設,被中國現代化的發展現實所化解;本世紀初,渲染中國商品氾濫將衝擊全球市場的新聞報道,在物美價廉“中國製造”實際普惠各國民眾生活的事實面前變得失真;幾年前,誣告“中國將南海變成火藥桶”,在中國對南海諸國的外交誠意下化為烏有。
除此之外,對中國不遵守知識產權規則、中國環境污染與排放責任等諸多國際輿論中傷,都在中國快速發展與自我糾錯前“敗下陣”來。換句話説,過去的“中國威脅論”幾乎都是“假設的”、“偽造的”、“矯情的”或“帶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相比之下,這一輪的“中國威脅論”顯得真實很多,是西方國家真正感受到了中國的普遍威脅存在,是發達國家相當大部分人真切地開始恐懼中國了。這是我們必須要正視的國際事實。
第一,西方真正感受到中國經濟實力將不可阻擋地超越甚至替代發達國家的嚴重威脅。
2008年中國成功抵禦全球金融危機的嚴重衝擊;2011年中國製造業產值超過美國,2017年比另三大製造業傳統強國美國、日本和德國的總值還多;2013年底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後,中國在歐亞非三大洲許多發展中國家(如斯里蘭卡、埃塞俄比亞、尼日利亞等)包攬了幾乎所有基建工程;2014年世界銀行、IMF等主流國際組織以購買力平價計算,認定中國經濟總量超過美國,並以年均增量每三年產生一個英國、每六年產生一個日本的速度不停往前發展。
更重要的是,中國抓住數字革命的技術浪潮,在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等方面呈現了對西方的全面“彎道超車”之勢。諸上事實使多數西方精英意識到,“500年來從未有過之大變局”正在發生,即世界上第一次出現一個非西方大國的經濟實力對西方的全面碾壓,改寫了1500年大航海時代以來西方持續領銜世界的歷史軌跡。
第二,西方真正感受到中國外交對世界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具有強大號召力的嚴重威脅。
過去,雖然發展中國家也曾在20世紀中葉運作過“不結盟運動”、“萬隆亞非會議”等,但西方長期壟斷着全球進程,只有西方才有實力召集全球各國政要聚首,設置並推進國際社會的各項發展議程。
然而,2016年主辦G20峯會,提出明顯比此前西方主導全球治理議程更普世、更受歡迎的“中國方案”,如全球基礎設施建設、G20對接聯合國可持續發展2030規劃(SDG2030);2017年中國連續主辦“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峯論壇”、“全球政黨對話”,每次都有超過120個國家政要或高層代表參加,“中國方案”廣受好評。“一帶一路”、“人類命運共同體”等多次被寫入聯合國各大官方文本;更令世界着迷的是,中國在和平合作、互利共贏、平等尊重、互聯互通、節能減排、開放包容、消除貧困、反恐維和等方面的各類政策主張與國際呼籲,常常受到了全球社會的一致歡迎與支持。此時,西方意識到,“西方登高一呼、天下雲集響應”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了。
第三,西方真正感受到中國政治模式對後進國家、轉型國家、欠發達國家內生吸引力的嚴重威脅。
1990年代初,西方多數精英驕傲地以為“歷史已終結”,以經濟私有化、政治選舉化、治理市場化的“華盛頓共識”打敗蘇聯共產主義模式,將成為未來歷史演化的唯一國家發展模式。但過去20多年,中國堅持走自己的道路,以發展優先、基建先行為主要動力的經濟模式,以選賢任能、有為政府的主要特點的政治模式,以人民優先、民生改善為主要成就的社會模式,對發展中國家更具有可借鑑性,越來越多發展中國國家開始着手“學習中國”甚至“複製中國”為主要方法的國家道路重新調適。
更重要的是,美歐國家在國內政治內耗上出現的“制度性的衰敗”,槍支、種族、移民、老齡化、階層固化等社會矛盾出現的“體制性的痼疾”,延續數百年的“西方優越論”走下神壇。於是,中國道路為世界提供了思想公共產品,成為全球各國發展的另一種選項。在應對氣候變化、捍衞自由貿易、基礎設施建設等多個領域,中國都大有被國際社會擁戴為“全球領袖”之勢,支持率遠大於西方。西方驚呼,“中國贏了”,“西方已輸”。歷史並非終結,真正的世界歷史可能才剛剛開始。
西方欲借“中國威脅”再次團結起來
歐美國家智庫、媒體、政客近年來幾乎空前一致地對“中國威脅”發出了集體性的吶喊,代表着西方社會對“中國浪潮”的文化自覺與條件反射,更暴露了西方對中國經濟發展、外交感召、制度魅力等呈現“超越”苗頭感到無比恐慌後的反撲企圖。
這些“中國威脅論”多數體現在對中國引領全球治理與國力崛起的不滿與抹黑。比如,美國智庫炮製“鋭實力”概念,意在假想包括孔子學院的中國文化入侵以及所謂“不可告人的中國政治陰謀”;歐洲媒體攻擊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的“16+1”機制,虛構中國意在分裂歐洲的陰謀;詆譭中國對外推行的“雙贏”理念是等於“中國贏兩次”,等等。這些聲音目的是在提醒西方社會放棄對中國“民主化”的意識形態幻想,高度警覺中國發展造成的“惡性”衝擊。
還有不少“中國威脅論”則集中挑拔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關係。比如,2017年底開始流行的“債權帝國主義”,意在建構中國投資對發展中國家的傷害,勾勒中國通過債務強迫當地國出讓主權的負面形象;前美國國務卿蒂勒森更是在2018年初他的最後在任階段出訪拉美、非洲時,不斷攻擊中國推行新殖民主義,強行傳播共產主義模式;不少歐美議員則誣告“一帶一路”另造中國版勢力範圍,意在破壞國際自由秩序,等等。這些聲音企圖重塑西方的權威,破壞與拆散中國不斷擴大的國際朋友圈。
更有一些“中國威脅論”企圖將中國定位為西方“假想敵”。比如,美國輿論不停地控訴中國竊取西方高科技與知識產權;英國媒體則通過春秋筆法,描述西方正在“神助攻”中國崛起,意在激將西方重新聯合;特朗普政府更是不惜與中國大打貿易戰,又為傳統盟友加税豁免,大造“聯歐抗華”貿易戰的對峙架式。這些手段都是刻畫中國非法地佔了西方便宜,竊取了西方利益,意在促成並打造西方的再團結。
事實上,西方的再團結並非不可能。2017年底美國開始推行“印太戰略”,提出新版基建與投資方案,試圖制衡“一帶一路”;德國外長加布里爾在2018年2月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直接批評“一帶一路”,強烈呼籲歐洲要有內部凝聚力;法國、印度等40多國政要2018年3月正式組建國際太陽能聯盟,意在弱化中國的全球影響力;同月,日本主導與其他10國簽署被稱為“新版TPP”的《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展協定》,平衡中國自貿區戰略。
種種跡象已表明,“中國威脅論”不再像過去僅是“論述”層面,而正在向“實踐”轉化。“中國威脅論”引起了一些西方集體行動,正在實實在在地威脅着中國發展。
謹防“斯奈德陷阱”
產生後續行動的新一輪“中國威脅論”正在提醒中國人,要高度重視國家崛起的外部反應,也要認識到一國民族復興的艱難度與複雜度。
回想美國百年崛起之路,充滿着荊棘與坎坷,包括南北內戰、社會動盪、種族衝突、鼠疫災荒、總統暗殺、洪災颶風、外部戰爭、核武訛詐、恐怖襲擊、體系設計、美元危機、金融風暴等,最終才“奇蹟般”地造就了20世紀領銜世界的美國霸權。中國不走美式霸權之路,但民族復興的道路需要從美式崛起“百年磨難”中得出崛起韌勁的成功歷史經驗。
歷史上一度曾興起的西班牙、英國、法國、德國、蘇聯等陷入衰退,甚至國家解體的失敗歷史教訓,同樣也值得中國汲取。20多年前,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傑克·斯奈德在專著《帝國迷思:國內政治與對外擴張》中解釋蘇聯、日本、德國等在興衰中國內輿論慫恿、國外戰略透支的歷史規律。他雖沒有論述中國,但中國須以史為鑑。
過去五年,中國崛起實力得到了全面檢驗,社會自信心不斷高漲,參與全球治理的積極性很強,效果也相當顯著。但從外部輿論集體警惕並出現“行動化”的趨勢看,中國崛起並非坦途,更非短途。中國尤其要重温當年抗日“持久戰”的初期發動“百團大戰”過早暴露實力、導致日本入侵者“三光”政策的自身教訓,切不可掉進國內過度自信、國際過度擴張的“斯奈德陷阱”。
十年前,斯奈德教授訪華時曾與筆者交流道,過往大國往往誤以為,使用政治或軍事手段進行對外擴張,越擴張會越強大、越安全。其實,一旦擴張過快,就會引起外界阻礙,導致成本超過了所能得到的收益,最終會導致崛起失敗。“對新興國家來説,聰明的戰略是採用適度的擴張政策。”斯奈德説,“中國政策先發展經濟,而不是擴張領土,實現政治目標的手段也比較温和。保持長期温和的方式,讓外部世界慢慢消化,才能保證了中國的持續發展。”如是提醒,對當下中國是相當有價值的。
不妨採取“新韜光養晦”,夯實大國外交成果
在筆者看來,在新時代,中國不妨採取“新韜光養晦”策略,一方面繼續保持戰略自信,持續對內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對外推進“一帶一路”倡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設想,另一方面也要學會用更長遠的眼光、更有恆心的戰略耐力,與國際社會尤其是西方世界的“不友華勢力”鬥智鬥勇。
如果一些西方勢力以“拳擊”的方式對華進行貿易戰、金融戰、貨幣戰甚至軍事訛詐等,中國切不可心急。以當前的中國實力,與西方硬對抗,西方社會佔不到大便宜,但中國多半也會“殺敵一千自損八百”。但中國若運用古人智慧,以“太極”方式化整為零,讓對方的拳擊打空、打散,更無法通過“敵人化”中國而整合西方力量。這才是上上策。
在當前極其殘酷與複雜的國際環境下,中國須有更深的現代智慧與博弈城府,既要與西方現存力量強化合作,在中國投資走向廣泛發展中國家時引入歐美國家的第三方參與,繼續讓他們成為中國崛起的利益攸關方;也要與相關西方力量進行有效競爭,站在真正人類與全球利益的高度,創造新的國際標準與新型國際制度,實事求是,踏雪有痕,持之以恆,改革並優化目前以西方利益為中心的國際運行體系。
**“新韜光養晦”決不等於“新不作為”,而是要“巧作為”、“深作為”、“實作為”、“長作為”,是要進行更精細化的對外作為。**中國要深化落實過去五年來對國際社會的各項承諾,優化存量、擴大增量,通過企業合作、對外投資、貿易往來等方式做大中國發展的“崛起紅利”,塑造中國作為新型大國的崛起口碑,防止國內某些領域出現“改革空轉”、“政策打滑” 等跡象蔓延至國外。
近年來中國面臨的外部風險,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反覆提醒的,“距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越近,我們越不能懈怠,越要加倍努力”,“前進道路不可能一帆風順,越是取得成績的時候,越是要有如履薄冰的謹慎,越是要有居安思危的憂患,絕不能犯戰略性、顛覆性錯誤。”
基於筆者近年來調研數十個國家的經歷,中國崛起可能已引起西方的“覺醒”。雖然西方整體實力在下降,但西方領銜世界的國際格局並未曾發生本質變化。中國務必要戒驕戒躁,而應儘可能地團結全球精英,形成有利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知識共同體、輿論共同體。我們還須認識到,在沒有硝煙的國際輿論戰中,搞好國內建設,持續國家“善治”,才能真正令外界心悦誠服,才是化解“中國威脅論”的最終辦法。
《韜光養晦有相當難度,但並未告別》,文/阮宗澤,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常務副院長(來源:《環球時報》2018年5月11日)
4月中旬筆者訪問美國,有機會與官方、學術界以及媒體交流。因正值中美貿易爭端升級,美國向中國揮舞關税大棒,中國發誓將以“同等規模、同等力度”作出回應,雙方關係劍拔弩張。此行給我留下的較深印象與感受是,美國國內對華政策辯論激烈,怨氣不少,涉華輿論醖釀重要變化。當前較流行的一種觀點認為,過去幾十年美國對華政策都沒成功,沒能改變中國,因此失敗了,現在亟需嘗試以新的更強硬政策對中國説“不”。
面對日益趨緊的中美經貿關係,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的外交已經由韜光養晦變為有所作為,因不再低調,才會被美國盯上,最終招致美國的攻擊;反之,如果中國繼續保持韜光養晦,就會掩護中國的崛起,降低中國崛起的成本。無獨有偶,在美國也有一種看法,認為當前中美關係出現問題,主要是中國引起的。有人稱很懷念“過去的好時光”,那時的中國低調寡言,埋頭髮展;但現在的中國變了,變得咄咄逼人。這些現象的背後,究竟隱藏着什麼樣的事實?中國又當如何抉擇?
歷史是面鏡子
首先,美國曾在上世紀出現過兩次被對手趕超的隱憂,但每次都有驚無險。一次是蘇聯的GDP一度超過美國的60%。美國對蘇聯加大遏制,同時蘇聯也犯了致命錯誤,最後蘇聯解體,一敗塗地。美國自詡“不戰而勝”,贏得了“歷史的終結”。第二次是日本GDP一度超過美國的60%,引起美國警覺,不惜對日本死纏爛打,“廣場協議”一劍封喉,讓日本失去了20年,從此一蹶不振。可見,只要其他國家GDP超過美國GDP的60%,就是一個坎,美國會毫不留情地對挑戰者痛下殺手。這與意識形態、政治制度或對手是否韜光養晦無關。
2017年中國GDP已經超過美國GDP的60%,跨越了美國能容忍的限度。這在美國看來,中國已經是一個“威脅”,而且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與潛力均遠大於歷史上的蘇聯與日本。美國承認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對手,中國的經濟實力很可能在可見的將來超過美國,並且擁有世界四分之一的工業能力,創新科技水平正快速追趕美國,對世界其他國家充滿吸引力。於是自去年底以來,美國政府發表的幾個報告中均為中國貼上“修正主義國家”、競爭對手等標籤,華盛頓對中國的排斥乃至壓制並不意外。
由是觀之,美國此番妄圖發動貿易戰,漫天要價,並不僅僅試圖在經貿上一舉壓服中國,而是被美國賦予了更多的政治、安全內涵,以壓縮中國的發展空間,甚至打斷中國崛起的進程。可以想象,今後美國挑起衝突、進行戰略敲詐的可能性更大,甚至會愈演愈烈。美國劍指“中國製造2025”,恰恰證明中國政府為國家長期發展所作的未雨綢繆的規劃是正確的、有遠見的。美國對中興的制裁給中國也敲響了警鐘,痛定思痛,該事件反過來將加速中國的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只有核心技術自主可控,才不會受制於人。此次貿易爭端開始以來,中國的一系列強烈反擊讓美國措手不及。對中國而言,是被逼上梁山,沒有退路,只好背水一戰。
中國並未告別韜光養晦
換個角度看,今天的中國時刻處於國際聚光燈下,就如同一頭大象不可能隱身於小樹之後。中國現在所處的國際環境、政策目標以及行為方式已經發生顯著變化,**中國即便想繼續韜光養晦,恐怕也有相當難度。**同時需要指出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不意味着告別韜光養晦。
從國際層面看,國際社會對國力不斷躍升的中國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期待,希望中國承擔更大國際責任,有人甚至指責中國“搭便車”。因此,中國需要在承擔國際責任上有所作為。近年來中國提出一系列的倡議,其核心都是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比如“一帶一路”、創建亞投行、構建新型國際關係、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都是中國願意承擔更大責任的國際告白。
從中國自身發展進程看,中國經歷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階段,現在正走在強起來的大路上。為了更好地維護中國日益全球化的利益,緩減外界對中國意圖的猜疑與不安,中國有必要增強內外政策目標的透明度和可預見性。十九大報告提出,從2020年到本世紀中葉分兩步走,即第一步從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再奮鬥十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第二步從2035年到本世紀中葉,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基礎上,再奮鬥十五年,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是全體中國人民意志的集體體現,是為之奮鬥的目標,任何人也休想阻擋。
中國的成功對世界和平與發展事業不是威脅,而是貢獻。冷戰結束以來,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中,其他大國都打過仗或仍在打仗,中國卻一直在集中精力搞建設,是最和平的國家。中國對2008年金融危機後世界經濟增長所做的貢獻超過三分之一,是獨一無二的。
同時要看到,中國提出與美國共同構建“新型大國關係”,就是新形勢下韜光養晦的體現。新型大國關係指的是與美國營造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關係。歷史上有哪個崛起大國對守成大國,提出過如此以合作共贏來界定雙方關係的倡議?十九大報告指出了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但沒有改變對我國社會主義所處歷史階段的判斷,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上述兩個不變,難道不是韜光養晦嗎?
綜上所述,中國的崛起沒有彩排,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如何在變中把握不變,在不變中運籌變,既順應大勢,又站穩腳跟,是中國面臨的尖鋭挑戰。未來中國要繼續保持冷靜,既要做好正確的事,又要避免犯錯,防範重大風險。唯有如此,方能確保中國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途上立於不敗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