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説常識：社會進步需要的是順應客觀規律要求，而不是順從民意_風聞

         人民的自由平等的實現必須以社會進步為條件。而社會進步又必須以生產力進步為條件。要實現生產力進步，需要的不是順從民意，而是順應客觀規律的要求。

        儘管生產力進步從而社會進步必須以社會穩定為要求，而適應民意是社會穩定的客觀規律之一，但是民意往往與生產力進步的客觀規律要求不一致，從而與社會進步的客觀規律要求不一致。

        所以，社會進步靠的不是順應民意，而是順應包括順應民意要求在內的客觀規律。順應民意，只是社會進步必須順應的客觀規律中的一個內容。

        當民意與其他客觀規律要求，主要是生產力進步的客觀規律的要求不一致的時候，社會應該做的不是去順應民意，而是通過用客觀規律知識對人民進行解釋，引導民意靠近客觀規律的要求，從而讓政府在順應其他客觀規律要求的同時，儘量順應民意。

        今天社會上一大批公知，卻在努力做與此相反的事：煽動民意，與力圖順應客觀規律要求的政府對抗。其目的，就是要儘可能削弱政府順應客觀規律要求的能力。

        如果因為客觀環境的限制，而使政府做不到順應客觀規律的要求，社會的生產力進步就會遇到阻礙，社會自由空間就會受到限制，政府調節階級矛盾的能力就會趨於消失，階級矛盾激化導致社會動亂就可能出現。

        什麼是政治？政治，指的是對於社會成員的管理與動員。

        人民羣眾只需要好的生活環境，並不需要對別人管理與動員——邏輯上也不存在人民這個最大多數社會成員羣體，對只佔社會成員比重很少數的精英羣體，進行管理與動員的可能。也就是人民羣眾不需要政治。

        需要政治，也就是需要對社會成員進行管理與動員的，當然是那些作為統治者與想當統治者的人們。

        從這個事實出發進行分析，我們可以知道了，選舉不是人民羣眾作主，而是人民羣眾被政治。人民羣眾被政治，當然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的必然現象，因此不是説一定不好。但它的不是民主，也很明顯了。

        而且，這個“民主”被實行的結果，已經被證明往往是不好的。比如海地、菲律賓、印度、剛果金、索馬里、馬裏、巴基斯坦、利比亞、伊拉克、也門、烏克蘭等等國家，人民生活在長期貧困之中，甚至於想安於貧困生活都不可得，還要被導致造成人民大量死亡的的戰亂頻仍，逼得流離失所。

        之所以會這樣，原因就在於西式共和政治的結果，往往違背了客觀規律的要求。它往往是順從社會民意的結果。但是民意與客觀規律的要求往往是不一致的。

        而社會進步卻必須以符合客觀規律的要求為前提。可是西式共和的黨派競爭制度卻迫使每一個黨派為了競爭獲勝，而必須附和特定羣體的民意，否則就不但不能取得競爭勝利，連生存的基礎都會失去。

        並且這種局面極端化的結果，更是一些政黨還要故意製造非理性議題，刺激社會羣體的非理性情緒，以獲得自己的生存基礎。

        比如西方國家新納粹勢力的崛起，美國今天的特朗普現象，很明顯都是一些政治勢力用非理性議題，刺激起社會上的一些非理性情緒，形成的政治現象。台灣島內的民進黨，更是用故意撕裂島內族羣的議題，挑動島內社會的非理性情緒，實現了獲取執政權的目的。而他們的這些議題很明顯是與社會的理性要求相悖的。

        有人會要説了，西方國家可都是在這樣的制度下發達起來的。這話表面上看是符合事實的。其實仔細看看西方國家的政治歷史就知道，西方國家之所以崛起，並不是在他們現行的制度上實現的。

       當時作為西式共和制度典型的英美兩國，選民只佔全部人口的極少數。也就是説只有社會精英們才有投票權。一般的人民是沒有政治權利的。而法國、德國、沙皇俄國則都是在王朝政治體制下強大起來的。

        從這個歷史事實分析，世界上就沒有一個國家是依靠現代西式共和制度崛起的。

        西方國家之所以會在今天依然是世界主導者，是因為他們歷史上在與今天不同的政治制度下，通過對後進國家與民族的殖民擴張，開拓了海外市場，使得生產力進步導致的本土無法消化的產品，可以不斷在海外市場上換得貨幣回來，延續了經濟的發展，適應了生產力進步的需要。而不是因為實行了今天的政治制度。

        並且正是他們今天的政治制度，制約了他們按照生產力進步的要求改革社會制度的能力，才使得他們今天的生產力進步越來與趨於停滯，才有了中國的重新崛起。

        人類社會進步需要的是對於客觀規律的適應。而要適應客觀規律，首先必須認識它。能夠比較多的認識客觀規律的當然只有在社會上居少數甚至是極少數的精英們。

        因此社會治理應該、實際上也只會，是精英們的事。

        西式共和的要害，就在於通過分裂精英們的利害關係，促使不同的精英集團為了政治競爭的需要，而附和、甚至是挑動與激化人民中間不同羣體的利益要求，激發社會的非理性情緒，成為競爭的手段。於是社會進步需要的理性就被拋棄了。客觀規律的要求就常常被違背了。

        今天中國的崛起，原因就在於中國的政治制度限制了社會精英羣體間的利益衝突程度，使他們沒有從事黨派政治鬥爭的基礎，執政者也就沒有過多附和社會民意的必要。相對就能夠較多地適應客觀規律的要求。

        當然近年來，我們看到執政者不得不附和社會民意的現象增加了。這是一些體制外精英，以及一些身處體制內，卻以體制外精英自居的精英羣體，用西方意識形態忽悠人民，造成社會意識混亂的結果。也與官方意識形態存在明顯錯誤，導致人們容易被西方意識形態忽悠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