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必稱“鄧公”，我們真聽懂他的話了？_風聞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補壹刀”（ID：buyidao2016），作者/花叨叨。本文特別鳴謝崑崙策研究院宋方敏常務副院長。】

在改革開放40週年之際，鄧小平作為總設計師，被更多國人提起、緬懷。

與此同時，隨着輿論生態的進一步複雜化，不知從何時起，言必引“鄧公”成為一些羣體在爭論中的一種流行。

比如，強調社會主義是否意味着不再改革開放？我們現階段在意識形態領域的主要挑戰究竟是“左”還是“右”？我們的改革探索是否需要爭論？等等。

在這些討論中，鄧小平的一些論述被經常引用，以作為駁斥對方的論據。有時候，給對方扣上一頂“你是不是反對鄧小平論述”的帽子，很容易“一招致勝”。

但是，當我們談及這些問題的時候，真的懂鄧公嗎？

改革開放姓“社”還是姓“資”

這本不應當是一個值得爭議的話題，但在40年來的實踐過程中，對它的認識卻是很模糊甚至是混亂的。

鄧小平在南巡談話中，針對當時“改革開放邁不開步，不敢闖，説來説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的思想顧慮曾經指出：

“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有人把這段話曲解為不問姓“社”姓“資”，甚至進一步鼓吹突破姓“社”姓“資”的界限，因為這是“生產力的又一次解放”。這些思維在深化國企改革等討論和實踐中顯得尤為突出。

但顯然，鄧小平這話的意思絕不是説可以不問姓“社”姓“資”，而是指出了姓“社”姓“資”問題的要害性意義，並且提出“三個有利於”的標準。

在南方談話的最後一站上海，他還説了一段發人深省的話：

“到本世紀末，上海浦東和深圳要回答一個問題，姓‘社’不姓‘資’，兩個地方都要做標兵。要回答改革開放有利於社會主義，不利於資本主義。這是個大原則。要用實踐來回答。”

鄧小平並非完人，改革開放實踐也並非完美。在後來市場經濟一些領域的改革中，出現了過度倡導私有化的苗頭。對此，鄧小平也是有預見的。

回答非洲朋友的憂慮時，他曾斷然説道：“我們社會主義的國家機器是強有力的，一旦發生偏離社會主義方向的情況，國家機器就會出面干預，把它糾正過來。”

可見，鄧小平是高度重視堅持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方向的。他強調，“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一個公有制為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

我們今天再次強調改革開放的方向性問題，強調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屬性，不僅沒有與改革開放的最初設計衝突，相反，它恰恰是對改革開放取得勝利的強有力保障。

“主要是防止‘左’”

“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這話的確是鄧小平説過的。

這句話是上世紀90年代初，鄧小平針對改革中錯誤思想傾向的具體判斷。

之所以“主要防止‘左’”，是有歷史和現實原因的。

“‘左’帶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受“左”傾錯誤影響比右傾錯誤影響的時間更長、傷害更重，而“建國後，從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八年，我們吃虧都在‘左’”。

在搞現代化建設和實行改革開放後，很多從以往那個時代走過來的同志，頭腦裏“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如果“左”的枷鎖不解脱，改革開放就邁不開步。

因此，“主要是防止‘左’”，針對的是改革開放初期，一部分人在思想層面尚未擺脱革命年代留下的條條框框，針對的是改革邁不開步子。而對改革中發生右的危險傾向，鄧小平從來沒有輕視過。

他曾一針見血地指出，“要全盤西化”，“把中國引導到資本主義”這種右的傾向，“打着擁護開放、改革的旗幟”，“不是真正擁護改革、開放政策，是要改變我們社會的性質”。

“一旦中國全盤西化，搞資本主義，四個現代化肯定實現不了”，“可能有少數人富裕起來，但大量的人會長期處於貧困狀態，中國就會發生鬧革命的問題”。

事實上，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領導中國應對幾次大的風波，都是反對右的而不是“左”的錯誤傾向。

在29年前那場政治風波之後，鄧小平指出，“資產階級自由化氾濫，後果極其嚴重”。他還毫不客氣地指出，兩任總書記“都是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上栽跟頭”，“這就不能讓了”。

更值得重視的是，鄧小平在對當時的幹部提出主要防“左”要求的同時，特別強調“對青年人來説，右的東西值得警惕”，“他們不知道什麼是資本主義，什麼是社會主義，因此要對他們進行教育”。

“帝國主義搞和平演變，把希望寄託在我們以後的幾代人身上”，“我們這些老人嗚呼哀哉後，誰來保險？”“所以，要把我們的軍隊教育好，把我們的專政機構教育好，把共產黨員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

“不爭論”

“不爭論”，也是人們耳熟能詳的鄧小平名言。

這些年，“不爭論”在很多場合裏成為阻礙民眾討論改革舉措的一張“王牌”，甚至已經做錯的也不許追究，否則就是拖改革的後腿。

這讓一些羣眾對“不爭論”感到不解，甚至有些生氣。

如果鄧公聽到有人如此絕對化理解“不爭論”，恐怕也是要生氣的。

**“不爭論”的意思是，對於看準了是符合人民利益和意願、又能夠做好的事，領導就要膽子大一些，減少無謂爭論，“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幹”，在試驗中探索前進。**既然是一種試驗，就要讓試驗結果去説服人，去證明一切。

鄧小平主張不搞爭論，也不搞強迫。“一爭論就複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麼也幹不成”，“不搞強迫，不搞運動，願意幹就幹，幹多少是多少”。

膽子要大，步子要穩，還要接受實踐檢驗。“這是有風險的事情”，“不犯錯誤不可能，要爭取犯得小一點”，“如果發現錯誤，要趕快糾正，不要掩飾，不要回避”，“為我們的經濟發展創造更好的條件”。

鄧小平還説過這樣一段話：

“我總是鼓勵我們的同志更大膽一些”，而關鍵的一條，“就是要同人民一起商量着辦事，決心要堅定，步驟要穩妥，還要及時總結經驗，改正不妥當的方案和步驟，不使小的錯誤發展成大的錯誤”。

很明顯，“不爭論”無論在哪個層面都絕不等同於“不質疑”，更不能成為否定實踐檢驗的擋箭牌，亦或成為鼓動我們犯顛覆性錯誤的“試錯”理由，讓實事求是打開的改革之路，走向實事求是的反面。

摘出某一句話進行絕對化解讀，本身就是對鄧小平理論的違背。

實際上，鄧小平理論不能簡單看作個人的思想創造，它凝聚着集體智慧的結晶，而且正在隨着時代、實踐和科學的發展而不斷豐富和發展着。任何割裂的、教條式的理解，都違背鄧小平理論。

堅持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繫實際，用實事求是的態度探討、指導當下中國社會面臨的實際問題，才是對鄧小平真正的緬懷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