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半年，中共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何以再次登場？_風聞

2017年12月初，首屆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在北京舉行。時間剛剛過去半年，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主辦的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專題會議將於26日至28日在廣東深圳舉行。

應該説，在如此短的時間內接連舉辦同樣主題的大會是相當少見的。作為首屆對話會的參與者，我個人認為，這既有短期因素，也有大會本身的獨特作用和意義。

2017年12月1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出席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開幕式，並發表題為《攜手建設更加美好的世界》的主旨講話。新華社記者 劉衞兵 攝

短期因素應該有三：一是今年兩會後，中國政治體制有了相當大的變革。中國是一個世界大國，這樣的變化不引起全球關注是不可能的。希望能夠全面瞭解、理解這種變化也是正常的。從中國一方來講，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也有必要對世界的關注給予回應。特別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已經入憲，全球對這個思想的關注度也繼續上升，也需要通過這場大會進行中外溝通。所以這次大會選在改變開放的標誌性城市深圳是有原因的，這也可通過舉辦的“中國共產黨的故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廣東的實踐”專題宣介會的安排上體會到這一點。

二是今年五月是馬克思誕生兩百週年，中國進行了最高規格的紀念大會。顯然，這樣的高規格表明，紀念馬克思絕不是形式。而且一個誕生兩百年的歷史人物能夠在當下以如此重要的方式再現，自然是和現實的需要密切相關。

從學術研究的角度，我個人可以這樣理解：改革開放吸取了文革教訓，整個社會去政治化、去意識形態化，而改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但這種做法在取得巨大經濟成就的同時，也逐漸產生了一定的負作用。馬克思主義是中國政治合法性的構成之一，過分的去意識形態化則會對影響到政治合法性。應該説這和過分的強調政治掛帥一樣都不可取。因此，通過高規格紀念馬克思強調執政黨的意識形態合法性是有必要的。

所以紀念大會之後，中國必然有後續的行為。而通過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的方式，則還有向全世界宣示自己意識形態立場的作用。這就是為什麼本次大會將要舉行紀念馬克思誕辰200週年專題研討會。

三是今年6月中國是上合組織主辦國，在此之前利用東道主之便舉辦首屆上海合作組織政黨論壇也是非常精彩的創意，必將豐富上合組織的內容。

至於長期因素也就是大會本身的獨特作用和意義上來講，則有如下幾個方面：

首要的，這是中國主導打造的高端政治交流平台。中國作為東道主，有議題設置權，有大會主導權。能夠有效的向世界傳播自已的理念，建立國際性的統一戰線。

眾所周知，中國參加的國際機構和簽署的國際條約不計其數。但基本可以劃分為四類：一是中國只是普通的參與者，不是規則的制訂者。比如WTO、世界銀行等。二是中國和其他國家一道是發起者，享有平等的地位。比如G20和亞太經合組織。三是中國和其他非西方國家一起發起成立的國際組織。比如金磚國家峯會、上海合作組織。四是中國自己發起成立的國際組織和平台。比如“一帶一路”高峯會談、“亞投行”以及剛剛結束的“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

儘管中國已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國，但這種實力並沒有在西方主導的國際組織中得到反應。要想發達國家退出自己的利益難度太高。美國佔全球GDP的比重從二戰後的50%下降到24%，但它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份額仍然不變，繼續維持一票否決、一言九鼎的地位。中國要想擁有和自己實力相稱的國際地位，唯一的辦法是效仿西方打造自己的平台。事實上，就在中國提出建立“亞投行”後，美國國會才批准已經拖延了五年的提高中國份額的法案，同時還附加了條件：美國國會對IMF擁有更大的監督權。

目前經濟上中國已經有“亞投行”，政治上則有了“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隨着中國國力繼續提升，還會有更多的類似機構創辦。

其次，政黨對話是中國獨有的外交手段和方式。從政黨的角度擴展中國的影響力與全球政黨建立密切關係是中國的獨特之處。西方一般只有政府和民間兩軌外交渠道，但中國卻有政黨第三軌。政黨外交作用之所以獨特和不可替代，一是由於當今世界都是政黨政治，政黨對一個國家的發展和國際事務的處理具有主導性作用。政黨交流和對話不僅有助於提升對本國的治理，也有助於改善全球治理。對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拓展和改善都有立竿見影的效果。二是和代表國家利益的政府外交不同，政黨外交相對超脱，各方更容易做到坦率以對，全方位、深入的交換意見和看法。三是當發生突發事件時，多一種溝通渠道顯然更有利於問題的解決。而且有的國家政治生態比較特殊，單純的政府和民間外交手段無法滿足需要，而政黨外交則可發揮特殊的作用。比如正處於轉型期的緬甸，雖然真正的最高領導人是資政昂山素季，但她卻沒有最高領導人的職務。如果以政府的名義外訪顯然不太合適。這個時候，以政黨對話的形式就解決了這個問題。四是有些尚未和中國建交的國家，也可通過政黨對話的平台進行溝通，進而為兩國的合作乃至最終建交發揮積極作用。

對話會往往邀請全球100多個國家、數百個政黨，就代表性來講接近聯合國。雖然西方在實力、價值觀上仍然在世界具有支配性作用，但在這種規模、國家不分大小都一律平等的論壇上，西方的這種作用就被高度稀釋了。甚至以我個人參會的經驗，完全被邊緣化了。相反中國之重要和受歡迎的程度被凸顯。我們會認知到世界多數國家是和中國站在一起的。應該説這才是今天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真正的地位、作用和影響，但這種國際社會的人心向背只有藉助政黨對話會才能展現出來。

在幾天的大會中，全球才意識到中國竟然在世界上做了這麼多正義的事情，對世界的貢獻竟然如此之大。我在法國已經生活十八年，早就習慣了西方對中國的挑剔和苛責，這一場大會發出的對中國的肯定之聲超過西方十八年的總和！顯然這種鮮明的對比，只能説明出問題的是西方。

開幕式前，習近平與外方主要嘉賓合影留念。新華社記者 丁林 攝

第四則是有助於中國瞭解全球的民心民意。中國很強調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但全球這麼多國家，逐一進行實地調查缺乏可行性。但通過舉辦論壇把大家邀請到一起卻高效而且是低成本的解決了這個問題。

根據我在2017年大會的觀察，與會者最關注的話題首要的是發展。其次是消除貧窮。第三位的則是貧富差距。再往下就是環境保護和氣候變化。至於西方最關心的所謂民主化，根本無人提及。

我身在歐洲，經常看到西方媒體對“一帶一路”的質疑和擔憂。但在發展中國家則是另一種景象。巴勒斯坦發言時指出他們的國家是“一帶一路”上的重要國家，但它的國家長期陷入動盪之中。他希望“一帶一路”能為自己的國家帶來和平與繁榮。其發言時之激動、之熱切，頗具感染力。也説明了發展中國國家期待“一帶一路”造福於自己的國家。

顯然，中國的“一帶一路”和“人類命運共同體”主張是契合全球主流民意的，中國以促進各國發展為導向的經濟合作政策也是符合實際的。而西方的主張一是顯示了它的霸道，二是顯示西方多麼的主觀和脱離實際。

以上四點是從中國的角度來看的，從其他國家與會者的角度看，這樣的大會同樣非常重要。

我想原因一是中國有太多成功的經驗能夠和他們分享。比如經濟發展、黨建、如何應對民粹主義和資本的滲透與控制。2017年大會第一天參觀中央黨校，展現了中國共產黨在人才培養方面的成功做法。包括美國在內的學者都認為這是提高政黨執政能力的最佳方法。甚至一位和我交流的美國代表非常贊同如果美國也有這樣的制度，就不會產生特朗普這樣毫無政治經濟的領導人。

二是這樣強調平等、以對話和交流為目的平台還是太少。許多國家感覺總算有了發出自己聲音的機會。在會議上，有個國家的代表發言時先強調他來自一個小國，並希望代表小國提出一個問題。這種表述方式就把他們的心理展現無遺。

三是每個國家都面臨着不同的挑戰，都希望通過大會建立的平台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和思路。同時大家也都意識到一國內部的問題大都有外部性，確實需要各國攜手合作，共同應對。

最後要説的是，在首屆政黨高層對話會上，掌聲最熱烈的兩次之一分別是習主席在開幕上提出要對話會機制化以及閉幕式上中共政治局委員、主管外交的楊潔篪作出同樣宣示時。在幾天的會議上，許多代表也一再表示希望對話會機制化。而這一次在深圳的大會，標誌着機制化的形成。

正是上述原因，才使得不過半年時間，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就再度閃亮登場。全球也都期待，在西方日益陷入分裂和對抗之際，中國能給世界提供什麼藥方，能否扮演中流砥柱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