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説常識：聲名赫赫的經濟學家往往不懂經濟規律_風聞

          厲以寧曾經是我年輕時的崇拜對象。到今天我也認為他的很多觀點對於指導中國經濟的發展有價值。可是他在經濟原理方面確實存在錯誤認識。這一點我年輕時就有所懷疑，如今看得更清楚了。

        在他的《新常態就是按經濟規律辦事》中，他批評中國政府幹預經濟過程，導致了經濟發展中的五個不利：【第一是資源消耗過度，而且消耗得很快；第二是環境破壞；第三是低效；第四是有些產業出現產能過剩；第五是錯過技術創新與結構調整的最佳時機】，就是他不懂得什麼是經濟規律，從而在經濟原理方面存在錯誤認識的明顯表現。

        經濟規律第一條就是，經濟發展必須以生產力的進步為基礎。可是經濟本身對與生產力的進步作用是不一定的：根據環境的不同，既可能有正面作用，也可能有負面作用。

        具體地説，在通過利益激勵機制促進生產力進步方面，有正面作用；但是在導致社會成員之間貧富差距擴大，社會不平等感增強，從而造成經濟與社會不穩定，導致生產力受到破壞方面，有負面作用。

        因此，政府對於經濟的合理干預，就是經濟規律的要求之一。也就是説，【按經濟規律辦事】本身，就應該包括了政府對於經濟的干預內容。

        厲以寧把中國經濟在政府的調節下連續幾十年超高速發展，説成是違背經濟規律的現象，很明顯是不符合邏輯的。

        順應經濟規律的要求是為了什麼？不就是為了讓本來落後的國家能夠以超高速度追趕上先進國家，而中國幾十年的經濟超高速發展，不正應該被證明為順應經濟規律要求方面做得很好嗎？難道經濟發展速度不夠快，反而是順應經濟規律的結果？

        當然，厲以寧的意思是，在這個長期超高速發展的同時，伴隨了環境被嚴重破壞、以及在他看來科技進步不夠快這兩個現象。他以為，如果中國經濟不是這麼幾十年的超高速發展，環境破壞不會這麼嚴重，科技進步速度也會比較快。

        他不明白，生產力進步才是經濟快速發展的根本條件。而生產力進步的根本條件又是科技進步。也就是説，如果沒有科技進步的快速，是不會有生產力進步的快速，也就不會有經濟的長期超高速發展的。

        這個邏輯，他本來不應該不懂得的。是因為年紀大了，思維不清晰，還是因為利益關係要求，故意要忽視這個邏輯？這是個問題。

        中國在經濟起飛時期的科技水平很低——所有後起國家都這樣，而且人口又特別多。客觀存在的巨大困難決定了，中國不可能在幾十年之間，就把科技水平發展到至少比中國先進了半個世紀的發達國家水平。

       人口多則勞動力供應充沛，勞動要素成本偏低，經濟中運用科技手段的必要性就不高，這個市場規律決定了，中國科技進步在一段時期不會很快。可是厲以寧卻拿西方發達國家【抓緊技術創新】來證明中國經濟發展的失誤，而不是用中國經濟發展的快速，來證明中國經濟政策的正確。是非常令人不解的。

        中國經濟雖然起飛了幾十年，可是由於起點低的原因，科技水平仍然低於發達國家，為什麼不盡可能地利用發達國家已有的先進科技來提高中國的生產力水平，卻去不顧自身的能力與經濟成本，與西方發達國家比搞技術創新呢？

        要知道西方發達國家是因為已有的科技手段已經不足以支撐它的經濟競爭力，才不得不搞技術創新。也就是説，他的生產力狀況決定了，他不搞技術創新就不能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了。中國還沒有達到發達國家的經濟階段，厲以寧憑什麼指責中國經濟在這方面失誤了呢？

        其實中國政府對於經濟的調節行為中就包括了超越經濟發展階段，跨越式引進與改造國際先進科技。沒有這個科技跨越式進步，中國經濟不可能連續幾十年的超高速發展。

        世界上同時期的發展中國家裏，只有中國的經濟可以持續高速發展幾十年，政府的正確干預，尤其是在科技領域，超越市場要求的跨越式引進與改造國際先進科技的行為，是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最大不同之處。

        説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資源消耗過度】，不知道他的衡量標準是什麼？

        從邏輯分析來看，資源消耗多，是生產力水平低下的經濟的特徵。中國的巨大人口和生產力水平起點低，這兩個客觀環境因素決定了，中國經濟起飛階段的資源消耗多現象必然會持續比較長時期。

        因為在勞動力供應充沛環境下，市場規律決定了，資本是不會在現有利潤空間足夠的條件下，去提高科技水平以節約廉價勞動力資源的。只有當經濟規模擴大到就業問題不嚴重、勞動成本上升、導致勞動力資源不再廉價的時候，資本才會通過科技進步來節約勞動力資源。

        在勞動力資源廉價的社會里，其它的初級資源也必然會因為生產成本低而廉價。同時在經濟水平低、人民對於直接生存條件要求更迫切的條件下，對於環境保護的要求也會偏低。這就導致了各種資源都廉價。

        而資本的唯一目標就是利潤。在廉價資源提供了足夠資本利潤空間的環境下，社會的科技進步動力不足，與【資源消耗過度】，是必然現象。厲以寧會不懂？

        同時，國家在生產力水平低下的環境裏，為了保障資本的必要利潤空間，也不可能從社會產品中分割較多的財富去充實財政。財政力量薄弱的國家，是不可能做好環境保護的。

        因此在經濟起飛階段的國家，環境被破壞是規律性的現象。厲以寧應該明白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歷史，單獨的苛求中國，把環境破壞作為中國經濟超高速發展的結果，而不是看到中國經濟超高速發展的同時，對於環境保護的工作，已經比西方發達國家提早了至少一個階段進行，是不客觀的。

        説中國經濟【低效】，也不知道厲以寧的衡量標準是什麼？

        在生產力水平低下的經濟階段，低效也必然是普遍的經濟現象。如果經濟長期陷於低效環境中，是不可能實現經濟的長期高速發展的。因為經濟的發展必須有充分的資源供應。如果經濟低效，當然是投入高而產出低。

        產出低則資本利潤少；資本利潤少則資本成長不起來。於是市場上資本稀缺。資本稀缺則技術進步投資不足，生產力進步緩慢。這樣經濟如何能夠長期高速發展？一方面指責中國經濟超高速發展，一方面説中國經濟【低效】，厲以寧的邏輯思維很糟糕啊？

        至於説【有些產業出現產能過剩】，我知道厲以寧先生年紀不小了，應該記得西方發達國家曾經都有過“產能過剩”的歷史——也不要説歷史了，就是他們的現狀，如果不是“產能過剩”，經濟危機怎麼產生的？是被一些破壞分子搗亂造成的嗎？

        懂經濟規律的人應該知道，“產能過剩”是經濟社會里的普遍現象。

        社會經濟發展就是不斷用高效生產力淘汰低效生產力的過程。要做到沒有產能過剩，只好回到計劃經濟時期，一切都按照社會需要的計劃進行生產安排。主張市場經濟而斥責“產能過剩”現象，是眾多經濟學家自相矛盾的邏輯表現之一。

        説中國經濟【錯過技術創新與結構調整的最佳時機】。什麼叫最佳時機？

        技術創新的問題上面説過了，發展中國家最需要做的事情不是技術創新，而是通過引進與改造國際先進科技，實現科技更新。因為這首先是經濟效率要求決定的最佳手段，同時也是自身科技能力決定了的無奈。

        你本身科技水平低，當然先要通過引進與改造，先趕上人家再説，在這之前，搞什麼創新呢？

        應該説，這方面中國一直以來做得不錯，所以才會有連續幾十年的經濟超高速發展。也正因為這樣，中國經濟的結構調整才進行的比較順利。這可以從近兩年中國經濟中投資佔比的下降，以及近兩年的貿易順差創紀錄這兩個積極現象上，看得很清楚。

        厲以寧提出進出口應該平衡的觀點。説【並不是出口越多越好，進出口基本平衡才最好】他不知道這是計劃經濟的觀念嗎？出口進口怎樣，應該根據市場需求來決定。

        中國過去政府主導下追求出口，是中國市場資本缺乏環境下，為滿足經濟發展的要求的不得已行為。 也是適應中國勞動力供應充沛、生產成本低廉的市場規律的行為。

        如果中國勞動力供應不足，想要多出口也是辦不到的。比如印度，儘管因為外貿逆差導致了國內資本嚴重不足，可是因為熟練工人不足，製造業勞動力供應不足，想多出口也辦不到。

        更加需要明白的一點是，一國外貿順差，是經濟競爭力強的表現。出口多，説明經濟競爭力強，資本盈利空間大。財富流入多。

        只有財富流入多了，國民才可能富裕，才有較強的消費能力。本國經濟競爭力強，產品的國際有效需求大，不出口去爭財富，難道讓有效資源閒着？那對於需要中國產品的國家也不是好事啊？

        在本國經濟水平還不夠高，民眾還不夠富裕的時候，強調進出口平衡，不但是計劃經濟思維，也是在替外國壟斷資本利益要求説話。當中國民眾富裕了以後，各種經濟資源將不會再廉價，對於進口資源的依賴會提升，進口自然就會增加，又何必厲以寧先生替外國人着急？

        接下來，再説説他的【高就業未必與高投資有因果關係】。這又是厲以寧先生不懂經濟規律的明顯表現。

        在生產力水平低下的階段，要實現高就業，就必須高投資。因為只有生產力投資增加了，就業才可能提高；只有基礎設施投資多了，改善了內地的基礎設施，讓內地與沿海之間的資源交流方便快速了，內地的就業才可能提高。

        當然，生產力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以後，高投資往往意味着用工更少的新的高效生產能力，淘汰用工較多的舊的低效生產能力，從而高投資未必導致高就業——可是那時候就證明不需要高投資保就業，國家也就不會高投資了。如果以增加就業為目的的高投資，必然地就會與高就業成因果關係。

        同時我們應該看到，今天中國經濟增長過程中，因為就業問題相對已經不再嚴重，國家為了保就業而進行的投資活動已經有所減少。導致投資在GDP中的所佔比例已經大幅度下降了。

        厲以寧先生應該看到了這個明顯的事實，為什麼還要在這裏無的放矢？原因在於他並沒有明白什麼是經濟規律，又不是從事實出發分析問題，而只是依據西方經濟理論的教條進行批判。這樣，錯誤就難免了。

        在厲以寧先生的《厲以寧談供給側：政府要知進知退 宏觀調控要精準扶貧》中，厲以寧先生説了如下幾個觀點：

        一、【經濟學中供給和需求並重，沒有需求就沒有供給，沒有供給也就沒有需求，兩者之間是互動的關係。主要的問題在於，需求方面一般容易做，而供給方面比較難。】        二、【政府有規劃、引領作用，還可能有微調作用，是在供給側改革中需要的。】但【政府要及時退出。“政府不能老待在這個位置上，政府代替市場的主體起作用，只是短期的，否則對經濟是有害的，歷史已經證明了。】

        三、【物價會上漲，但物價的上漲一定是來自需求過旺或者供給不足，應該由市場來解決。】

        四、【要有重點、一貫式地調控，而不要像過去大水漫灌。其實過去已經吃過虧，大水漫灌的壞處是浪費了資金。一定要‘精準扶貧’，路子有很多，中國在進行宏觀調控時，一定要懂得這個道理。】

        從他説的這幾個觀點來看，明顯是對西方經濟史研究不夠，對於邏輯知識掌握不夠。

        一、【沒有需求就沒有供給】是對的，但是説【沒有供給也就沒有需求】，就違背邏輯了：沒有糧食供給，不等於沒有對於糧食的需求，這是沒辦法反駁的。如果沒有糧食供給，就沒有對於糧食的需求，那麼人類就不需要生產糧食了。

        需求從來都是對供給的引導。經濟學意義上的“供給”，從來都是對於需求而言，從來都是在需求的引導下產生的：有些資源不符合人類的需求，卻不缺少供給能力，這樣的資源供給，是不在經濟學意義上的“供給”範疇內的。

        説【需求方面一般容易做】，也是違背邏輯的説法。社會再生產意義上的需求，來自人類生存與生活的需要，是自然發生與存在的，不需要【做】，也就不存在容易不容易的問題；

        經濟學意義上的需求，指的是有購買力的需要，這個其實從來都不【容易做】：貧窮的人們很難實現自己的需求；政府的財政從來都不是【容易】得來的。如果經濟學意義上的需求【容易做】，經濟危機也就不會發生了——市場上的商品【容易】賣出去，經濟危機如何發生呢？

        【供給方面比較難】也沒錯。人類誕生之日起，就面臨着供給不足的問題。如果供給沒有困難，人類的需求就不會得不到滿足。問題在於【供給方面比較難】的原因是什麼？厲以寧先生的意思是市場出了問題。

        這個不符合邏輯：供給不足的問題在於生產力而不在於市場——原始社會沒有市場，供給問題也在得到解決。生產力低下的國家有市場，資源供給依然困難。

        二、政府行為不是在【代替市場的主體起作用】，而是市場的一方主體在進行市場行為。

        市場是由企業、居民與政府共同組成的。它們各自有各自的要求，需要在市場上實現。同樣，他們也只有在市場上推出被市場認可的資源，才能夠獲得他們需要的財富。企業與居民與市場的關係這裏不用説了。

        政府是市場秩序的維護者。為了維護市場，也必須有可以支配的資源。而政府對於市場秩序的維護，以及對於市場規則的制定與修改，就是政府向市場推出的資源。

         本質上， 政府的收入也是通過市場交易獲得的。如果政府推出的資源不被市場認可，政府的收入就會減少。這和企業與居民向市場出售資源，然後獲得自己需要的資源，本質上是一樣的。

        而且，市場對於政府能夠推出的資源的需求，比對於每一個個體的企業與居民能夠推出的資源的需求，是更為不可或缺的。因此，政府參與市場財富的分割，其實比任何個別企業與居民更有理由。

         既然政府的職能是市場所必須的，政府的收入也是與市場狀況緊密相關的，而市場狀況的好壞，又與政府推出的資源與市場的需要相符合的程度完全一致，那麼邏輯上就必須承認，政府的行為——做或者不做什麼事，就是市場環境的必然構成內容。就像企業與居民向市場推出的資源的質量與數量，與市場的需要相符合的程度，決定了市場狀況的好壞一樣。

        既然政府的行為就是市場的內容，就沒有理由反對政府的行為，而只能適應政府行為作用下的市場，就像人們必須適應由所有市場主體的行為關係組成的市場一樣。

        至於政府的市場行為是否對經濟有害，這不是市場主體主觀可以控制的。

        我們應該明白的是，在居民、企業、政府三大市場主體中，最不能離開既有市場的是政府，其他市場主體都會因為自身利益的要求，而不顧自己的行為是否會破壞既有市場。因為它們都可能會因為既有市場不好了，而流動到別的市場去。政府卻不能這麼做。

        因此從利益要求出發，政府是最需要保護既有市場的市場主體。

        另一方面，對於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也只有政府集中了最大量的知識精英，具有最大的信息蒐集與分析能力，才能夠相對看清楚市場的規律，也才最具有維護市場的能力。

        也就是説，在所有市場主體中，只有政府這一方最有利益動機，也最有信息與知識能力，維護市場。所以懷疑政府對於維護市場的動機與能力，是違背市場邏輯的錯誤認識。

       而【歷史已經證明了】，政府的市場行為能力越弱的國家，市場經濟發展就越不好：西方發達國家政府市場行為能力強的時候，經濟發展很快，而如今不行了；發展中國家市場經濟發展不好的，都是政府缺乏市場行為能力的。

        別拿幾十年前中國被國際封鎖時的情況來説事。那時候是因為得不到國際市場的有效需求，所以生產能力不能轉變為經濟成果，所以沒辦法實行市場經濟。因為外部市場被封鎖，政府的市場行為能力自然缺乏。

        有人會説了，西方國家政府歷史上就曾經不干預市場，可以證明政府與市場是可以分開的。

         確實，在“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時期，西方國家的政府確實曾經不干預國內市場。但是別忘了那個時期，也是殖民主義時期，是西方國家政府用對外暴力征服殖民地，從而擴大海外市場的方式，向本國市場各方推出海外市場資源的時期。

        也就是説，那個時期的西方國家政府，同樣的在干預市場，不過形式與今天不同而已。

         當世界市場已經分割完畢，西方國家不再能夠通過殖民戰爭，來向本國企業與居民提供新的海外市場資源，又一時還不能放棄原來的治理模式的環境下，西方市場經濟就瀕臨崩潰了。

        首先用一戰毀滅了一部分生產力；接下來用大蕭條進一步毀滅生產力；然後再用二戰接着完成治理模式轉變前的市場供求平衡過程。最後終於實現了市場治理模式的轉變。也就是人們説的“政府幹預市場”。其實不過是政府改變了向市場推出的資源的內容而已。

         假如今天世界列強還可以通過對海外發動殖民戰爭，對本國的企業與居民推出新的海外市場資源，這些國家的政府仍然不會對本國的國內市場進行干預。

        因為，一方面，新的海外市場可以緩解生產過剩的壓力，沒有必要對國內市場進行干預；另一方面，政府從市場上獲得的的資源有限，既然要儘量用於對外擴張戰爭，也就沒有能力對國內市場推出符合市場需要的資源。

        所以，問題不在於【政府要及時退出】，而在於政府如果能夠不退出，市場會更好，但是因為政府市場行為的邊際能力必然下降，會不得不退出，從而經濟發展會必然趨於緩慢。

        三、【物價的上漲一定是來自需求過旺或者供給不足】，説得沒錯。但是【應該由市場來解決】就錯了。因為供給不足的原因在於生產力進步不夠，而物價上漲正好是市場導致的。

        自從人類誕生以來，生產力一直在進步。而生產力進步的結果，是資源的稀缺性下降。如果不考慮市場的規律中的負面作用，資源稀缺性下降的結果應該是物價降低。

        市場是人們為了財富目的而以價格為指向的資源交易場所。市場交易的結果是對財富進行分配。

        市場是一個競爭的場所。競爭的結果必然是少數人獲勝。自由交易的結果，必然會出現大多數人在客觀背景與主觀能力較差的情況下，導致財富消失的現象。而少數客觀背景與主管能力較強的人們，會獲得更多的財富。

        在經濟社會里，財富是消費的權力。於是少部分壟斷了財富的人們會因為既有資源的消費已經飽和而不再付出資源控制權用於消費；而大多數缺少財富的人會因為沒有消費權力，而不能實現必要的基本消費。於是生產力水平越高，邊際消費越降低，經濟危機就在生產過剩中出現。

        政府為了維持市場的不崩潰，不得不通過擴大財政支出、增加低效經濟活動，以人為擴大市場有效需求，或者用降低税收的手段，增大資本利潤空間，在避免或者緩解了經濟危機的同時，也保護了低效資產的生存，於是生產成本上升，最終導致物價的上漲。今天西方國家的貨幣寬鬆政策，也是為了促進市場物價上漲，以人為擴大資本利潤空間的手段。

        也就是説，要解決物價上漲的問題，只能依靠生產力的進步。而市場恰好是導致物價上漲得原因。厲以寧先生沒有明白市場、財富、經濟的本質是什麼，只是從西方經濟理論的教條出發，指導政府的經濟行為，是不可能正確的。

        四、批評中國政府過去調控經濟的方式是【大水漫灌】，同樣是不明白政府與市場關係的錯誤思維結果。

        政府維護市場，首先就需要防止社會失業現象嚴重。因為失業現象嚴重會導致社會動亂，市場運行困難。過去的【大水漫灌】式的經濟調控行為，是在市場勞動力資源嚴重供過於求形勢下的不得已行為。政府比其他任何人都明白財政來源的不容易。如果不是因為不得已，政府是可以任憑經濟增長停滯，而不擴大財政支出的。

        這也是近年來中國政府面對經濟增速下降，並沒有再次進行大規模財政刺激行為，在貨幣政策方面，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央行直接購買市場資產的行為相比，中國央行的貨幣寬鬆程度也遠遠不足的原因。

        前面分析過了，與市場其他主體相比，政府的信息蒐集與分析能力是最強的，因此，政府對於市場的規律的掌握也是最強的。基本上不存在其他人看到了的問題，而政府不明白的現象。之所以還是需要學者們的意見表達，不過是因為社會有不同的利益集團，政府需要聽取從不同利益要求發出的聲音，以便平衡各階層的利益關係，有利於社會的儘可能和諧。

        學者們如果因此真的以為【肉食者鄙】，需要自己們發聲以拯救世界，或者乾脆就以為政府是【必要之惡】，需要自己們的批判與抗衡，那就錯得離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