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富國貧，影響國強民富的制度因素_風聞

資本權利是決定國家是否富裕強大，人民是否走向富裕的核心因素。

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的根本區別在於生產=消費過程的分離，在於生產的專業分工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從而造成生產的剩餘。這種剩餘再成為投資，擴大生產規模，生產出更多商品，實現更多的生產剩餘。這個循環的反覆實現就是擴大再生產。因為擴大再生產是以幾何級數增長財富。因此只要這種擴大再生產能夠持續下去，必然會快速積累財富，最終國家走向富裕。

傳統社會是註定要走向貧困的。傳統社會的發展以中國為世界的高峯。就是世界上傳統社會在發展也就是中國漢唐時代或康乾盛世到頂了。傳統社會也會有經濟的發達和興旺，但是，傳統社會中，人口與土地的矛盾是無法解開的死結。

傳統社會以小農經濟為代表的經濟模式，雖然也有生產剩餘，也有個體的積累，但是個體的積累無法轉化為社會的積累。因為土地的規模是有限的，任何一個人的土地的增加，都意味着另一個人土地的喪失。以土地為核心生產資料的自然經濟，由於土地數量的限制，其生產無法持續地擴大。小農經濟無法避免人口的增加。因為以家庭為生產單位的自然經濟中，缺少勞動力就必然在生存競爭中處於不利的地位。農業生產在時間分佈上是不平均的。有農忙和農閒之分。農忙時節單一勞動力無法應付對於勞動力的需求。另外小農經濟的低勞動生產率，也使得養老成為嚴重地問題。一個勞動力根本無法供養一個老人的晚年生活。因此在小農經濟體系中，必須有多個兒子才能保證養老的需要。所謂多子多福就是這個道理。也因此小農經濟必然地人口是幾何級數增加。土地的有限與人口幾何級數增加是一個無法調和的矛盾。因此傳統社會的治亂興替的循環是一個社會、經濟固有矛盾必然的結果。也因此，小農經濟的社會必然走向貧困和衰敗，不論它曾經有多麼地輝煌。中國的康乾盛世有百年之長，但是即便沒有帝國主義的入侵，它同樣還是要走向衰敗。這就是導致貧困的第一個陷阱，傳統社會陷阱。或者説自然經濟陷阱。

在自然經濟社會中任何想建立現代國家結構如法制社會，民主化都是註定要失敗的。因為第一是自然經濟經濟無法承擔現代社會的上層建築。小農經濟的負擔率在中國就是十分之一。再多農民就會由於負擔過重陷入深重的貧困，進而導致社會的動亂。小農社會只能採取習慣法或者是傳統法治理。第二個原因是小農經濟的基礎以土地為核心。土地關係是一種零和關係，即土地的集中是以他人喪失土地為前提。這裏面沒有利益的交集。因此沒有公共利益關係，也就無法建立利益協商為核心的現代民主制度。

因為比較社會化生產來説，小農經濟是一種低級的經濟形式，同時它也是一種比較簡單的經濟形式。小農經濟生產和消費的主體是一體化的，不像社會化生產還有一個流通過程。因此小農經濟的運行成本低，風險小，不需要組織成本，社會管理成本更低，也不需要太多的外部條件。同時由於小農經濟避免了資本原始積累的痛苦，因此對於許多人來説小農經濟具有極大的吸引力。這就是曾經出現的“民粹主義”思想。因為小農經濟是一種較低級經濟形式，絕大多數不發達國家的經濟基本上處於自然經濟的狀態。要想走出自然經濟，是一個很痛苦的過程。

首先要有一個積累的過程，要實現擴大再生產，要實現積累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並不是所有的生產剩餘都能夠變成積累的。對於一個貧困的欠發達國家的人民來説，要抑制其消慾望是非常困難的。中國就有許多的事例，比如農民把扶貧的種羊宰了吃肉。即便是人民能夠剋制自己的消費慾望也不意味着這種剩餘就可以變成擴大再生產的投資。分散在個體手中的生產剩餘並不能變成積累，就像我們個人手裏的錢並不是資本一樣。我們手裏富裕的錢，只有存進銀行或投入到股票市場中，才能成為資本，進入到社會化生產中。生產剩餘必須有一個資本化過程才能實現。在自然經濟中，這種擴大再生產受到土地的限制。這種生產剩餘的資本化的過程，也就是擴大再生產實現的過程，稱之為“資本權利”的實現過程。這種過程或者是由資本家對於剩餘價值的掠奪而實現，要麼是由國家對於經濟的管制來實現，所謂看得見的“手”的直接索取。總之，沒有這個資本權利的實現，社會的擴大再生產是不可能實現的。將生產中產生的微薄的剩餘從牙縫裏擠出來，實現擴大再生產，在資本的原始積累階段往往是非常殘酷的。在相當一段時間內人們無法明顯地改善自己的生活。這個積累的過程，也就是資本權利實現的初期的過程基本上是強迫實現的。也就是資本權力背後站着國家機器。資本利用國家機器的力量實現自己的權利。這不是一個仁慈的過程，而是一個很暴力的過程。比如英國為了實現當年的原始積累竟然公然勾結海盜，給海盜封爵，與海盜分贓。

資本權利的實現即社會化大生產是比自然經濟高級的同時也是複雜的經濟形式。必然它的實現條件也複雜的多，困難的多。這樣一個生產要能延續下去，必須要一定的條件，要有資源，有可供加工的原材料，要有市場，有基礎設施，還必須有“自由勞動力”即無產階級。這些都不是傳統社會中自然產生的東西，而很大程度上是人為製造出來的東西。而僅僅有錢是無法買到這些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必須的物質和社會條件的。這必須有一個組織資本主義生產的過程。比如英國資本主義初期的紡織業發展迅速，但是維持紡織業的原料供應出現問題。因此為了保證英國紡織業的發展，英國出現的“羊吃人”的“圈地運動”。英國對於私人財產權利的保護制度在資本權利面前立即煙消雲散。為了保證資本權利實現的“自由勞動力”的供應，英國制定了《流民法》，自由也不再是人的權利了。為了保證英國紡織業的機器的原料供應，殖民地的印度人必須讓自己的肚子讓位於英國的機器。印度的大量土地不能用來種植印度人維持生命必須的糧食，而是用來種植滿足曼徹斯特紡織機械的棉花。為此印度在殖民時代經常發生大饑荒，大量人口因飢餓死亡。

從資本主義的歷史就可以看出，從傳統社會轉型到現代社會，資本權利的實現的過程是一個強制的過程，也就是所謂的資產階級專政的過程，這個過程在它的初始階段根本沒有仁慈或正義公正可講。只是到了資本主義發展比較高級的階段，社會財富的積累達到一定的程度，那種過度嚴酷的剝奪和剝削才逐漸退出歷史舞台。現在這種剝奪和剝削已經沒有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根據了。但是在歷史上，我們必須承認這種為了實現資本權利而實行的剝奪和剝削仍然有其歷史的正當性，也就是黑格爾所説的“理性”。黑格爾的名言不是“凡是存在的都是理性的”嗎。在歷史上，為了實現資本權利，連發動戰爭都成為國家的合法權利。通過戰爭掠奪和獲得賠款來實現資本權利曾經是國際法的合法權利。

我們只有深刻地認識國家機器和資本在國家實現現代化的歷史中的軌跡和作用，才能在現實的世界的行動中使自己的頭腦保持清醒。雖然當初在資本主義初期的許多行為已經失去了它的正當性和合法性，但是我們必須知道，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是怎麼組織起來的，我們要最終擺脱貧困，就必須通過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的社會化大生產。而組織社會化生產的必要條件是必須靠一個國家人民自己去創造的，外來的援助是不可能創造一個適合社會化大生產的外部環境的。外來的援助可以提供機器設備，提供原料，提供市場但是這些要素還必須有一個組織化的過程才能實現生產和消費的循環。這個過程由誰來實現是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是要實現工廠化生產，勞動力是一個無法繞過的問題。從小農或破產小農中無法自然產生符合現代工業產業工人。現代產業工人最低也要求服從勞動紀律，要有一定的文化和學習能力。這都不是傳統農業人口具備的素質。傳統農業由於生產力水平的限制，基本上沒有公共服務，也就沒有人力資源的概念。普遍的文盲和無組織性是無法適應現代工業生產的。

從以上分析就可以看出來將一個傳統社會改造成為一個現代社會的困難性。任何實現了這樣一個轉變的社會都是一個偉大的創舉。在實現這樣一個轉變的過程中，國家機器的作用是無法低估的。沒有國家機器的強制推動，這樣一個轉型實際上是不可能實現的。所有那些鼓吹自由市場的人們的理論對於落後國家的現狀是驢唇對不上馬嘴。在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中，計劃經濟的歷史作用不能否定。計劃經濟對於降低轉型的民生痛苦和降低社會轉型成本具有最好的效果，從這一點説，計劃經濟同樣具有歷史的正當性。當然官僚資本主義在推動國家的轉型中同樣有着歷史的正當性。但是比較起來，計劃經濟具有更高的正當性。二戰以後，成功實行轉型的國家和地區如韓國、台灣等，都有一段軍事獨裁專制時期。客觀上應該認為這是為了實現轉型所必須的管制時期。通過軍事管制壓制轉型期因為利益衝突造成的社會衝突，制實現資本權利。但是在這裏要明確的是，雖然資本權利的實現必然要求資本背後站立着國家機器。這種情況具有歷史的正當性。但是資本權利+權力必然地導致官僚資本主義問題或者官僚體制問題。這個問題必須在發展的高級階段予以處理。就是國家轉型必然還需要社會轉型和政治轉型問題。歷史的正當性將隨着歷史的演變而被歷史淘汰。

制度性的貧困即由於社會政治經濟制度問題造成的貧困是不可能用救濟的辦法得到解決的，無論是教育還是慈善，或者是大規模的援助都不可能真正解決貧困問題。因為在制度約束下貧困人口是增量。通過救濟減少的貧困人口永遠也趕不上貧困人口的增加。孟加拉尤努斯博士的工作是偉大的。但是尤努斯博士的工作永遠也解決不了孟加拉的貧困問題。制度性的貧困只能通過制度的改變來解決。為了實現制度的改變，革命就具有歷史的正當性。

現在世界上的發展中國家擺脱貧困的命運的使命和道路沒有根本性的變化，還是要從建立社會化生產，即資本權利的實現來實現。現在世界的環境與100年前甚至二次大戰以前有根本的不同。原先一些原始積累手段現在已經完全喪失了合法性基礎。但是現在也有一些有利條件就是廣泛的國際援助和產業轉移可以幫助發展中國家縮短資本積累過程和減少這個過程的痛苦程度。外部的援助可以解決或部分解決資金、設備和市場要素。但是外部的幫助無法解決一個國家內部的政治法律制度與社會化大生產的相容性問題，也無法解決合格勞動力的問題。這些問題必須由發展中國家自己解決。在解決這些問題的時候，若干要素是必備的。第一中央集權的強有力的政府。第二強制普及教育。第三對於勞動力的組織和培訓。第三點目前合法的手段就是普遍兵役制。通過軍隊的紀律和技能訓練，將傳統社會中的個體轉變成為合格的勞動力。轉型期國家為了避免社會動亂，一個強力政府是必不可少的，儘管這種政府往往被冠以專制政府的惡名。但是一個政府不能圖虛名而招實禍，也不能在外來壓力和誘惑面前放棄自己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