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龜的悲劇-國民政府中的海龜及其他們的作用_風聞

    這個“國民政府”中任何一個説着流利英語的高官都是和他的國民完全脱節的。他們對自己的人民，甚至對重慶這座古老的城市都一無所知，要想找他們瞭解一點中國的真實情況簡直就是緣木求魚。 —白修德 　　

    恩尼喜歡評點歷史，他看過一些國共鬥爭的書，對美國老一代的中國通如數家珍，還推薦了一些書給我看，如二戰時“時代”雜誌駐重慶的記者懷特（Theodore White, 62年獲普利策獎）和傑可比（Annalee Whitmore Jacoby）合寫的“中國的雷聲”，就把我帶回了瀝瀝寒雨的陪都重慶，那時四川人民正用巨大的犧牲支持着中華民族不敗的奮鬥。　　

    白修德(Theodore White)是著名的美國記者，以分析報道美國總統大選而聞名，著有四本，並獲普利策獎。然而白修德的記者生涯卻是從中國的山城重慶開始的。抗日戰爭期間白修德作為美國時代週刊和生活雜誌的記者在重慶生活了若干年。他曾深入過山西遊擊區，報道過河南大饑荒，跟蔣介石談過話，和周恩來喝過酒。抗戰結束後他返回美國，出版了《中國的雷聲》，在書中揭露了蔣介石政府內部的腐敗。許多年後目睹了美國在越南的失敗後，再回憶四十年代初的重慶，他深感“美國方式”給亞洲帶來了悲劇。在《中國的雷聲》一書中他寫下了下面的話：　　“在亞洲，甚至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沒有哪一個政府象重慶的國民政府那樣徹底地被“美化分子”所滲透。也沒有哪一個政府(也許後來的南越政府除外)如此徹底地被美國的理念、援助和指導所毀滅。就整體而言，並不能説這個政府中的男男女女們是被美國人所招募的，更確切地説他們是一羣美國理念和方式的追隨者。半個世紀之前，傳教士們開始動搖古老的中國傳統觀念，教會學校和學院使美國的影響進一步加深，發憤圖強之心和對現代化、西方化的渴求促使人們追求美國人的知識，技術和文化，彷彿美國人知道世界上所有生活的真諦。 　　

    “這種滲透是從政府的最高層，從總統開始的。魏斯理學院畢業的蔣夫人説服蔣介石信了天主教。蔣介石的財政部長孔祥熙有奧柏林和耶魯的雙重學位，外交部長是耶魯1904年畢業生，教育部長畢業於匹茲堡大學，立法院長孫科博士具有哥倫比亞和加利弗尼亞兩所大學的學位。新聞部長畢業於密蘇里新聞學院，中國銀行行長，後來的行政院長宋子文是哈佛1915年畢業生。這份長長的美國畢業的中國政府高官的名單還可以一直數下去，從國家衞生官員到鹽務官員，到外貿官員。外交部的駐外使節更是清一色的長春藤名校畢業生。駐華盛頓的是康奈爾和哥倫比亞的畢業生，駐倫敦的是賓夕法尼亞大學的。駐巴黎的顧維鈞不僅在哥倫比亞大學拿了三個學位，而且還編輯過那裏的校報，如今他又增加了一份新的驕傲，他的兒子進入了哈佛大學的克里門生體育俱樂部。我本人的哈佛學歷在中國比在波士頓還更吃香。我後來組織了一箇中國的哈佛俱樂部，其中有一大批蔣介石重慶政府中的高官，即使在華盛頓的肯尼迪政府中也找不到這麼多哈佛畢業生。 　　“現在回過頭來看，這些都是一場悲劇。我花了一年多時間才弄明白，這個“國民政府”中任何一個説着流利英語的高官都是和他的國民完全脱節的。他們對自己的人民，甚至對重慶這座古老的城市都一無所知，要想找他們瞭解一點中國的真實情況簡直就是緣木求魚。這批人生活在英語之中，彼此説的，想的，夢的都是英語，只有蔣介石不懂英語。” 　

　  在白修德看來，蔣介石政府中這些有着耀眼學歷的高官們就象是一台現代電子儀器的面板。每當你按動一個按鈕，面板上都會有一盞彩燈發出美麗的光芒。然而那彩燈背後的線路究竟是怎麼連接的，天曉得。只有當你反覆地按過許多次按鈕，發現除了彩燈閃耀之外再不會有別的反應後，你才明白過來，原來那面板後面的操作系統根本就不工作。　　在重慶時白修德曾多次採訪過孔祥熙，印象最深的一次話題是關於幾年間上漲了一百多倍的物價，通貨膨脹。“通貨膨脹，什麼通貨膨脹”！孔博士這次沒有打哈哈，他咆哮着説。“你們美國記者就喜歡説通貨膨脹，中國根本沒有通貨膨脹！有人願意花兩萬塊錢去買一支鋼筆，那是他們自己的事，不是通貨膨脹！他們發神經，就是這麼回事，他們根本就不該去買嘛”。 一個王朝的喪鐘那時候就已經敲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