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琦富弼曾經參加慶曆新政，為什麼卻反對熙豐變法？_風聞

和韓琦、范仲淹、司馬光一樣，富弼的人品和能力沒有任何問題，這是必須要肯定的，要在這個前提下再來評價富弼這個人。早年他多次辭官，但是在其他人都不敢和契丹使節打交道的時候，富弼挺身而出，他毫不推辭。就説前面一些人提到的出使遼國的例子，他受命出使遼國的時候，一個女兒夭折，後來又有一個兒子出生，他都沒有任何表示。

現在人對富弼的爭議比較多的主要就是一點，他早年和范仲淹一起主持了慶曆新政，進行改革，只是反對勢力太大，改革沒多久就失敗了，富弼和范仲淹都從執政的位置上被外放，慶曆新政也就此夭折了。而到了晚年，王安石主持變法的時候，富弼又改變了自己原來的立場，反對變法了。

在現在的人看來，這種前後不一致是有問題的，是政治態度和政治立場出了問題。但放在當時的語境下來看，其實並非全然如此。哪怕是到了王安石變法的時候，富弼和韓琦、司馬光的態度也是一樣的，支持改革，但是反對王安石變法。甚至也包括王安石變法時期反對變法最堅決的文彥博，也是這個態度。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首先從人之常情來説，任何人在年輕的時候都會比較傾向於求變，政治上比較激進，而到了晚年，就會趨向保守，更傾向於求穩，怕變化。年輕的時候就在政治上比較激進，到了晚年還是一樣激進的，這種人是比較少。而且，從歷史上看，一旦出現這種人，多數不怎麼靠譜。

再來説慶曆新政和熙豐變法的問題。韓琦、富弼和司馬光都是堅決支持慶曆新政的，但是卻都堅決反對王安石主持的熙豐變法。為什麼呢？因為在他們看來，慶曆新政是對現有政治格局的修修補補和調整，是為了適應新的形勢，而熙豐變法是外科手術的方式，也就是大拆大建，是顛覆性的。

從政治家的角度來看，尤其是到神宗時期都已經是德高望重的三朝老臣的韓琦、富弼、司馬光和文彥博這些人，他們當然承認宋朝到了仁宗時期就已經出了問題，必須要改革，但這個改革應當是以穩妥、漸進的方式進行，而不是像熙豐變法一樣對舊制度進行徹底的否定，再來推出新方案。因為後者的風險比前者大的太多了，後者如果失敗，是有可能犯顛覆性的錯誤的。

改革本身是為了求生，而不是為了求死。而且，任何改革都可能出現最好的結果，也可能出現最壞的結果。改革當然都是希望事先最好的結果，但在啓動改革的時候，也必須事先考慮清楚，如果一旦出現最壞的結果，整個國家是否能夠承擔。如果不能承擔，那麼就不如先不改革，或者是先進行局部性的、小規模的改革。

這就好比説，一個人得了重病，兩個醫生開藥，一個醫生的藥方保守，雖然不能徹底根除疾病，完全治癒，但也不至於造成太大的損傷。另一個醫生的方案比較生猛，是下猛藥，如果成功就可以徹底治癒，死而復生，但這個藥方的另一個可能是治療失敗，本來不吃藥還可以活三五個月，這個藥吃下去可能就直接死了。

慶曆新政就是前一個相對保守的方案，熙豐變法就是後一個比較激進的方案。從我們現在的角度看，當然當時的改革應該更徹底，只有徹底改革才能讓宋朝煥發新生命。但在當時的人看來，這是不一定的。

尤其是對韓琦、富弼、司馬光、文彥博這些人來説，到了神宗時期，他們都已經是元老重臣，國家無事便罷，如果真的遇到了重大危機，還是要他們這些人出來收拾局面的。所以，與其説他們是反對改革，反對變法，不如説他們是在防止改革直接走向最壞的結果。這也是神宗一邊讓王安石主持變法，一邊又讓文彥博、富弼這些人“平章軍國重事”的用意所在。

總之，改革作為政治行為，本身也是比較複雜的，改革派裏面也有壞人，反對改革的也可能是好人，不要簡單化。

《大路朝天：中國道路與中國革命》

作者：蕭武

出版：中信出版社201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