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要有體制自信_風聞

 　　朱元璋擔心宰相專權，於是廢相位立內閣，造成了一個比宰相更大的機構來和皇帝鬥爭，於是朱家的子孫後代連朝堂都不去了，反正有皇帝沒皇帝國家照樣運轉，而一旦想把權力拿回來又鬥不過他們這麼多人，勞心費力不如玩耍。這才造成了明中葉以後“自成化至天啓一百六十七年之間，其間延訪大臣不過弘治之末數年，其餘皆簾遠堂高君門萬里”。

　　而皇帝隻身坐在高堂深處的那種孤立無助的感覺，如果用一個詞來形容一定是絕望，所以他依靠身邊那些沒文化沒背景又完全需要皇帝極易控制的太監閹人，去幫助他制衡那些有文化有能量又極難對付的不聽話的官僚機構就成了絕望中唯一的救命稻草。這就給宦官亂政提供了生存空間。

　　明武宗時期大太監劉瑾為代表的宦官亂政，事實上就是皇帝的反擊，雖説史書對封建君主都採取隱惡揚善的策略，把罪過都推給臣下，把劉瑾寫的十惡不赦罪大惡極，最後以謀反的罪名殺掉了，甚至還有一大堆謀反的證據，但我相信武宗殺劉瑾時心裏一定很難受，他殺掉的哪裏是區區一個劉瑾，他殺掉的是用於跟官僚機構制衡的對抗力量，從此只能又重新回到孤立無助的絕望狀態了。

　　官僚體系代表了一種信仰，雖説他們在表面上維護的是皇帝，但事實上負責書寫歷史的官僚體系卻總是利用皇帝來表現自己的高尚純潔。比如劉瑾案裏史書記載了劉瑾罪大惡極，讀者怨埋了武宗皇帝的昏庸無能，只有官僚體系維護了正義獲得了清譽，這不能不説是官僚體系獨特的話語權造成的現象。

　　朱元璋當初設計內閣機構的目的就是希望他們朱家江山永固，卻沒想到趕走了宰相這個敵人以後卻引來了更大的對手。對自己子孫後代所面臨的這種奇妙處境，洪武皇帝不知要做何感想。

　　實際上權力這種東西只能分享，沒有人有能力掌握所有權力，要麼分享給官僚機構，要麼分享給太監集團，誰更聽話就給誰更多點。凡是皇帝寵信奸佞的時期都是皇權和官僚機構對抗最激烈的時期，也是皇帝腦子不靈光任性妄為的時期，但這背後反映的全都是權力鬥爭。

　　現代社會制度的進步最主要就體現在對社會權力的分配方式上。首先沒有誰會認為天下的權力都應該屬於某一個人了，權力必然是分享的，是分佈式的。其次人們都認可了賢能者應該被賦予更大的權力，而不是僅僅靠血緣關係。有了這兩點基本認識的改變，才有了現代的集體領導制，選舉制等等的與以前不同的社會治理體系。這些都是人類社會結構中的重大進化。

　　而從現代社會治理體系的角度來看，擁有一個能合理分配權力，能順暢新陳代謝，能鋭利自我監督的官僚體系，是未來國家競爭的前提條件。英國在400年前憑藉君主立憲制領先了，美國在200年前憑藉三權分立制領先了，現在中國又憑藉集體領導制領先了。

　　中國如今已經拿到了下個200年國家競賽的最佳起跑位置，中國的下一代有什麼理由不自信不自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