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安的教師集訪事件，到底是不是基層治理問題？_風聞

焦點

就事論事，為什麼會存在所謂的教師集訪事件？

當地政府在通報中直接指出：本次集訪的訴為“要求發放一次性獎勵”。這一點，同集訪教師所説是一致的。

所謂一次性獎金，即行政機關、企事業單位等扣繳義務人，根據全年經濟效益和對僱員全年工作業績的綜合考核情況，向僱員發放的一次性獎金。對此，安徽省也頒佈了相應的政策。

根據公開資料：

為嚴肅收入分配政策，規範收入分配秩序，經省委、省政府同意，從2016年1月起，安徽省省人社廳會同省財政廳對駐肥省直機關事業單位一次性工作獎勵進行了規範。同時，按照分級負責的原則，省轄市可結合各自經濟社會發展狀況及相關規定對本地機關事業單位的一次性工作獎勵予以規範。

請注意，這裏提到了很重要的一點，“結合各自經濟社會發展狀況”。也就是説，這個政策在執行的時候，不同時區域是存在尺度和時間差異的。

從媒體透露信息，2017年年底，合肥、蕪湖等財政條件較好的地方，已經對教師兑現了一次性工作獎勵。數額還不小，每年35000元左右。而其它地區限於財力不足，暫時還沒有實施。

此外，不同羣體之間，執行的尺度和時間也不一樣。如文件規定：一次性補助是針對省直機關事業單位的，其受益主體是政府公務人員。但對於省轄市而言，主要的受益羣體卻是醫生、教師。事實上，絕大多數中西部農村地區，其財政負擔主要是這兩個羣體。

對於諸多“吃飯財政”的縣市而言，先補助公務員，再補助教師，分步實施，或許是一個極其普通的操作。正因為如此，隨手搜索一下教師維權事件，你會發現，他們大多發生在縣市一級。比如，在2014年到2015年，湖北、黑龍江、河南等地都先後發生過類似事件

從我們的調研來看，普通中西部地區教師和其它公務人員的工資通常為3000-4000元/月，比如前段時間安徽歙縣上班時間跑滴滴被抓的副鎮長，自曝每月工資就3000元左右。可見，安徽省的這次利益調整不僅涉及面大，且程度深。統一的政策差異化執行，當然會引起受損羣體（顯然主要是農村教師）的反彈。

其實，早在2017年11月8日，安徽就發生過類似事件。巢湖四學校約80名教師到巢湖市政府集體上訪，要求與當地公務員同等享受“一次性工作獎勵”。據媒體報道，安徽省教育廳直接介入此事，並專門給省政府寫了一個報告：

​可見，六安教師集訪事件，並非突發事件；亦非毫無預警。就邏輯而言，只要利益調整不到位，事件就有發生的必然性。

困境

不過，六安集訪事件折射出的基層治理困境，卻不得不引起我們重視。

最突出的，就是政策統一與區域差異之間矛盾。其實，不單單是教師待遇，其它很多政策，到税費改革以後，都越來越具有“國家化”特徵，強調政策統一性。問題是，各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很不一樣，短時間內統一執行肯定會有困難。

但是，與以往不同的是，現在是一個信息社會，一個地方執行了，另一個地方不執行，就一定會出現不公平感。因此，矛盾就出現了。對於地方政府而言，從政策執行的有效性看，分步驟、漸進式、差異化地執行，是合理的；但從政策執行的公平性來看，這一做法已經不現實。

基層待遇問題，也是公眾關注的重要焦點。這次事件中，教師最根本的出發點，就是提高收入。不可否認，很多地方的基層公務人員及教師、醫生，待遇確實比較差。

不過，問題也要一分為二地看。一方面，橫向比較，中西部地區的基層公務員，以及老師、醫生等待遇差，是普遍問題；但另一方面，無論是從待遇還是社會地位來説，公職人員都在當下都算是社會精英，其生活滿意度並不算低。

所以，提高基層待遇沒錯，但也要客觀理性看待。如果在地方政府無財力承擔的情況下，一定要比照發達地區和城市，其實也有問題，很容易人為製造其它社會矛盾。須知，在這次事件中集訪的六安老師，討的並非是拖欠的工資，而是新增的一次性工作獎勵。這對老師而言是新增利益，但對地方政府而言，卻是一筆額外財政負擔。

性質

從這個意義上來説，六安教師集訪事件，本質上是維權事件。

幾個特點可以佐證。一方面，集訪的教師展現了極強的權利意識。就目前的信息看，他們並未使用傳統意義上的“訴苦”等底層話語，而是選擇了權利話語；

其次，**他們還有很強的組織性。**合理推斷，六安教師集體上訪不是第一次，事前也應該和相關部門溝通過。此次事件中，市政府有關負責同志已然現場接訪，但最終事情還是“鬧大了”；

再次，**上訪教師具有明確的“法人”意識。**過去，很難想象體制內的人員會聚集上訪，因為所有訴求都在組織內部解決了。但在開放社會中，哪怕是組織成員，也有獨立行動，對自己行為負責的權利。且，組織不能隨意干涉其合法行為。

這種改變，其實深刻展現了我國社會轉型期的一些特徵。

為什麼這麼説？

在税費改革之前，鄉村教育主要依靠農業税費統籌解決。哪怕是教師經常被欠薪，且時有上訪事件發生，卻很難説這是一個權利問題。因為，對於當時的教師而言，“討薪”就是討口飯吃。這個道理同樣適用於別的利益羣體。因此，地方政府化解社會矛盾的唯一辦法，就是發展經濟，增加財政收入。

但隨着農村税費改革，農村醫療、教育等社會事業的發展，加上政府運轉主要依靠財政轉移支付進行，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地方政府的財政壓力。與此同時，社會各個羣體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極大提升。教師羣體，無疑也受益其中。

問題在於，當各個利益羣體的吃飯問題得到解決，權利意識已然覺醒之時，很多中西部地區的財政仍然是“吃飯財政”。“吃飯財政”下的地方政府，其回應社會訴求，調配各利益羣體的關係的能力，顯然是比較低的。從六安集訪事件中可見，教師的訴求，是參照別地標準，與當地公務員同等享受“一次性工作獎勵”，且援引了相關法律法規，對當地政府的處理能力要求很高。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需要同情性理解教師的權益訴求，但將之想象成是一種底層反抗，並不科學。

解決

六安市委市政府已專題研究此事。一是對集訪處置問題進行調查，瞭解警察執法是否合法合規；二是開展大走訪活動，瞭解教師訴求。

這兩點，都值得説道説道。

這次事件中，同樣被推上了風口浪尖的，還有警察執法問題。對警察在集訪處置中的過程進行調查，顯然是必要的。但是，需要明確的是，警察並非集體上訪事件的負責者。

眾所周知，警察的主要職能是維持公共秩序。並且，在執法現場中，警察擁有執法權威。如果警察的職務行為有不規範之處，那也是事後追究的事情。因此，不能因為警察的執法對象是上訪教師（而非其他人），且存在執法衝突，就判斷其有辱斯文。

事實上，根據我們實地的調研發現，警察權益所受到的侵害（不公平感、待遇等），一點也不比別的羣體差。所幸的是，公安機關是一個紀律部門，其政治性和組織性都比較強，不至於為了個人利益和羣體利益而罔顧大局。正因為如此，其執法尊嚴尤其應該得到尊重。當然，如果執法過程真有違反規範的地方，相關責任人應該承擔責任。

最後，大走訪活動當然是應該的，本身也是地方政府利益調配的工作方法。但從根本上説，地方政府可能更需要客觀看待利益羣體已然分化，社會矛盾已然轉化的現實。

與此同時，對於決策者來説，加強政策科學性至關重要。尤其是涉及到利益調整之事，更應量力而行。基層是一線處理事務的主體，上級政策在制定政策時，多讓基層參與，聽取基層意見，或許會減少不少矛盾

根據我們多年的田野調查，如今因為利益分配不公平所致的社會矛盾大幅度提升，這是值得深思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