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夫電影：民族魂之投影_風聞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呂洲翔】

​哲學家歐內斯特·勒南認為：“民族是一種靈魂，一種精神原則。”這種靈魂和精神原則由兩種要素構成：一是某種文化遺產，二是將這種文化遺產傳承下去的決心。武術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寶貴的文化遺產。回望近現代歷史，武術自始至終與中國民族主義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十九世紀末，華北地區的民間武術組織將民眾團結在一起，反抗在中國不斷擴張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勢力，催生了轟轟烈烈的義和團運動（1899-1901）。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軍閥混戰的時代背景下，在達爾文主義、軍國民主義、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推動中，尚武之風興起，習練武術被國人認為是“強國保種”的基本途徑。在北洋政府、教育家和民眾的支持下，武術開始得到普及和發展。

上世紀二十年代末，五四運動掀起了新一輪的民族主義浪潮。受此影響，武術備受社會各界人士推崇。1928年，新成立的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了中央國術館，旨在全國範圍內推廣武術。在這一時期，伴隨着武術的振興，功夫電影應運而生，大量的經典武俠小説被改編成電影，併成為了國產電影的支柱題材之一。從1928年到1931年，短短四年間就有227部功夫片在中國問世。

早期功夫電影與民族精神的塑造

政治學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指出，印刷媒體促進了民族主義的構建和民族意識的覺醒。自其誕生之日開始，中國的功夫電影便被賦予了濃厚的政治意義,與民族主義緊密相連。

從上世紀二十年代開始，中國第一代電影人就呼籲用功夫電影重塑民族精神，培養國家觀念。著名電影演員、導演鄭君裏(1911-1969)指出:“古裝片運動最初的目的, 恰如民十一文壇上的‘整理國故’的工作一樣，未嘗不想用實驗主義的態度翻譯歷史。同時也想從一些可歌可泣的故事當中發揮東方固有的精神文明，與國片的歐化影響相對立，建立起中國電影之民族的格調……使得那班向來不甚瞭解我們的，知道我們也自有神武英豪的民族性。”

民國影評家鄂先生在評論武俠片《紅蝴蝶》時寫道:“言情片細膩風流……其輕浮邪蕩之舉動，弱志短氣之情,於強盛之國，承平之世尚無病，若於我病夫之國，正卧薪嚐膽之時，再以言情短志，斯乃益促我病夫之國人致於不治矣。是故非武俠之片，不足以鼓其勇；非勇敢之事實，不能增其氣也。”

早期的功夫/武俠片屬於傳統的“古裝武俠”或充滿奇幻色彩的“劍仙”電影。它們大多基於中國民間故事和神話傳説，反映了儒釋道等主流宗教和哲學思想,體現了中華民族傳統價值觀。影片中的俠客們武藝高強，嫉惡如仇，被塑造成仁、義、禮、智、信等傳統倫理和美德的化身。這些影片潛移默化地將武術塑造成了中華文化的代表與民族精神的象徵。

《女俠李飛飛》(1925)劇照

《火燒紅蓮寺》（1928）劇照

抗日戰爭爆發後，大批電影導演、演員和製片廠為躲避戰火撤離大陸前往香港。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中，香港逐漸成長為華語電影的中心。《方世玉打擂台》（1938）是在香港拍攝的首部功夫片。到四十年代末，香港電影產業逐漸成熟。1949年，第一部黃飛鴻系列電影問世，這標誌着中國功夫電影進入了新時代。

在過去，功夫電影總是充滿奇幻色彩，打鬥場面多是基於傳統戲曲表演，舞台特效和後期處理。黃飛鴻系列電影引入了真實的武打動作，因此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為了滿足市場需求，僅僅在五十年代，香港的電影公司就製作了多達61部黃飛鴻系列電影。在這些電影的影響下，黃飛鴻不僅成為了粵語文化圈的重要文化符號，更成為了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和力量的象徵。

《黃飛鴻正傳之鞭風滅燭》（1949）劇照

香港功夫片與民族主義敍事模式的****誕生

上世紀六十年代，在中印邊境衝突、中蘇分裂和越南戰爭的影響下，中國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和反帝國主義情緒高漲。這種民族主義思潮基於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遭受帝國主義列強侵略的屈辱歷史。國人堅信，弱小的國家隨時可能受到強國的威脅和欺凌，他們渴望國家增強軍事和經濟實力，捍衞領土和主權完整。受此思潮影響，1967年五月，香港爆發了由工人階級、底層貧民和左翼愛國陣營發起的大規模反帝、反殖民示威遊行。在港英政府的鎮壓下，這場政治風暴直到1967年底才逐漸平息。

香港電影界無疑受到了民族主義和六七政治風暴的影響。從六十年代末開始，香港功夫片開始表達一種以民族主義為核心的政治和文化思想。這類電影的故事多設定在清末民初，大俠們憑藉高超武藝擊敗外國武士，重振國人的民族自尊心。中國拳師大敗日本空手道高手和西方大力士成為了這類電影的經典情節。武術與民族主義通過電影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龍虎鬥》(1970)是這類電影的開山之作。該片講述了十九世紀末一名年輕的中國拳師苦練功夫，用鐵砂掌擊敗邪惡的日本武士和空手道高手的故事。影片一舉奪得了1970年香港電影票房冠軍。

《龍虎鬥》海報

兩年後，李小龍的《精武門》（1972）和《猛龍過江》（1972）問世，標誌着功夫電影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代。《精武門》的故事發生在二十世紀初的上海租界。李小龍飾演的陳真是一名精武體育會成員。他為師傅霍元甲報仇，擊敗了代表帝國主義列強的日本武士和俄國大力士，為國家和民族挽回了尊嚴。

《精武門》劇照

《猛龍過江》（1972）也表達了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節。在片中，李小龍飾演的唐龍遠赴意大利，用他高超的武藝打敗了欺辱華人的意大利黑幫。影片中，李小龍與空手道世界冠軍諾里斯在羅馬鬥獸場中的決鬥場景成為了功夫電影史上的經典。

《猛龍過江》劇照

李小龍的功夫電影成功塑造了一個完美的現代中國武俠形象，並賦予了它政治與文化上的雙重意義。這類電影也表現了香港民眾對英國殖民統治的不滿，並將武術與中華民族的文化記憶和民族情結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使其成為中國民族主義獨特的表現形式。

功夫電影在中國大陸的復興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功夫電影被視為封建文化的代表，在審查制度的影響下銷聲匿跡。改革開放讓國產功夫片重獲自由，1980年北京電影製片廠製作的《神秘的大佛》成為這個時期大陸武俠電影的第一部開山作。該片的故事背景設置在二十世紀初的四川樂山，劉曉慶飾演的女俠保護了一尊國寶級佛像，讓其免於落入惡人之手。驚險離奇的故事情節中滲透着樸實的愛國主義情節。

在此之後，香港中原電影公司製作的《少林寺》開創了功夫電影的新紀元。該片在投拍過程中得到了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主任廖承志的大力支持，其目的是弘揚中國傳統文化，鞏固愛國統一戰線。

影片講敍了少林寺僧人勇救唐王李世民的故事，演員大多是來自內地的優秀武術運動員。男主角李連杰是多屆全國武術冠軍得主。1982年，該片在內地公映，一鳴驚人，創下了中國電影票房的新紀錄。《少林寺》在香港、日本及東南亞各國也獲得了空前的成功,並掀起了功夫熱潮。

在隨後的幾年中，在《少林寺》的鼓舞下，大陸的電影製片廠拍攝了大量的功夫電影，例如《自古英雄出少年》（1983）、《武林志》（1983）、《大刀王五》（1985）、《神鞭》（1986）、《俠女十三妹》（1986）、《關東大俠》（1987）等。這些影片的故事大多圍繞着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和抗日戰爭等歷史事件展開,體現了濃厚的民族主義情節和愛國主義思想。

由北京電影製片廠出品，張華勳執導的《武林志》是這一時期最具影響力的國產功夫片之一。該片設定在二十世紀初的天津,講述了武林高手東方旭為捍衞民族尊嚴挑戰俄國大力士達德洛夫的故事。

《武林志》由專業武術運動員出演。男主角李俊峯是北京武術隊的主教練。來自瀋陽、湖南和河北的武術運動員飾演了片中的其他角色。在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助推下，《武林志》大受好評，斬獲了文化部1983年優秀影片二等獎。

《武林志》劇照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開始，在改革開放的時代背景下，西方世界重新走入中國人民的視野。高度發達的歐美國家震撼了國人，激發了以自強和民族復興為目標的民族主義。這一民族主義思潮也通過新一代的功夫電影淋漓盡致地表現了出來。

香港亞視出品的《大俠霍元甲》（1981）和《陳真》（1982）是八十年代最具代表性的民族主義題材功夫影視作品。

《大俠霍元甲》改編自精武體育會創始人霍元甲的傳奇人生。該劇於1981年9月在香港地區首播，後被引進到大陸、台灣、新加坡等地，取得了巨大成功，成為中華文化圈流行文化的一部分。它所表達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精神是其獲得空前成功的主要原因。該片在大陸引發了武俠文化熱潮，其主題曲《萬里長城永不倒》也成為了時代的經典：

昏睡百年 國人漸已醒

睜開眼吧 小心看吧

哪個願臣虜自認

因為畏縮與忍讓

人家驕氣日盛

開口叫吧 高聲叫吧

這裏是全國皆兵

歷來強盜要侵入

最終必送命

…

衝開血路 揮手上吧

要致力國家中興

豈讓國土再遭踐踏

個個負起使命

…

這睡獅漸已醒

《大俠霍元甲》劇照

八十年代的中國在經濟、科技、工業和國家建設方面遠遠落後於西方發達國家。而功夫電影為民眾提供了精神寄託，重塑了民族自信心。正是這一難能可貴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幫助中國度過了改革開放中最艱難的時期，為中國經濟的騰飛和國家現代化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力量。

民族主義敍事模式的鞏固與發展

進入九十年代後，1993年銀河號事件、1996年台海危機、1999年北約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2001年中美南海撞機等一系列國際事件引發了國人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的不滿。這些國際爭端關乎國家和民族的核心利益，國人開始呼籲全民族團結起來維護國家主權，反擊西方霸權。一種防禦性的民族主義開始在中國社會流行。

美國學者亨廷頓於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更是進一步激發了中國的民族主義熱潮。該書提出：冷戰結束後，世界衝突的根源不再基於政治意識形態，而是由文化和宗教的差異所導致。中華文明的崛起將對西方構成威脅。亨廷頓的觀點讓人們堅信西方國家對崛起的中國必將採取遏制政策，流行在西方世界的“中國威脅論”並不是空穴來風。

到21世紀初，中國已發展成為世界主要經濟體之一，並開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國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也隨之增強。人們相信，今天的中國已不再是原來那個貧窮落後，任人宰割的病夫。民族復興成為了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的主要目標。從九十年代中期開始，越來越多的功夫電影開始表達民族主義主題。這些電影可大致分為以下三類:

第一類的故事背景設置在當代。它們以李小龍的《猛龍過江》為藍本，在西方國家取景拍攝，內容多為中國功夫高手在異國他鄉對抗當地黑社會。

《黃飛鴻92之龍行天下》（1992）是這類電影的代表作。在片中，曾得少林真傳的德叔到美國開設了寶芝林武館。叛徒尊尼打傷德叔，企圖吞併寶芝林。德叔的得意弟子阿杰（李連杰飾）來美國探師，為他報仇，最終戰勝了尊尼。該片在香港收穫了八百萬港幣的票房收入，隨後被引進至大陸、台灣地區和美國，並大獲成功。

《黃飛鴻92之龍行天下》劇照

繼《黃飛鴻92之龍行天下》後，《紅番區》（1995）成為了中國功夫電影史上另一里程碑式的作品。在片中，香港警察馬漢強（成龍飾）前往美國參加叔叔的婚禮。為了幫助一位華人女士, 成龍捲入了當地的黑幫仇殺。最後他深入黑手黨的老巢，成功救出了被扣押的人質。該片以五千六百萬的票房打破了香港票房紀錄，在大陸更釋獲得了超過三千五百萬人民幣的票房收入。

《紅番區》劇照

接下來的二十年中，多部與《黃飛鴻92之龍行天下》和《紅番區》題材相仿的功夫電影陸續問世,例如李連杰的《龍之吻》（2001）和《狼犬丹尼》（2005）,成龍的《一個好人》（1997）、《十二生肖》(2012)、《英倫對決》(2017)等。李連杰和成龍也憑藉着這些電影成為繼李小龍後最有具影響力的國際功夫巨星。

第二類民族主義題材的功夫電影以鴉片戰爭、義和團運動和辛亥革命等歷史事件為背景，將黃飛鴻、方世玉、洪熙官等清末武術大師塑造成了投身反帝，反殖、反封建革命的民族英雄。他們的敵人不再是黑幫流氓，而是外國侵略者和腐朽的清政府。

在《黃飛鴻之一：壯志凌雲》（1991）中，黃飛鴻(李連杰飾)在佛山開設武館，教授國人武術以抵抗外敵侵略。他揭穿了英國人試圖用鴉片毒害、控制國人的陰謀。在《黃飛鴻之二：男兒當自強》（1992）中，黃飛鴻加入了革命運動，幫助革命黨人抗擊清政府，尋找救國圖存之路。《方世玉》（1993）及其續集講述了少年英雄方世玉(李連杰飾)幫助反清組織紅花會抗擊清政府的故事。《十月圍城》（2009）則講述了民間的俠客們幫助革命領袖孫中山逃脱清兵追殺的故事。

《黃飛鴻》和《十月圍城》海報

第三類功夫電影講述民國時期愛國志士的故事，多以抗日戰爭為背景。近幾十年來，釣魚島爭端、日本篡改歷史教科書、日本領導人蔘拜靖國神社等事件，使得反日情緒成為了中國民族主義的重要構成部分。

從九十年代開始，反日題材的功夫電影開始大量出現。年李連杰的《精武英雄》（1994）是這類電影的代表作之一。該片是李小龍《精武門》（1972）的重製版，講述了陳真（李連杰飾）為師傅霍元甲報仇，擊敗日軍軍官藤田剛的故事。

《精武英雄》劇照

2006年，由李連杰主演的《霍元甲》將功夫電影帶到了新的高度。該片講述了霍元甲在上海租界挑戰俄羅斯大力士、英國拳手、比利時槍手、西班牙劍士和日本武士的故事。他的對手們代表了二十世紀初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列強。驚心動魄的打鬥場面、史詩般的故事情節和民族主義情節讓《霍元甲》大獲成功，在大陸的票房超過了1億元人民幣，在香港也收穫了三千萬港幣的票房。

《霍元甲》劇照

2006年後，以甄子丹為代表的新一代功夫明星開始嶄露頭角。2008年12月，《葉問》橫空出世，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該片改編自詠春拳宗師葉問（1893-1973）的人生經歷：上世紀三十年代，日本侵華戰爭爆發，葉問（甄子丹飾）平靜的生活被打破，他奮起反抗，保護被奴役的同胞們。該劇囊獲了第四十六屆金馬獎、第二十六屆香港電影金像獎、華表獎和上海電影評論獎。

《葉問1》劇照

在2010年上映的《葉問2》中，葉問在香港開辦武校教授詠春拳，並贏得了當地武術師傅們的尊重。影片同樣表達了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節：英國拳王龍捲風公開羞辱中國武術，宣稱他可以打敗任何中國武術大師。葉問接受挑戰，在擂台賽中擊敗龍捲風。

《葉問2》劇照

影評人Joy Fang指出：“儘管《葉問2》不像第一部着重刻畫日軍侵華的沉重歷史背景，但它喚醒了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這種自豪感是《葉問》大獲成功的主要原因，正如甄子丹所述：“《葉問》能打動人心,在於我們塑造了一個讓觀眾信服的角色，一個為民族尊嚴和民族氣節很能打的中國男人。”

​結語

從黃飛鴻到葉問，從《精武門》到《霍元甲》，從《猛龍過江》到《龍行天下》,中國電影人開闢了一條用武術弘揚傳統文化，增強民族凝聚力，激發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獨特道路，使武術成為了中華傳統美德與力量的標誌。

影片中的俠客和宗師們借武術弘揚傳統美德，為民族尊嚴而戰，捍衞華夏存亡，鞏固了民族身份認同感，讓民族魂得以傳承。同時，作為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載體的功夫電影在構建文化自信的過程中也一直髮揮着重要作用。

在過去幾十年中，中國功夫電影經歷了多次重大變革。當李安的《卧虎藏龍》(2000)在歐美市場大獲成功並斬獲第73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後，中國導演們開始嘗試複製這種模式。張藝謀的《英雄》（2002）、《十面埋伏》（2004）、《滿城盡帶黃金甲》(2006)、《長城》(2016)，陳凱歌的《無極》（2005）等新派武俠片開始大量湧現。

這些電影大多為西方市場量身定做，因此在歐美國家收穫了好評，但他們並未獲得國內影評人和觀眾的普遍認可。大部分中國觀眾仍然更喜歡以真實歷史事件為背景，以傳統文化和民族主義為敍事框架的功夫片。

一言蔽之，以民族魂為核心的功夫電影才能夠更好地引起觀眾的共鳴、思考和回味，才能在為人們帶來視覺衝擊的同時引發心靈上的震撼和精神上的激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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