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已然分化的今天，和稀泥也難_風聞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呂德文】

昨天，應俠客島之約，筆者從基層治理困境的角度評析了六安教師維權事件（見《六安教師集訪事件背後的基層治理困境》）。從輿論的反應看，贊成者有之，批評者也不少。在批評的意見中，最多的是説這篇文章在和稀泥。説實話，我寫的時候一點都沒有和稀泥的意思，只是作為一個學者，追求對事情有個合理的解釋，希望站在整體、長遠利益來看待眼前的社會問題。我們不能要求當事者放棄利益訴求去顧全大局，但學者有責任為公眾提供客觀、理性的社會認知。六安事件，讓筆者有一個很深的感觸：利益已然分化的今天，和稀泥也難。

這個社會很有意思，幾乎每一個“會説話”的羣體都覺得自己是利益受損者。在基層，教師説公務員比他們獲得得多，公務員説老闆掙得多，老闆又説掙點辛苦錢真不容易。唯獨普通農民抱怨得少。在高校，學生抱怨老師（或許應該稱作是老闆？）壓榨，老師抱怨學生又懶又蠢還不聽話。甚至於，高校還流行“青椒”一詞，似乎年輕老師多麼不容易。卻，唯獨廣大後勤員工（多是農民工）不説話。前些年，媒體熱衷於報道拆遷事件，扛着紅旗站樓頂的“釘子户”總被渲染成是“弱勢羣體”，是英雄。可誰去真正關心過那些配合拆遷，比“釘子户”獲利更少，天天盼着回遷房的的沉默的大多數？

@六安公安在線 官方通報截圖

這麼多年的田野經驗告訴筆者，“會哭的孩子有奶吃”，真的是社會治理中的一條鐵律。很遺憾，在人人都有麥克風的今天，麥克風聲音的大小屏蔽了社會真相。六安事件，筆者的判斷是這是一個普通的維權事件，扯不上悲情。老師伸張自己的合法權益，得理解；但非要扯上公務員羣體做比較，那就過了。有媒體拿《教師法》之類的説事，甚至於幫忙計算怎麼樣才是教師待遇不低於公務員，這是唯恐天下不亂——有誰去關心，這一提高對財政意味着什麼，怎麼解決？

這個世界充斥着不負責任的老好人邏輯。要給農民“國民待遇”，給拆遷户更多的補償，哪怕一夜暴富也是合理的，企業要減税，公務人員和事業單位人員要提工資，養老金要提高，貧困户要享受教育、醫療等一切好處……似乎財政的錢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很多地方政府被逼無奈，上級政策有要求，都要提高標準；但能力有限，總要個統籌安排，有個先後次序。但誰都不願意排在後面。這不，就出現了教師維權事件。末了，很多地方政府為了解決問題，猛搞土地財政，甚至通過教育、醫療等公共資源配置來鼓勵農民進城。結果，人們又在批評地方政府公司化。

看來，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真的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了。現在基層的矛盾，早就不是收錢收出的矛盾了，幾乎全是發錢發出的矛盾。貧困户好處太多，結果人人都爭當貧困户，基層政府扶貧了一二十户人家，卻得罪了其他幾百户人家。參戰老兵有補助，那些為參戰的老兵也要求補助。民辦教師解決了待遇問題，代課老師也要。就筆者這麼多年的基層調研經驗看，哪怕是有一丁點組織能力的，有一丁點話語權的，都或多或少地從國家那裏得到了好處。

這就公平了嗎？不要以為得了好處，大家就提高了公平感。社會的邏輯恰恰相反，不合理的好處，恰恰在製造社會不公。筆者的父親，上世紀60年代和90年代當過幾年代課教師。前兩年，地方政府給他這樣的代課老師發補助，説他們為教育事業貢獻了力量。連我父親都覺得有點蒙。上世紀60年代，當民辦教師可比生產隊幹活要輕鬆多了，掙得也多（不僅可以在生產隊拿最高等級的工分，生產隊還專門安排了一篇松林，讓其課外割松脂，搞副業）；即便是90年代，鄉村教師收入也要比普通農民高不少啊。何來為國家做貢獻之説？殊不知，這些毫無理由的補助，卻是在傷害那些沉默的最大多數的羣體——農民！

新中國是一個有集體主義傳統的國家，也長期是一個利益分化不是很大的國家，這使得社會治理過程中“顧全大局”的邏輯極其強大。過去一些年，集體主義的話語逐漸式微，社會分化也逐步加大，在做羣眾工作中，連基層幹部都羞於啓齒。這在客觀上助長了“無公德的個人”意識的崛起。今天，我們不能指望讓每一個利益羣體重新確立“大局觀”，但黨和政府應該珍惜這個傳統。基層工作中，講策略多了，將原則少了；講利益多了，講政治少了；講法律多了，做思想工作少了，這些都值得反思。

順便還是提一句，如果説基層還有顧全大局的羣體的話，那就是警察無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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