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象：國歌賦予自由_風聞

**一、**罷工

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七日星期一，譚國成一早來到車間，他沒有像往常一樣開動機器，卻摁下了身旁一個紅色的緊急事故按鈕。頓時“蜂鳴大作”，生產線癱瘓，南海本田（汽車零部件製造有限公司）的工人大罷工開始了。[1]

**跟以往許多“羣體事件”不同，這一次，資方和企業工會的威脅利誘、毆打開除居然都不管用。農民工唱起了國歌，上QQ羣互稱同志——是的，他們恢復了“同志”這一官式稱謂的本義——抱團堅持罷工，整整一十九天。**他們的要求非常明確：重整工會，加薪八百元，不得報復。也許是因為鬥爭“有理有利有節”，驚動了“高層”，抑或只是趕巧，五月二十八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署名文章《本田南海零部件廠工人因勞資糾紛停工》。

觀察家説，這是黨的喉舌三十年來第一次大篇幅報道罷工，且立場中立，沒指責“肇事者”，也不偏袒資方。媒體學界均大受鼓舞，紛紛呼籲，用法治取代粗暴的“維穩”，以免激化矛盾，“將黨所依靠的工人羣眾推到黨和政府的對面”[2]。終於，國歌聲中，僵局得以化解：一國企老總兼全國人大代表臨危受命，做調解人，勞動法專家應邀提供諮詢；工會認錯，接受選舉重組；資方讓步，坐下談判加薪。

這是三年前的事了。如今各地工潮此起彼伏，已成小康道路的常態，叫我想起一首老歌，“五月的鮮花，開遍了原野”。大概是躲不開的歷史輪迴吧，我們應當怎樣看待？南海本田那邊發一聲吼，究竟是迫於什麼？那“萬眾一心”的自覺，對於中國憲政的成長、政治倫理之重建，又意義何在？

二、犯法

**好些年了，農民工罷工，是被視為洪水猛獸的。**用一些改革家的話説，他們這是“集體違法”，是“敲竹槓的卡特爾行為”[3]。現在不知是忙別的去了還是審查嚴，這種論調少了。主流的觀點變為希冀工運法治化，又名“非政治化”。説是符合企業的長遠利益，加上主管部門、各級工會，可稱“三贏”，經濟學家所謂“帕累托最優”（Pareto optimality）那樣的局面。具體怎麼做法，卻有不同的意見。有的地方，政府“高度重視和積極介入”調解糾紛，在專家看來就不甚可取。因為政府出面雖能促成協商讓步，“但從本質上抑制了勞資雙方博弈能力的提升，淡化了集體談判的影響”[4]，“阻礙了市場經濟體制下勞資自治機制的形成”[5]。這是替市場經濟的健康操心。“市場”二字，順便説一句，由於主事者天天傳佈，幾乎成了宗教信條。許多人以為祭出“市場”便能喚來神蹟，將不懂“博弈”、妨礙“自治”的“過激行為”化解，把“停工”的趕回車間。他們忘了，市場本身正是問題所在；市場不壯健，不弱肉強食、欺負人，人哪會鬧工潮呢？

背後還是那個意思：**罷工犯法。犯什麼法呢？首先是違約、侵權。**現在的企業員工，都是簽了勞動合同的，都要受企業管理規章和財產權的約束。哪怕老闆剋扣工錢、拒付工傷醫療費、勞動環境惡劣，打工仔也不能隨意怠工停工，給僱主造成經濟損失。那在給市場經濟護航的法律眼裏，是百分之百的“蓄意侵害”。

市民購買刊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的報紙

1982年修憲取消了憲法中的“罷工自由”條款

不是嗎，契約自由、私有產權，何等神聖的大詞！相比之下，勞動者的罷工自由，**雖然國際上普遍承認，屬於“勞工三權”（組織獨立工會、罷工、集體談判），**在中國，按學界的講法，卻處於“灰色地帶”。灰色，就是法律沒有明文規定。具體説，則是從前有黨的政策和中央文件認可，一度還寫進《憲法》，同言論、通信、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等公民的基本權利並列。[6]**但是，一九八二年重修憲法，刪除了罷工自由。一塊兒取消的，還有毛主席倡導的“四大自由”（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立法者的解釋，是將罷工權定性為“極左思想的產物”，指其不符合“社會主義發展的利益、……國家的具體情況”[7]。

“我們國家的企業屬於人民……罷工後停止生產，是對包括工人階級在內的全體人民利益的一種破壞”[8]。當然，這條“撥亂反正”的理由本來也沒打算持久。隨着國有企業的改制或私有化（破產“拍賣”或股份化了轉手），老一代職工退休下崗，新工人的主體已是非城鎮户口的農民工了。**農民工不論替誰幹活，都是合同工、派遣工，亦即僱傭勞動。既是僱傭制度，免不了催生剝削與階級分化；**沒幾年，“企業屬於人民”、代表“全體人民利益”的大道理，便無人信了。

**憲法依據不了，憑什麼主張工潮法治化呢？**論者一般強調這麼三條：首先，“法無明文不為罪”（nullum crimen sine lege）。罷工自由固然取消了，但並無明令禁止；換言之，罷工如果不影響他人的合法權益，不擾亂社會秩序，即應准許。其次，根據聯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八條第一款規定，締約國應確保工人罷工的權利，惟此項權利得按所在國的法律行使。[9]該公約中國政府已於一九九七年十月簽署，二零零一年二月經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批准，對罷工條款未做保留或特別聲明。[10]**第三，全國人大常委會接着修訂了《工會法》。據修訂後的第二十七條，企事業單位發生停工、怠工事件，工會“應當代表職工”同單位或有關方面協商，反映職工的要求並提出解決意見。對於職工的合理要求，單位“應當予以解決”。**工會還要“協助［單位］做好工作，儘快恢復生產、工作秩序”。[11]故有學者認為，此處“停工”一語實指罷工，而兩個“應當”一句可推論罷工為工人的合法權利。否則，不會規定工會“應當”代表職工與單位交涉，而單位也沒有“應當”滿足“合理要求”的義務了。[12]

**然而，這灰色地帶的“曲線救國”，恐怕經不起分析。**我們先看《工會法》。規定工會和單位“應當”就某事做什麼，可有各樣理由，不等於法律默認那件事（“停工、怠工”）是肇事者享有的權利。參較勞動部頒發的《集體合同規定》（2004）第五條，確立“不得采取過激行為”為集體協商的一項原則。[13]所謂“過激行為”在勞資糾紛案中，説的就是罷工、閉廠之類“事件”。

同樣，**公約義務也是一句空話。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的國際公約，須通過國內立法來實施。沒有相應的立法，公約條款不能直接適用，罷工只是紙面上的權利。**即便將來“接軌”國際了，那罷工權仍得“按所在國的法律行使”，可以添加種種限制。

最後，罷工非罪，不等於罷工者免受處罰。現實生活裏的罷工，參與者動輒遭解僱不算，每每有領頭的工人被拘捕治罪的報道；説他“聚眾滋事”，觸犯了刑律。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條：“聚眾擾亂社會秩序，情節嚴重，致使工作、生產、營業……無法進行，造成嚴重損失的，對首要分子，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對其他積極參加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此項罪名經常被濫用，凸顯了一些政府官員對勞資糾紛的態度。另外，罷工少不了集會遊行。據《集會遊行示威法》第八條規定，須提前五日申請，且“申請書中應當載明集會、遊行、示威的目的、方式、標語、口號、人數、車輛數、使用音響設備的種類與數量、起止時間、地點……路線和負責人的姓名、職業、住址”。[14]凡未經批准的，或者行動超出指定時間地點、更換負責人的，皆屬違法。凡要求解決具體問題的，則應同有關方面協商，推遲行動。[15]如此，工潮只要溢出廠區，稍不留意，即有犯法之虞；若是衝突加劇，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破壞社會秩序”，出動武警亦是合法的應對措施。[16]

三、蠢人

**既然立法“滯後”，拖了法治化的後腿，能否掉過頭來寄望於人民法院呢？**就是從實際出發，酌情裁量，將《工會法》、《勞動法》的相關條款做擴張解釋，替工人“創制”罷工權？前景也不樂觀。至少學界喜歡談論的美國式“能動司法”（judicial activism），在中國不是一個現實的選項：政法體制不同。對此，波斯納法官倒是有個説法，可供參考。

理查德·波斯納（Richard Allen Posner）

去年暑假，芝大法學院給中國青年學者“開小灶”，辦法律經濟學進修班，請他做了一次講演。有趣的是，**老先生素來推崇實用主義，**論及中國卻看輕了實用。他自稱“門外漢”（outsider），覺得中國不夠民主，對法治亦未見得投入。遂比照西方政治文化史上的成例，建議人民法院不必太實用，毋寧抽象教條一點，偏向形式主義。讓法官學學古希臘德爾斐神廟宣示阿波羅旨意的祭司，做單純的“傳諭者”——他引的是英國法學家布萊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1723~1780）著名的比喻——“在那些權勢者不尊重法律，只關注維繫自家統治的社會，法院因為地位不穩，合法性與司法權威得努力去爭。一個辦法，就是跟實用性保持距離，説：看，我們法官做的，不過是實現正義的古老原則。我們不是政客，裁量不會酌情也不管後果。別老盯着我們呀！”[17]

**問題是，為了自身利益包括“司法獨立”而“偏向形式主義”，拿“抽象教條”做幌子，**掩飾法院內外大小權勢的干預及司法不公，這本身就是一種實用主義的策略。君不見，人民法院編寫出版的典型案例，可以不乏形式嚴謹的法條分析；辦案的真實過程，卻往往是後果導向、酌情裁量。不少法官私下承認，“我們經常是實用主義的審判，只不過裝作法條主義而已”[18]。當然，這假相的背後，除了怯懦的實用主義，還有政治立場的悄悄蜕變。近年來，高官貪腐案紛紛“廢除死刑”，彷彿“刑不上大夫”才算是“實現正義的古老原則”；法院丟了“人民司法”的也不在少數，如藉口“罪刑法定”，袒護賣淫產業。[19]衙門裏這般烏煙瘴氣，誰還指望披法袍的替農民工説話？

波斯納法波斯納法官或許不太瞭解中國，沒想到教條主義氾濫未必是在替神明“傳諭”，修人的是實用主義的正果。但他對法官的政治責任有着清醒的認識，如他給司法助理們的諄諄告誡：記住，法律是蠢人給蠢人制定的。

四、公會

中國工會會徽

**於是罷工者高唱國歌，便有了深刻的憲政意義。**唱國歌，一如遊行隊伍舉毛主席像，實際是堅持罷工或勞動者的團結（solidarité）的非法地位，從而將僱傭勞動和勞動者一樣，重新政治化了。**其實質，乃是通過喚起《義勇軍進行曲》承載的歷史記憶，把法律不敢正視、拒絕處理的勞資衝突，轉化為它的“本義”即黨羣關係問題，來要求解決。**又因其訴求已超乎新法治意識形態，加入後者反覆貶抑的革命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與集體主義傳統，這勞動者的團結所促成的政府幹預和工會重組，便必然是憲法自由的復生。

但是，執政黨為什麼必須“受理”黨羣關係的訴求呢？將事件包裝成“勞動爭議”，要勞資雙方依法走仲裁或訴訟渠道，行不行？答案是否定的。眾所周知，馬克思主義講一條基本原理：真正的共產黨人，沒有也不可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黨的利益同羣眾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只要不“換旗易幟”，不放棄羣眾路線，黨就應當無條件地為人民服務，就沒有理由聽任農民工唱着國歌走上街頭，而自己關起大門打牌睡覺，把工潮推給勞動合同、私有財產的法權的教義（Rechtsdogmatik），以及現時還無法適用的國際公約。

站在農民工的角度，之所以訴諸黨羣關係，而非宣傳建設了三十餘年的新法治，道理很簡單：**那新體制充斥着舊特權，太腐敗了。它的設計，原本是用來改寫歷史、勸人遺忘，遮掩社會矛盾的。[20]時間一長，就露了破綻，讓人看出一堆繁瑣的程序跟晦澀學説底下，無恥的權錢交易、資本的貪婪與攫取。農民工若是信了那資本的説教，如上文指出，就非但不能罷工，任何要求加薪或改善勞動條件的行動都可能違約侵權、觸犯刑律。明白了這一點，勞動者才學會了團結，並把由團結而來的“勞工三權”，作為生存權或社會權，要求法律承認。這就是為什麼，在立法階位上，“團結權”須高於私法上的權利義務，如勞動合同的履行義務，甚至超出一般公法（行政和刑事法規）的限制。單個農民工面對資方，他是被民法束縛着的；停工一如曠工或破壞生產工具，得受法律的制裁。當他獨自向政府“討説法”時，他只是行政法上某“具體行政行為”的“相對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一個幻象，又名“公民”。一切“蠢人給蠢人制定的”東西（法規條例），對他都豁免了司法問責。[21]然而，勞動者一旦組織起來，“每個人都迫着發出最後的吼聲”，**他們就掙脱了法權的羈絆。那一份份勞動合同和企業規章就魔法般地失效、作廢，可以談判了重寫；本本上那些抽象的權利，就突然克服了“具體行政行為”的程序障礙，變得能夠主張了。

“團結就是力量”——團結意味着犧牲個人利益，為築“新的長城”，伸張“天下最權威的東西”[22]。在南海本田，這新權威取得的第一回合的勝利，便是重組工會，直選幹部，變企業工會為工人自己的工會。之前沉睡着的《工會法》條款復甦了。例如第四條，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之外，還要求工會依照章程，獨立自主地開展工作；第五條，工會要組織和教育職工行使民主權利，發揮國家主人翁的作用，參與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

這一雙條款（連同關於選舉的第九條），今天在一些人聽來，像是在説一個縹緲的烏托邦。然而以二十世紀革命的傳統觀之，幹部由一線工人直選和罷免，實為工會獨立行使職能的必要前提。列寧曾反覆強調，工會應是一所勞動者學習團結、學習捍衞自身利益和學習管理的學校。“學習管理”不僅是工會領導的事，更是全體會員即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長期的任務，包括：一、就全國所有企業跟政府經濟部門的人事安排，推薦候選人、提諮詢意見；二、從工人和勞動羣眾中提拔培養行政幹部；三、參與文教宣傳工作，尤其是“參加無產階級國家一切計劃機關的工作”；四、制定企業幹部職工的工資與供給標準。顯然，這些任務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頑強而切實”的作風，常年不懈的努力，以便“實地訓練工人和全體勞動者管理國民經濟”。一言以蔽之，“工會是國家政權的蓄水池，是共產主義的學校，是學習主持經濟的學校”。[23]

按照列寧的設想，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工會要保持“非黨的”獨立地位；職工自願入會，不得強制登記。[24]因為，公有制經濟並不會自動消除企業經理和主管部門出於本位利益、追逐計劃數字或滋生官僚主義，跟工人的利益發生衝突。“即使在國營企業中，工會也義不容辭應維護無產階級和勞動羣眾的階級利益，使之不受……侵犯”[25]。要做到這一點，“我們決不能放棄罷工鬥爭，不能在原則上同意實行用強制的國家調解代替罷工的法律”[26]。

上述教導，於我們反思工運的慘痛教訓、還原被改寫的歷史、尋求新的方向，確是不可輕忽的。

五、工會

也許有人會説，南海本田的罷工者唱國歌，只是對付日方經理、煽動工友民族主義情緒的一個手段；畢竟，《義勇軍進行曲》本是抗日的戰歌。然而“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緊接着，同年六月，河南平頂山市平棉紡織集團工人罷工，面對廠方的勸誘威嚇，繼而“舉全市警力，大規模清場”的“維穩”措施，**羣眾也是手拉手高唱國歌。**如同南海本田，企業工會也被工人罵作“廠領導的走狗，連黑社會都不如”。[27]事實上，“起來”“起來”已如星火燎原，簡直成了“羣體事件”的號角。例如今年三月，重慶工商大學三百教師堵住校門，抗議校方搞的“績效工資”改革方案不公，便是一場國歌聲裏的集會。[28]

國歌之父-聶耳

**《義勇軍進行曲》竟可以這樣團結民眾，原因何在呢？**我想，國歌代表國家尊嚴，[29]故而歡迎國賓、開“兩會”或運動會都要演奏。但更重要的，她是一首歷史歌曲，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見證：“聞其聲者，莫不油然而興愛國之思，莊嚴而宏志士之氣，毅然而同趣於共同之鵠的”（郭沫若《聶耳墓誌銘》）。愛國宏志、不怕犧牲，那不是時下流行即資本運作的那些個口號歌曲和廣告所鄙視的麼？唱國歌，因此不僅是凝聚人心、激勵覺悟，還能促人抗拒一切“去人之史”的圈套，包括法權神話；再一次，讓“救亡壓倒啓蒙”。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罷工者的怒吼，令人動容。並且很容易聯想到另一首勞動階級的戰歌——《國際歌》：“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不要説我們一無所有，我們要做天下的主人！”這膾炙人口的歌詞出自蕭三，其實是自由的意譯。原文為巴黎公社戰士鮑狄埃（Eugène Pottier, 1816~1887）的不朽詩章，富於修辭，意象略異：

Debout, les damnés de la terre,

Debout, les forçats de la faim…

Foule esclave, debout, debout!

Le monde va changer de base:

Nous ne sommes rien, soyons tout!

起來，大地上受詛咒的，

起來，飢餓的囚犯……

奴隸大眾呀起來，起來！

這世界就要換掉根基：

我們一無所有，我們必成一切！

歐仁·鮑狄埃（Eugène Edine Pottier）

巴黎公社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國際歌》的詞作者

**如此，因國歌而團結，就意味着不忘巴黎公社的偉大理想，不忘勞動者“要做天下的主人”。根據這一理想，“罷工自由”的具體內涵，須放回工運史裏去梳理、闡發。在法理上，可以説，那藉罷工而復得的“自由”，已化身為團結權了；而那“權”字所指，遠不止被“八二憲法”取消，寄存於國際公約、勞動法教材的一種或幾種公民權利。在南海本田，罷工者的談判代表團曾上傳一封公開信，致“全體工人和社會各界”。結尾有一句話，説到這理想：“我們的維權鬥爭不僅僅是為了本廠一千八百個員工的利益，我們也關心整個國家工人的權益，我們希望立下工人維權的良好例子”。**這裏，“權益”同“維權”所指，是整個工人階級的“權”。我以為，須擺脱西文翻譯術語的影響，從中文“權”字的本義和引申義，及罷工者唱國歌所演繹的豐富的政法含義來理解：農民工的團結，顯然不屬任何法定的“權利”，而是源自對法權的克服，即人對歷史、對自身的正確認識或覺悟。因而團結，歸根結蒂，乃是始於勞動者以階級覺悟“權物稱用”（語出《荀子/王霸》），形成鬥爭中的“權勢”與“權能”，訴諸革命的“權威”，而達於國歌之下，那一切“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決心行使的國家主人翁之權——“人民主權”。

六、團結

前文提及，**勞動者的團結是“勞工三權”的基礎。若是把“三權”解作工人的個人權利，主要是經濟權，集體行動就難免囿於一套借來的法治話語，無力挑戰資本的教義。**相反，如果我們撇開教義，回到中國工運的歷史語境，那“團結”二字就掌了權柄，標舉其“本義”，即勞動者團結之權柄或主權，並由此接上了一個新時代的批判資本主義的潮流。

放眼神州，那潮流發端，在將近一個世紀前的長沙：青年毛澤東在那兒為成立不久的工會認定了“勞工三權”。

他講的那“三權”**，名曰生存權、勞動權、勞動全收權，**實則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説。生存權的主體，為全體勞工，包括不到十八歲的“勞動預備軍”和年過六十“賣盡了力的”。毛澤東説，“按照秋天的草木也可以得點雨露盡其天年的例”，他們要有權得口糧。勞動權，意謂“若是工人有力而……不得不‘賦閒’時，社會就應該本着罪不在工人的理由而給與他們平常的工資”；也就是説，失業的病殘的，都可享受社會救濟。反之，“不勞動者不得食”[30]，“工人做的東西應該完全歸工人自己，這就是勞動全收權”。這樣，三權歸總，便是勞苦大眾起來推翻資產階級的革命之權。[31]

一個世紀前的罷工

**這革命權雖然也稱“勞工三權”，與國際公約認可的一樣叫法，但性質目標大不相同。一是經濟利益驅動、採取集體行動的“普世”權利，在資本主宰的法治社會，一般屬於吃工會飯的律師的實務；一是勞動者自己組織起來，喊出“勞工神聖”的口號，個人利益融入階級利益，重啓一個光榮的傳統。**儘管“共產主義的學校”早已關閉，學習“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這一“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32]，也已被人淡忘，做成禁忌，但生存、勞動和勞動者“全收”的鬥爭邏輯未變，《義勇軍進行曲》還在。

**所以，工會的直選一經嘗試，就有別於許多地方流於形式的基層選舉，成為真正的對抗資本的民主實踐。**誠然，那工會民主還十分弱小，能否長久，將來如何，尚無制度的保障。但只要人們看清了法權的腐敗與不公，就一定會聽到《國際歌》的強音：“夠了！這監護下的沉淪，‘平等’要求另一種法律……”[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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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上帝

**工人的團結和工會民主在中國的前景，大致如上；我想有三點可以肯定。首先，形勢比人強，罷工自由不“平反”不行。所謂“轉型社會”，誘發罷工的因素太多了。產業升級“騰籠換鳥”，藍領工作的外包流失，人口老齡化造成勞動力短缺，諸如此類，屢見報端。加之政府加速推行城鎮化，正趕上農民工換代。第一代農民工據説“維權意識”弱，為一個夢想，願意加班加點，忍受超常的剝削，不鬧工潮。那夢想是攢了錢回家鄉蓋一棟樓，讓子女改變身份，做城裏人。第二代，“八零後”“九零後”的新工人，就變了風貌：**農活基本沒幹得過，從小耳濡目染的，是奧運會世博會、燈紅酒綠的“高檔生活”。教育程度則普遍比父輩高，組織能力強，又熟悉微博微信QQ羣的玩法，消息可靈通了。三年來鬧工潮的主力軍，是他們。[34]

另一方面，**勞動法規日漸完備，功效卻一直不佳。**專家説，過去十多年，勞資爭議每年增長30%左右，遠高於GDP的增速。[35]事實上，一部分限制言論自由和集會遊行示威的法規已成具文。如最近廣東江門的反核大遊行，就沒有按規定事先向公安局遞申請，而當地政府也不敢以遊行“未經批准”為由，壓制或不理睬羣眾的訴求。相反，市府“應急辦”宣佈，在跟市民達成共識之前，中止示威者反對的鶴山龍灣工業園核燃料項目。[36]民眾對核項目的擔心是否科學不論，這是一次引人矚目的團結權對新法治的勝利。

我們還可以加上一條：罷工、遊行等集體行動，本身就是參與者最好的政治倫理教育。“萬眾一心”，使他們變得自信自覺而能戰鬥了。一次罷工的成果，政府中立、資方讓步、工會重組，便是下一輪工潮的培訓。本質上，罷工絕不是《憲法》或任何制定法恩賜的自由，而是農民工的主人翁意識的培養，勞動階級“最大的”“最根本的”權柄。而且，只要社會還存在着脱離羣眾的官僚主義，團結的鬥爭就不會停息；很可能，“一萬年以後”也離不開這種“大民主”的形式。[37]

第二，必須指出，罷工等“羣體事件”再度政治化，並不等於走向全面的社會對抗。局勢遠非如此。但勞資衝突一旦轉化為黨羣關係問題，便不可能用法治話語來有效規範，則是無疑問的。正如頒佈《信訪條例》，就以為信訪法治化了，只是一廂情願；輔之以“一票否決制”的打壓堵截，依舊擋不住信訪。或者以為制定了《勞動合同法》、**《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及配套規章，即可緩解勞資矛盾，培育權利意識，將工潮納入法治的軌道：必定大失所望。**因為，執政黨的羣眾路線的基礎，是為人民服務，而非抽象的公民權利、虛構的“人人平等”。而老百姓唱國歌是提醒執政者，黨和人民是患難與共的關係，黨有義務傾聽人民即主權者——毛澤東喻為“上帝”——的心聲，包括工潮表達的各種訴求。那麼，剩下的唯一選項，就是不要站在羣眾對面呵斥，或跑到一旁指手畫腳；應當同他們生活在一起，幫助他們解決困難，並通過耐心細緻的工作，維護黨羣關係，乃至重建政治倫理，迴歸為人民服務。

第三，如果説罷工自由理應是中國憲法不可或缺的一項承諾，而事實上也已經很難繼續非法化或排除在憲政之外，那麼憲政的完整與尊嚴就係於唱國歌了，即國歌賦予的“萬眾一心”。罷工所藴含的這兩項價值，勞動者團結的民主實踐和為人民服務的羣眾路線，便是共產黨的“上帝”——全中國的人民大眾對憲政的期盼。

二零一三年七月於鐵盆齋

 [1] 參見咼中校：“譚國成打響中國工運第一槍”，載《亞洲週刊》2010年第25期；劉建華：“南海本田工資集體協商案始末”，載《小康》2011年第8期。

 [2] 常凱：“關於罷工合法性的法律分析”，載《戰略與管理》2010年第4期。

 [3] 同上注。

 [4] 王晶：“集體協商談判制度須以勞工三權為基礎”，載《戰略與管理》2011年第5期。

 [5] 同上注。

 [6]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75）第二十八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78）第四十五條。

 [7] 張友漁：“關於修改憲法的幾個問題”，載張友漁等：《憲法論文集》，羣眾出版社1982年版，第14頁。轉引自常凱：“關於罷工合法性的法律分析”，同前注〔2〕。

 [8] 同上注。

 [9] 參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八條第一款（甲）項。

 [10] 參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批准<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決定》（2001年2月28日）。

 [11]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2001修訂）第二十七條。

 [12] 參見常凱：“關於罷工合法性的法律分析”，同前注〔2〕。

 [13] 參見《集體合同規定》（2004）第五條第五項。

 [14]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集會遊行示威法》（1989）第八條第二款。

 [15] 同上注，第十條。

 [16] 同上注，第十二條。

 [17] 理查德·A.波斯納：“法律經濟學與法律實用主義”，陳銘宇譯，載《北大法律評論》第14卷第1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

 [18] 於明：“法條主義、實用主義與制度結構”，載《北大法律評論》第14卷第1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

 [19] 參見張劍：“手淫不入罪符合罪刑法定原則”，《京華時報》2013年7月5日；“廣東高院：沐足店手淫服務違法但不犯罪”，http://news.sina.com.cn/c/2013-07-05/035927581186.shtml，最後訪問日期2013年7月5日。

 [20] 參見馮象：《政法筆記》（增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21]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1989）第十二條第二項。

 [22] 恩格斯：“論權威”，載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7頁。

 [23] 參見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編：《列寧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2-423頁、第 624-625頁。

 [24] 同上注，第625頁。

 [25] 同上注，第621頁。

 [26] 同上注，第621頁。

 [27] 參見櫻紫：“勞資衝突背後的經濟問題”，載《南風窗》2010年第12期。

 [28]參見劉偉：“渝一大學績效考核新方案被指嚴重歧視一線教職工”，http://nandu.oeeee.com/nis/201303/18/25438.html，最後訪問日期2013年3月18日。

 [29]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82）第一百三十六條。

 [30] 參較《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75）第九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78）第十條。

 [31] 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9頁。

 [3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9頁。

 [33] 《國際歌》第三段，詳見本文附錄。

 [34] 參見詹姆斯·金奇：“農民工塑造中國未來”，王會聰譯，《金融時報》2013年4月22日。

 [35] 參見甄靜慧：“青川：農業縣重建之路”，載《南風窗》2010年第12期。

 [36] 參見“江門市政府：核燃料項目延長公示期”，《江門日報》2013年7月12日。

 [37] 參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編寫組編：《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4-325頁。

（本文原載“雅理讀書”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