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天祥到朱元璋，我們對元朝有什麼誤解？_風聞

近日，人教社再次被推上了輿論的風口浪尖。

網絡上流傳着“將文天祥從歷史教科書中刪除”的説法，引發網民廣泛關注，被迫回應的人教社馬上拿起統編《中國歷史》七年級下冊教材的截圖進行回應：我們冤枉，沒有刪文天祥，他的《正氣歌》也在“知識拓展”中介紹了啊。

不過，從觀察者網網友們的反應來看，人教社這次平息眾疑的效果並不佳。

他們質疑，怎麼放到了楷體版的知識拓展來打馬虎眼？還有，文天祥的《過零丁洋》吶？

眾所周知，“文天祥”作為一個文化符號，承載了民眾很多的歷史集體情緒。而且，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人教社因為刪什麼東西而引發廣泛爭議。

文天祥像

歷史、語文教材隨着時代的發展，對篇目做出某些調整和增刪，也實屬正常。筆者記得很小的時候，前幾屆語文課本中還有的一篇，有關某英雄在東北山林打虎的文章消失了，當時的《光明日報》還專門作出解釋，説老虎是國家一級保護動物，不能再講打虎了。

但具體到類似霍去病、文天祥問題，則別有一番味道。對此，我們沒必要遮遮掩掩，哪怕是某些最虛無主義的“新新史學派”，也不得不承認，文天祥發散出來的意項中，需要有“抵禦外侮”以及“夷夏之辨”這兩條。

被史學大家陳寅恪認為“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的趙家，隨着文天祥的身死，最終亡於了蒙古人的鐵騎之下。

之後，諸夏之地的歷史車輪駛入了近百年的元朝。

早有讀者指出，元朝也是正統，而且“信國公文天祥的忠義是得到了元世祖乃至整個元廷的認可的”。有關蒙元的法統問題，完全可以單獨再可以專文論述，筆者在這裏限於篇幅，僅做一個側面的闡述。

為了更好地看清這點，不妨直接從文天祥跳到百年後，扛起反元大旗的朱元璋。14世紀中期的華夏大地，在舊朝崩塌，新朝草創時期，那時的士大夫文人們被“腥羶遍地”統治百年後有多少人感到悲憤和屈辱？又有多少人會把朱元璋視為“華夏衣冠”正朔再立的拯救者和聖人在世？大明取代大元，士人階層真的有重獲新生的憧憬感嗎？

把所謂的敏感的民族情緒的迷霧徹底撕開之後，我們來看看，宋——元——明王朝迭代之際，那個時候的民族矛盾和夷夏之辨問題。

耐人尋味的劉基現象

把劉基這個人物當問題的切入點，也是因為他曾是筆者小時候明史的“開蒙教師”。小時候聽評書，説朱元璋跟着他的赤屁股兄弟湯和胡大海等起兵除暴，除了一干猛將之外，還有像文曲星下凡一樣的神機軍師——劉基。

評書聽多了就知道，這類袍帶書都有套路，劉基和諸葛亮（三國演義）、徐茂功（隋唐演義）是一類的“半仙”，而且元末清初演藝也有朱元璋三顧草廬，把劉伯温從浙江青田請出山的橋段。

在劉基的老家浙東，首先打出反元旗號“叛亂”的是方國珍，但作為漢族知識分子傑出代表的劉基在家鄉出現“義軍”之後，不但沒有響應，反而積極應招蒙元左丞相帖裏帖木兒討伐方國珍。劉基在討方檄文中方國珍直斥為“賊寇”。如果方國珍為代表的“起義軍”抗擊暴元代表正義，那麼劉基為何選擇助紂為虐？

方國珍滅而朱元璋起。劉基選擇了隱居，並且著有《郁離子》，以“紅寇”隱喻朱之起兵。雖然朱元璋最後禮賢下士，請“劉半仙”出山，上演了君臣際遇的好戲，不過，如果我們進一步檢索元明史，就會發現，劉基的同儕們力拒朱元璋徵辟的現象並非罕見，甚至在一定時期內成為元末士大夫的“主流”選擇。

劉伯温

朱元璋手下的大將鄧禹攻克徽州之後，請當地的著名大儒、鄉賢鄭玉出山輔佐，不料鄭玉居然絕世七日之後懸樑自盡，在當地引起了極大的轟動，並且民間風聞把介子推的名節送給了鄭玉。

而且，在明末清初的史學家談遷《棗林雜俎》中，記載了林林總總，花樣繁多的元末曾在蒙古人手下任職高官的知識分子拒絕徵辟的現象，他們殫精竭慮找種種理由，比如身患疾病、侍奉老母等等拒絕出仕。

其中最為驚悚的是江西貴溪大儒夏伯啓。他為了逃避朱氏政權“羅織鐵網”逼迫士人出來做官，甚至不惜自殘身體。

因為按照當時的銓選標準，大致有四類——身、言、書、判。這個身就相當於現在的入職體檢，要檢查你身體有沒有毛病，殘疾者不是徵辟的對象。

夏伯啓斷掉了自己的右手食指和中指，意思是我現在寫不了字了，不能出來做官。（讓筆者想起民國年間，貧農家的孩子為了逃避兵役，自斷右手食指，以示無法拿槍。）

夏伯啓和文天祥同是漢族江右民系，信國公的精神本應該“如虎兕在柙，百計馴之，終不可得”，難道百年之後，文天祥的正氣已成為“遊魂”了嗎？

我們再從一個側面，也就是朱氏政權在逐漸穩固之後的連番累牘地發佈察舉賢才的政策，可以反證洪武年間渴求人才而人才卻不願合作之間巨大的鴻溝。

30年裏，朱元璋一共發佈了約130個正式文件蒐羅民間的巖穴隱士，而且把名額攤派到州縣，達不到的就要嚴加懲處。

這裏還有一個問題，明史專家屢屢引用洪武十八年頒佈的《大誥》，證明明律對官僚階層極為苛刻，導致“士大夫多不能為君用”，換句話説，是士人階層怕挨朱元璋的鞭子，被剝皮而不願合作。筆者看來，這個因果關係還需要再進一步論證，何為因？何為果？恐怕是新政權不得不以嚴酷的刑法相要挾，以保證士人為明廷服務才更接近歷史的真實一面。

“紅軍賊寇”還是華夏正統？

我們再回過頭來，審視一下以劉基為代表那一批元末漢族知識分子口中的“賊寇”問題。

朱元璋在平定大小諸侯、割據部落，尤其是滅掉了陳友諒和張士誠之後，整個形勢朝着更深一層的意識形態建構方向發展，比如他自覺和紅巾軍切割，開始宣揚仁義禮智，更重要的一點是，他的反元敍事越來越朝着夷夏之辨的方向發展，最典型的莫過於他的《奉天討元北伐檄文》，其中有這樣的字句：

胡虜無百年之運……驅除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歸我者永安於中華，揹我者自竄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我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

蒙元為胡虜夷狄，我為中華，這是朱明王朝合法性建構的重要一環，在明初更是有激發士人族羣意識，建立對漢族新政權的認同的意願。

而且這個意識形態建構，後來成為明末清初那批反清復明，甚至也是清末革命黨人驅除韃虜的精神資源。

不過，朱元璋成功了嗎？換句話説，明初士人的華夷之辨的心態“復位”了嗎？

 當年火遍全國的歷史類通俗話本《明朝那些事》有一段，在朱元璋征服華北佔領北京之後，帶有相當自豪的語氣説，自從石敬瑭“賣國”，幽雲之地在被胡虜佔領了幾百年之後，華北重新回到了漢族政權的手中。

作者當年明月可能有意無意忽略了一點，**有大批的漢族知識分子跟着元順帝跑到了漠北。**比如兵部侍郎，浙江青田人林諫（劉基的老鄉），在北遁之前曾寫下血書，以盡臣節。此外，還有戴良、汪同、陳高這些名儒，在朱元璋和元朝軍隊激戰的過程中，選擇了站在元朝這一邊，“陳天下之安危”，為平叛獻計獻策。

要知道，在蒙元的“人種等級”制度下，他們屬於本來比較低級的“南人”。連被蒙古人最後征服的南人尚且如此，就更不用説北方曾經長時間被契丹和女真人統治的士人階層了。

曾參加徐壽輝領導的徐宋紅巾軍的大將明玉珍曾給朱元璋寫過信，説元朝氣數已盡的情況下，中原人物尚“紛紛附逆，殊為可惡。”言説的就是北方士人仍然視元朝為正統的現象。

這一點連朱元璋本人也不得不感慨，斥責蒙古為夷狄，未能完全喚起眾多元朝漢族高官的“民族意識”，他在《祭平章李思齊》文中這樣説：“**漢人棄丘隴，從胡人為中國仇者，至今身膏野草，骨委沙漠”。**他們居然為了所謂的“盡忠”，連風光旖旎的中原和江南都棄之不顧，祖墳也拋荒跑到了北方的沙漠裏追隨元順帝。

元順帝妥懽帖睦爾

最典型的還有蔡子英。朱元璋在平定擴廓帖木兒的過程中，活捉了元末進士，跟着元室北遁的高級參謀蔡子英。

**蔡子英被押送到南京之後，居然上演了一出另類版的“文天祥正氣歌”，**上書要速死，而且思念元順帝一夜大哭不止，他在和朱元璋對話中，大義凌然，説：“臣之侍君，猶女之適人……終身不改”。朱元璋表現得非常大度，説“汝志不可奪”，派人護送他回到了塞北。

被遮蔽的元朝遺民心態

在君臣大義和夷夏之辨中，數量龐大的“元遺民”選擇了前者，他們認為明朝得國不正，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叛亂。出身草莽的朱元璋因為形勢考慮，還把自己的軍隊塗抹上了一層宗教的面紗，這就進一步加劇了他和儒家知識分子階層的隔膜。

一則是階級差異，一則是儒與“邪教”，讓他們無法在心底認同朱明的正統。

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把元末士人筆記和元末明初各類“野史”做一個大數據統計，“妖寇”、“紅巾賊寇”、“草寇”這類對朱元璋的蔑稱數不勝數，而這類稱呼絕大部分出自漢族知識分子之口而非元朝官方稱謂。

即便是被朱元璋強制徵辟，而不得不合作的士人，他們深層次的心緒也難以平復，比如他們私下裏寫文章只寫甲子而不寫年號：“但書甲子”。這是效仿當時的名潔之士陶淵明的做法，意思是我是被迫和你合作，但你並不是正統，無政權之合法性。元順帝雖然被逐出中原，但這就好比魯昭公出居乾侯一樣，朱明王朝看起來已經建立，但按照《春秋》的憲政制度，還是個“偽政權”，是閏僭。

結語

元明迭代擁元棄明，隱匿山林拒絕朝廷徵兆、隨元室北遁沙漠、拒絕承認明朝為正朔、正統……這一切的一切，都説明至少在明初，“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或許只是後人的一種“移情別戀”。

朱元璋“北掃胡塵”，重振我華夏聲威，也極有可能是累成斷代的一種塑造。

文天祥的“正氣歌”和蔡子奇的“正氣歌”，未必有那麼違和。

這類現象，考驗我們對歷史複雜問題的分析，君臣大義，夷夏之辨，正統之分，歷史螺旋上升的通道未必那麼通靈澈透。

這裏，埋一個釦子，朱明王朝的知識分子，大約在什麼時候算是結成了一個統一的共同體，認為我乃是大明的臣民，大明是我的國，我的家，是真正的華夏？

答案是明宣宗朱瞻基時代。

有興趣的讀者可以繼續關注“被誤解的蒙元”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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