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想到，“外語高杆”在外國軍校竟被33個字母的組合變化搞得暈頭轉向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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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外語高杆”也有灰心喪氣的時候

出國留學是一次難得的學業深造和人生經歷，國家又實行“三包”，自然令人羨慕不已。可吃洋麪包的滋味，或許只有我們這些親歷者才會有真正的苦樂酸甜感受。

無論去什麼國家留學，無論公費生還是自費生，首先遇到並要解決的問題就是“語言關”。我們軍人出國留學也不例外。根據中俄雙方簽署的有關協議， 我們為期 3 年的中級班學員將是全程俄語教學，不帶翻譯。這是中國改革開放後至 2013 年解放軍外派軍事留學生學制最長的一批，這期間到俄羅斯總參軍事學院留學的高級班學員一般為帶翻譯的 1 年或半年時間，我們畢業之後的中級班學員留學時間都改成了 2 年或 1 年學制。隨着俄軍“重塑武裝力量新面貌”改革推進和軍事教育體系調整，從 2013 年開始，中國留學俄羅斯的中級班軍官恢復了 3 年學制，一年預科，兩年專業學習。

我們到伏龍芝軍事學院留學的 12 名校級軍官，分別來自總部機關、軍區部隊、軍事院校和科研單位。年齡上，最小的 30 歲，最大的 38 歲；文化程度上，都是大學本科以上學歷，還有 4 人為軍事學碩士研究生；軍銜上，上校 2 人，中校 5 人，少校 5 人；俄語水平上，有 2 人是本科畢業，一位在中學學過，其他同志則連俄語字母都不認識。對絕大多數人來説，出國之路是從學習俄語 33個字母開始的。

解放軍國際關係學院

1996 年 4 月至 8 月，從全軍各大單位選拔出來的幾十名留學預備軍官，被集中到解放軍國際關係學院進行俄語強化培訓。總部首長和學院領導高度重視， 俄語教研室張瑞真主任親自出馬，老中青教員混合搭配，還為我們開設了外國軍情、國際關係、外交禮儀和計算機等多門課程。

説來也巧，這所學院正是我的大學母校，南京是我曾經學習生活過 4 年的第二故鄉。10 年前，我與朝夕相處幾年的大學同學難捨難離，滿懷着報國強軍激情北上，被分配到青島海軍單位工作；10 年後，我又回到了闊別多年的南京母校，內心充滿着親切、激動的回家之情。

首批軍事留學生俄語強化班結業典禮

故地重歸，觸景生情，教學樓、宿舍樓、食堂、足球場、大禮堂和梧桐樹常常使我想起當年的故事。但在我的記憶中，最難忘的還是學俄語的艱辛。我在中學時曾為“反修”“反霸”學過俄語，用的是遼寧省教材，也就幾十頁那麼厚，“無產階級專政”“人民公社”“小工廠”等俄文詞彙始終沒忘。1982 年 全國高考時，百分制的俄語科目考了 94 分的高分。談不上什麼功底，全靠死記硬背。上軍校後，接受聽、説、讀、寫、譯“五種能力”的全方位專業訓練， 早讀、上課、晚自習，在教室、宿舍和食堂“三點”之間穿梭奔波。為了學好俄語，自己的確也付出了不少努力。別的不説，上學期間得過 12 次咽炎、中過 3 次暑，至今還記憶猶新，以至於一提“南京”就有點打怵，夏天的“火爐” 滋味讓我這個北方人難以忍受。醫生説，咽炎是學外語的“職業病”。教員講， 不得幾次咽炎也學不好外語。真好像得咽炎與學外語有什麼必然聯繫似的。

學外語是枯燥的，整天跟字母的組合變化打交道，真需要一個好的記憶力、 機靈勁兒和文學水平，苦練“童子功”。自知沒有那般天賦，加上外語只是工具、 枴杖，單靠外語吃飯路窄、發展受限，就在 1989 年工作 3 年之後以總分第一的成績考入瞭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攻讀軍事學碩士學位，專修軍事戰略，畢業後又留在軍事科學院軍事戰略研究部從事軍事戰略、國家安全戰略和鄧小平戰略思想等專業方向研究。俄語在工作中基本用不上，與我漸行漸遠，日益變得陌生起來。

沒承想，大學畢業 10 年後再操舊業。或許我這一輩子與俄語、與解放軍國際關係學院結下了不解之緣，機遇可遇不可求。事實也是如此，我在 1988 年、1989 年兩次參加國家研究生考試，備考期間外語基本沒看，主要精力和時間都用在了複習軍事戰略、軍戰史、戰鬥條令等不熟悉的專業知識，外語考試成績 依然上了 80 分以上。2004 年，解放軍總部決定從回國的軍事留學生當中選拔軍事外交預備幹部，我有幸成為 9 名候選人之一，並在 2006 年前往中亞的中國駐吉爾吉斯斯坦大使館任職，再次用俄語從事軍事外交工作近 3 年時間。赴任之前，又回到南京母校進行了兩個月業務學習。

在南京的 1996 年軍事留學外語強化班，我和幾個俄語科班出身的同學被指定為“小教員”，雖説自身也有一個恢復、提高的過程，但主要任務還是幫助那些沒有學過俄語的同學，為他們講授一些學習方法、錄製課文、解讀詞彙和語法等。大家把我們稱為“外語高杆”。的確，從零開始的俄語強化學習， 對我們這些學過俄語、接受過科班培訓的人來説畢竟是太簡單了。5 個月的時光是令人難忘的，大家結下了深厚的戰友情、同學誼。每個人都明白，儘管大家來自五湖四海，但都是為了一個共同的出國留學目標而走到一起來的。每一 個人的人生開局結局都一樣，但過程體驗各不相同，所以人生重在過程，相逢相識是難得的緣分！

“俄語真難學，尤其是語法最難把握，變幻莫測的。”我們當中的絕大多數人是學英語出身的，不少人還達到了國家英語六級考核標準，他們在學俄語時不時發出這樣的感慨。俄語有一個最大的好處是讀寫基本一致，有點像漢語拼音。但俄語不同於漢語一類的象形文字，它是形合語言，詞義本身與字形沒有直接的意義聯繫，需要通過形式分析理解語義。在構詞上，俄語多為派生詞， 藉助一個詞綴產生多個詞語，習慣用概括的詞語表達具體事務；在組詞造句上， 名詞、形容詞、代詞等有“性、數、格”變化，動詞有“時、體、態、式”等變化，突出主謂語中心地位；在連句成篇上，行文多用帶定語的擴展句，開頭直接點題，關鍵詞、主句在前，然後依次揭示主句或主句中的詞彙；在表達思想時，圍繞主語、主句展開，由主到次、從小到大、從點到線，直線式有序遞進疊加，具有很強的邏輯性、主從性、直線性和精確性。可以説，只要兩個詞 放在一起就有詞法問題，一動口、一動筆就要想着詞尾變化，嚴格遵循語法規則，難怪大家説俄語的一個名詞實際上是 12 個名詞，一個動詞有 20 多個動詞表現樣式。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俄語的複雜結構和特殊思維，同時也折射出我們留學生活的艱辛，需要應對一種全新的文化氛圍、民族性格和思維方式。 早年留學伏龍芝軍事學院的劉伯承元帥對自己學習俄語的感受曾有過這樣描述：“餘年逾而立，初學外文，未行之時，朋儕皆以為慮。目睹蘇聯建國之初， 尤患飢謹，今日已能餉我以牛奶麪包。每思川民菜色滿面，‘豆花’尚不可得， 更激餘鑽研主義，精通軍事以報國之心。然不過外語一關，此志何由得達？乃視文法如錢串，視生詞如銅錢，汲汲然日夜積累之；視疑難如敵陣，惶惶然日夜攻佔之，不數月已能閲讀俄文書籍矣。” 前輩和高級將領都能如此，我們新一代軍官沒有學不會、學不好俄語的任何理由，只有迎難而上，加班加點，廢寢忘食。

“外語是人生鬥爭的一種武器”，這是馬克思的一句名言。但真正領會其深刻含義大概還是有了出國留學一事以後。也許是過了學外語的最佳年齡段，也許真是因為俄語太難學，大家普遍學得很辛苦，有人把學俄語的過程形容為“掉一根頭髮，記住一個單詞”。即便到了臨出國前，不少同志還不會發俄語字母“P”這個顫音。不過，當聽説革命導師列寧和一些俄羅斯人也不能十分純正、準確地發出這個音時，大家自然得到了不少安慰。據説，漢語中的俄羅斯 “Россия”俄文一詞被譯為“俄羅斯”而不是“羅斯”“羅西亞”，就是與俄文輔音字母“P”這個顫音難發有關。初學者和非俄羅斯人常常在發“P”音之前加一個“O”音，曾經統治俄羅斯 200 餘年的蒙古人習慣把“Россия”一詞讀 成“OROS”或“OROCCIA”，受此影響，中國晚清時期出版的《大清統一志》等都以“俄羅斯”取代了“羅斯”“羅剎”等各種叫法。

語言是人們交流的媒介和前提。它來自生活實際，學好外語自然離不開一 定的語言環境。在我的記憶中，出國前與俄羅斯人只有過兩次接觸。印象最深的是在軍事科學院讀研究生的時候，1991 年秋參觀北京國際航空展覽會，與俄方參展工作人員進行過簡短交談。這位工作人員誇我俄語講得好，還贈送了一套俄航空裝備明信片，但我有自知之明，這僅是一種友好姿態的表示。學了幾 年俄語，由於沒有實踐的機會，漸漸地生疏了，基本上變成了“啞巴”“聾子”， 原來掌握的基本技能差不多都還給了老師。出國留學給了我重操舊業、在實踐 中恢復並提高的機會。

我們在伏龍芝軍事學院留學的第一年是上預科，主要任務還是學俄語、熟 悉軍事術語。只是教員全都變成了俄國人，生活環境也全變了。正是這一變化， 讓一切都變得那麼直接、似懂非懂的，要不是有國內打下的基礎，我肯定也會 與大家一樣在留學初期處處發矇。但話説回來，也正是這一變化，使我們能夠學到地道標準的俄語，養成一些用俄語思維學習辦事的習慣，進而為準確地理解和掌握軍事專業知識、作戰指揮能力創造了條件。

不帶翻譯的軍事留學是艱難的、痛苦的。 我和另一位解放軍國際關係學院畢業的“外語高杆”盛躍忠同學，在伏龍芝軍事學院留學期間特別是預科階段為大家義務地承擔了一些“翻譯”“跑腿” 工作。其實，我只是比其他同志多學了幾年俄語，有一定的詞彙量和語法知識。 置身國外，時時感到底氣不足，灰心喪氣的時候也有過。儘管我們留學軍官是有思想有理性的成年人，但從學語言的效果來説，真像幼兒園大班孩子似的。

初到俄羅斯的幾周，我們都有一種劉姥姥進大觀園的笨拙感，基本處於 “半聾半啞”狀態，與俄羅斯人交往比較困難，甚至有怕俄羅斯人講話的心理。 既聽不懂別人在説什麼，也無法清楚地表達自己意思。坐地鐵聽不出報站名， 坐過站是常事；到商店買東西，就用手指要“這個”“那個”的，買肉時分不清牛羊肉，手勢比畫也幫不上什麼忙，就學幾聲羊叫或牛叫；想放鬆一下， 看個電影、電視也搞不清楚人家講的主要內容。我是能聽懂大概意思，嘴上卻説不了多少，加上生活學習是全方位的，我比大家也好不到哪兒去，同是天涯淪落人。

在預科的下半學期，我們開始轉入學習軍事專業術語和戰術常識，困難不是很大。要説 3 年留學最艱難的時候，是進入第二學年的專業學習前半年。我們經常滿懷信心地走進課堂，卻很失望地走出教室。這是因為我們上“講座課”（лекция）猶如聽天書，一堂課下來沒記幾行字。這種課是滿堂灌，實際上是 教員介紹軍事學術前沿、軍事實踐需求和發展趨勢的講座報告會。教員佈置的閲讀、筆頭作業，對我們來説就別提有多困難了，且不説一晚上看不了幾頁， 就是看過的也沒有留下什麼印象。書借了不少，有的乾脆一頁沒看就還給了圖書館。學習完全是一種被動應付式的，學習非常辛苦、收效卻不大。

我們這些被挑選出來的軍官，有的是部隊營長、團參謀長，有的是機關處長、 業務過硬的參謀，有的還具有副教授、講師和助理研究員等中高級專業技術職稱，在各單位可以説都是能夠獨當一面的骨幹。真沒想到，在異國他鄉被 33 個字母的組合變化搞得暈頭轉向，原本所具有的各種優勢被俄語全給抹殺掉了。

由於進入不了狀態，我與大家一樣心裏很焦慮，處處感到彆扭，對俄羅斯人、俄羅斯社會也形成了偏激的看法。不少同志説，幹什麼事向來都很自信， 沒想到讓外語給難住了，遭死罪了。就是與俄羅斯人爭辯個什麼問題，想打架罵人也是一件難事。“用俄語難上加難，用漢語輕鬆自如”，成了我們經常自我安慰的一句口頭語。

經過 1 年預科和半年專業學習之後，我們的外語水平得到了明顯提高，專業詞彙大大增多了，教學環境也基本適應了，心裏才略感到有些底氣。尤其在各個專業教研室教員的“輪番轟炸”下，我們可謂摸爬滾打，嚐盡了酸甜苦辣， 到留學的第二學年下半年才算闖過了語言關，學習上找到了感覺，有了一些主 動權。上專業課、外出旅行、購物辦事基本都能自如應付了，養成了一些俄語思維習慣，心裏較以前也踏實多了。

然而，留學畢竟是在遠離祖國、親人的情況下，在語言、文化、習俗等方面與國內存有很大差異的另一個國度裏，“語言關”問題自始至終都存在。儘管我們都付出了艱辛，但聽不懂、理解錯、寫不對、説不出的現象還是常有的。

記得一次我到莫斯科電器大集市購買錄放像機，由於語言不通和缺乏經驗的緣故，結果買回來的機器是單放機，只能放不能錄，對學習和存儲資料幫助不大。沒辦法又只好回去換，挑好一個“東芝”牌錄放像機，賣主説要加錢， 結果又因為聽錯了錢數多付了人家 50 多美元。好在來自格魯吉亞的賣主心善， 將多餘的錢退還給了我。不知英語、法語如何，俄語的數字聽起來挺費勁，需要領悟轉換，因為俄語中沒有“萬”“十萬”“千萬”等計量單位詞彙，要靠十個千、一百個千、十個百萬組詞而來，加上 1998 年金融危機之前的俄羅斯盧布不值錢，10萬、5萬、1萬面額鈔票經常使用，我們不時會被天文數字所困擾。 問人家一遍兩遍還行，問多了連自己都覺得不好意思了。

在專業課學習方面，好在經過一段時間磨合後，教員與學員之間有了許多默契感，一些同學學過的戰役戰術專業優勢和技術裝備知識儲備也逐步顯現出來，使留學生活的艱難局面有了很大改善。但在國外的生活學習是多方面的，所以總感到力不從心，沒有融入人家的社會，沒能真正瞭解俄羅斯人的內心世界。

（未完待續）

作者簡介

郝智慧，祖籍內蒙古赤峯、出生於遼寧大連。軍事科學院戰爭研究院研究員，居住於北京海淀。1996年9月至1999年6月在俄羅斯伏龍芝軍事學院留學，2006年8月至2008年12月在中國駐吉爾吉斯斯坦大使館工作。

主要研究國家安全戰略、軍事戰略、世界智庫和俄羅斯軍隊等問題，出版有《鄧小平軍事生涯》（專著）、《和平之路：國民黨軍重大起義紀實》（合著）、《戰略學》（合著）和主編《新中國周邊大事紀實》、2014年以來的年度《世界智庫戰略觀察報告》等書。

《我在伏龍芝學軍事》由現代出版社出版發行，本文轉發自中國軍網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