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説常識：愛國應該是普世價值的內容_風聞

        茅於軾寫了一篇文章《”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需要自洽》，對於這個標題，我不反對。因為，作為一個價值觀體系，它的內部邏輯關係確實應該自洽。

        中國政府推出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容中間，確實可能存在一些邏輯上相互有矛盾的現象，需要官方理論工作者作出進一步的解釋。但是，茅於軾以為西方人的”普世價值“就不存在需要自洽的問題，就大錯特錯了。         

        首先，西方價值觀建立在基督教文化基礎上。

        西方人在重要社交場合都要表現出對於主的虔誠；美國總統就職宣誓必須手按聖經。以至於中國的孫海英會説出”民主：民無論何時都要與主聯合起來“這樣類似於相聲語言的話來。我想問問茅於軾先生，有了主這個主宰宇宙的東西，平等，還可能有實質性的存在嗎？

        茅於軾説，【普世價值中最核心的基礎是“平等”。在“平等”的基礎上發展出自由、人權、法治等等】。

        平等，確實是一個不應該受到質疑的價值觀。不過：

        第一、上面我分析過了，在基督教文化基礎上形成的西方價值觀裏面，不可能有實質意義上的平等概念；

        第二，當代西方價值觀體系裏的平等概念，只包括了形式上的政治權利，卻沒有經濟上的實質平等內容。

        富豪可以住豪宅；窮人可以嗎？窮人想住豪宅而不可得，是平等嗎？

        即使是政治權利，擁有資源的人可以成為候選人，乃至於被選舉成為總統；沒有資源的人，除了投票以外，還能幹什麼？在有的國家比如澳大利亞，連不投票的權力夜沒有。這是什麼平等？

        從這個分析可以看出，當代西方價值觀體系裏面的平等，不但在邏輯上不自洽，在實際上也完全是假的。那麼，在這個【“平等”的基礎上發展出自由、人權、法治等等】的邏輯自洽性也就自然的不存在了。

        按照茅於軾批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時使用的對於”愛國“與”誠信“的邏輯質疑方法，我也可以對西方價值觀體系中自由與法治的關係進行質疑：

        自由就應該是沒有拘束；法治則是要求人們接受規則的拘束。那麼，當我要擺脱拘束，卻受到法律的限制的時候，是應該要自由呢，還是應該要法治？

        從邏輯上進行概念分析，法治與自由之間的矛盾才是沒辦法調和的；而誠信與愛國之間，則可以通過理性的解釋，在邏輯上得到融合。比如説，誠信指的是不違背良心基礎上的誠實，而愛國則是良心的要求。那麼，誠信與愛國之間，就是不矛盾的了。

        可是，自由與法治之間，就是一個對立統一的關係，在很多情況下，它們之間就是對立的。比如美國建國後一百年時間裏實行的奴隸制度，就是自由與法治之間嚴重對立的典型現象。如果不是美國內戰，美國社會的法治還會維持奴隸制度不知道多長時間。

        即使內戰導致了奴隸制的廢除，美國社會的法治依然維持了種族歧視制度一百多年。茅於軾先生是高齡著名學者，應該不會不知道這些歷史現象。

        如果從人類的倫理要求來説，法治不過是人類在追求倫理道路上必須遵循的客觀規律的要求，也就是説，法治本身不是倫理要求。自由才是。因此，用茅於軾的邏輯分析方法，真正有矛盾的不是愛國與誠信；而是法治與自由。

        茅於軾説，【只要有了不平等，社會總也穩定不下來，總會有人造反要求平等。所以一個平等的社會才有可能是一個穩定的社會】。這話説得不錯。只是不知道他説這話的時候，想到了實行了西方人的”普世價值“以後的眾多發展中國家的情況沒有？

        比如馬裏，曾被西方人讚揚是”非洲民主的燈塔“，比如利比亞、烏克蘭等等目前處於戰亂之中的國家，與他説的【有了不平等，社會總也穩定不下來，總會有人造反要求平等。所以一個平等的社會才有可能是一個穩定的社會】之間的關係如何？

        我並不認為今天的中國很平等了。但是按照茅於軾的邏輯，今天的中國社會應該是比利比亞、伊拉克、烏克蘭等等實行了西方人主張的”普世價值“之後的國家，社會穩定得多，應該也平等得多。也就是説，西方價值觀並不一定給社會帶來真正的平等，所以也就不見得不會【有人造反要求平等】。    

      茅於軾先生在他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需要自洽》中説，【愛國也不可能成為普遍的價值目標。中國人的愛國可能和日本人的愛國發生衝突。所以愛國不可能成為普世價值。倒是孫中山的“博愛”是可以成為普世價值的。一個國家的百姓不但愛自己的國家，愛自己的人民；也要愛別的國家，愛別國的人民。不過博愛比普世價值觀要求更高了。一個還沒有實現平等、自由等目標的地方談不上講博愛。】

        茅於軾先生不主張愛中國，在他的很多言論中都表現出來過。這一段話更明確地在暗示，日本等實行了西方政治模式的國家的人們不妨愛國，中國是萬萬不能夠愛的。因為在他眼裏，【一個還沒有實現平等、自由等目標的地方談不上講博愛】，這裏很明顯説的是中國，也就是説中國是不應該被愛的。

        從他的這段話可以證明，連博愛是什麼，他也沒有弄明白。

        首先，”博愛“不是孫中山發明的概念，在西方國家歷史上早已有之，所以，茅於軾先生這裏的【倒是孫中山的“博愛”是可以成為普世價值的】這句話，邏輯上有掠西方人之美之嫌。

        如果説因為中國人的孫中山説過“博愛”，就可以説是【孫中山的”博愛“】，那麼中國人自然也有人説過”平等“、”自由“等等概念，那麼也就不用説西方人的價值觀是普世價值了，因為這些都可以是中國人比如我的”平等“、”自由“了。那麼西方人的價值觀還有學習的必要嗎？

        當然，這裏可能不過是茅於軾先生一時不留心犯下的錯誤，其實他應該知道【孫中山的”博愛“】在西方人的意識形態體系中早已有之，否則，他也不會説【是可以成為普世價值的】。不過他以為西方人沒有明確把“博愛”當作普世價值的內容而已。

        他在這裏的表現證明，他不知道，人類的普世價值的各項內容從根本上説，都起始於自由與博愛。人權、平等、民主等等都不過是從自由與博愛衍生出來的要求。

        不過西方人因為受到“性惡論”對於價值觀思維的邏輯限制，漸漸地把博愛概念淡化了，過分強調了自由。但是從平等、法治、民主等等概念上進行邏輯分析，他們是不會不承認博愛的普世價值屬性的。要知道，法國十八世紀大革命時期，就是以博愛為理論旗幟的。

       從定義上説， 博愛説的是人們應該愛一切人，這與一個國家的具體環境如何沒有關係。茅於軾先生顯然在這裏犯了邏輯錯誤，才會説出【一個還沒有實現平等、自由等目標的地方談不上講博愛】的話來。

        按照他的這個邏輯，他現在至少在中國是不會博愛的了。而不博愛的人，當然是與普世價值要求相違背的。一個自己的言行要與普世價值要求相違背的人講普世價值，是不是在説謊？茅於軾先生應該好好想想這個問題。

        下面説説愛國是不是普世價值的問題。

        愛誰，就是希望誰好，並願意為了讓他好而付出努力。

        愛國，當然也是希望國家好，並願意為了國家好而付出努力。什麼是好？當然有客觀標準。就像愛孩子，是希望孩子好，不會説孩子犯了錯誤甚至犯了罪，還要縱容他。因為那就不是愛，而是害。所以，愛國，不等於縱容國家做壞事。

        一方面，國家是國家所在地域人們的生存環境，愛國就是愛自己的生存環境。

        人們不能因為自己的家庭環境不好，就不愛自己的家，所以，國家條件不好不能成為不愛國的理由；

        另一方面，國家是統治者的工具，愛國不等於縱容統治者做壞事。這個邏輯，茅於軾先生大約確實不懂。所以當他認為中國不好的時候，就以為不應該愛中國。

        如果明白了愛國不等於縱容統治者做壞事，就可以明白，在邏輯上，在理論上，即使自己的國家很壞，人們也應該愛國的。只是方式應該與那些很好的國家的人們不一樣而已。就像你給孩子好吃的，是在愛孩子，對犯了錯的孩子進行必要的教育乃至於懲罰，也是愛孩子一樣。

        在這裏，不是説應該把統治者當孩子——事實上統治者也不是孩子——對待，而是説國家即使真的不好，邏輯上也不成為不愛國的理由。

        所以，茅於軾先生【一個還沒有實現平等、自由等目標的地方談不上講博愛】的話，即使在中國社會確實不好的環境下，也是錯誤的。

        既然即使在一個不好的國家裏也應該愛國，那麼，愛國作為普世價值的內容，當然不應該存在問題。於是可以確定，茅於軾先生説【愛國不可能成為普世價值】，在邏輯上是錯誤的。

        而且，因為自己覺得國家不好，就反對愛國，這實際上是階級鬥爭思維的結果。因為你覺得這個國家不好，還有其他人覺得這個國家好。如果因此就認為這個國家不應該被愛，就是不願意與價值觀不同的人擁有同一個國家。這不是階級鬥爭思想是什麼？

        進一步分析，今天的中國很不好嗎？茅於軾先生自己也曾多次説過，中國這幾十年來的進步是很快的；人民的生活改善的程度是很大的。

        判斷一個國家是不是好，最基本的不就應該是人民的生活環境改善與否嗎？人民的生活環境改善了，就意味着人民的生活自由增加了，同時也意味着人民的生活水平與精英們的生活水平接近了，也就意味着人民與精英之間的不平等減少了，就意味着人民自由、平等的要求得到了實現。

        人民自由平等的要求得到了實現，不就是民主應該追求的目標嗎？民主的目標得到了實現，不就是民主的實現嗎？自由、平等、民主都在增加，為什麼説這個國家不好？

        茅於軾先生在承認中國人民的要求在逐漸得到滿足的同時，卻否認中國的自由民主現象。原因在於他只是從自身的利益要求出發，來衡量社會的是否自由民主。

        在很多中國公知的眼裏，只要自己們的自由最大化了，人民的自由再缺乏也不影響社會的自由民主屬性；反過來，只要自己們的自由受到了限制，人民的自由增加再多，也不能説社會有自由民主。而中國與西方國家的政治模式的最大不同，就在於精英階層的自由受到的限制不一樣。

        曾經有一位印度女記者，在中國待過相當長一段時間後感嘆説：相比印度，中國底層民眾能夠獲得很有尊嚴的生活，令她感到驚奇；但是作為一個社會精英，她依然更願意在印度生活。

        這個感嘆充分説明了，印度雖然貧窮，雖然底層民眾缺乏自由，但是社會精英們的自由空間卻比中國社會更大——它們可以更自由地攫取社會權利，肆意操縱民眾。而中國的社會精英們在這方面確實受到相對較多的限制。

        那麼，作為普通民眾，應該選擇什麼樣的國家生活呢？除了一些被西方意識形態洗腦幹淨了的人以外，答案應該是不言自明。

        但是從西方意識形態教條出發，中國卻是比印度更壞的國家！儘管中國底層民眾更能夠有尊嚴的生活，也就是他們的利益與意志要求相對更能得到滿足。

        所以，茅於軾他們堅決不肯承認中國社會的自由民主現象；

        所以，他們認為對於中國這樣的國家就不應該愛；

        所以，他們就進一步錯誤地認為，愛國不是普世價值的內容；

        所以，他們講話的時候就會邏輯破綻到處可見而不以為意。

        我知道，右邊的公知與憤憤們看了我這篇博客會氣得抓狂。為了緩解一下他們的神經，我這裏解釋一句：

        我並沒有以為中國社會就自由民主了，只是説也有一些自由民主的現象，並且在越來越多。

        相對的——我這裏又不怕右邊的公知與憤憤們抓狂了——西方政治模式下的國家，自由民主現象有的並不多，有的雖然比中國多，卻正進入減少的趨勢當中。因此，相對於別的國家的人們，中國人更應該愛自己的國家，也就是更應該愛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