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湖平原的舟船生活_風聞

摘自馮賢亮著《太湖平原的環境刻畫與城鄉變遷（1368-191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在漫長的歷史時期裏，太湖流域每一個村落的人們充分利用便捷的水運系統，與四邊或更遠的地方進行着多方面的交往。特別在生產活動中，鄉村民眾參與田間勞動，收割成熟的作物，以及穀物的碾磨，糧食的外銷，棉花、蠶桑等經濟作物的貿易，都要藉助大型的負載工具。在太湖流域，這些工具就是各式各樣的船。

王士性曾概括説：“東南饒魚鹽、秔稻之利，……東南澤廣，舟行而鮮車馬。”[1] 明末徐霞客在江南遊歷時，就是通過這些地區的水路，坐船由無錫經過青浦、嘉善、桐鄉等地，前往杭州。所經之地，在他看來，大多仍屬澤國勝地，而且許多水網交織的市鎮都十分繁華。[2] 水上交通的最大依賴，只能是船。明朝人深刻地分析了船與馬等陸上交通工具的不同適應性，指出在江南的常州、鎮江、蘇州、松江、嘉興、杭州、湖州地區，由於溝河交錯，水港相通，“惟舟楫之行，則周流無滯”，如採用步行和陸上交通工具，“每一二里必過一橋，或百五十里，必船渡而後得濟”。[3]

所謂“南船北馬”的説法，正是體現了中國南北水鄉與陸地交通的本質差異，也顯示了舟船在江南交通中的重要地位。茲舉數例説明。

嘉興府境東北的嘉善縣，北部多湖蕩，河港如網，舟船往來如織。[4] 萬曆年間的嘉善縣令章士雅，深刻地指出了這種地理環境塑造下的人文特徵：縣境內支河干派，湖蕩連接，蘆葦蒹葭，曠野無際，輕舟小舫，倏往忽來，鼓浪乘風，瞬息萬里。[5]

蘇州府吳江縣，地濱太湖，其最近處僅二三里，此外俱為湖蕩，百姓生長於此，“行舟便捷，他處莫能及”，所謂“使船如使馬”，老幼皆善於操舟，又能泅水。[6] 在縣境的蘆墟、八坼一帶，操舟者都聚集在固定的碼頭上，大號船叫“太平橋”，中號船稱“鴨嘴船”或“尖頭船”，小號船則叫“埫板”，當地百姓無不從事此業，時稱人數“無慮以萬計”。尤其值得稱道的是婦女，其操舟之神與男子不相上下；男子十歲以上即可稱為“舟師”，一日一夜可行250裏，南至杭州，北至鎮江，清代乾隆年間還遠渡淮河、黃河，北達通州，這是其他地方較為罕見的。[7] 絲業大鎮盛澤，如果沒有舟船提供的交通，根本不可能在乾隆年間形成四方大賈輦金至者無虛日、每天日中為市，導致“舟楫塞港，街道肩摩”的繁盛景象。[8] 懸隔海上的崇明島，沒有船，就根本無法與大陸溝通；在島內，一方面因土瘠民貧，除了農業生產外，百姓就靠捕漁採樵為生，另一方面，在很長時期裏，也是“非舟不行”。[9]

根據費孝通在其家鄉吳江縣的調查，當時的房屋分散於圩的邊緣，人們廣泛使用船隻載運貨物進行長途運輸。連接不同村莊和城鎮的陸路，主要是在逆流、逆風時拉縴用的，即所謂塘岸。除了一些擔挑的小商人之外，人們通常乘船來往。幾乎家家户户至少有一條船。由於船隻在交通運輸上的重要位置，為便利起見，房屋必須建築在河道附近，這就決定了村子的規劃。而在住宅區內，用船裝載輕微的東西，或作短距離運輸，不甚方便，因此在住房之間修起了道路以利往來。在這種情況下，河流就成了交通的障礙，各圩被河流所分割，必須用橋來連接。小店輔大多集中在各橋附近，仍然是便於船隻的溝通往來。[10]

以船為生的人們自然十分眾多。早在明代，一些政府官員已經發現，太湖平原的船居丁口在不斷增加，而真正從事田地耕作的人卻在減少，特別是“流移之人”，舉家以舟為生，四處漂盪，既可脱免差糧，又能“暖衣飽食，陶然無憂”。[11]

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宋刻明印的岳珂《桯史》一書紙背，保留了一份明代嘉興縣賦役供單殘件[12]，上面詳細地記錄了一户叫王阿壽的人家所有的人口、田地、事產等情況，包括所擁有的一隻船。毫無疑問，這一例子顯示了船作為民間家庭日用工具的重要性，也得到了官方的認同。

在一些官方編定的地方誌中，對漁户船民都有記載，有的地方的船業工人成了一種專門服役人羣，定期為政府服務。例如在萬曆年間的常熟縣，官方統計控制的工匠人户中，最多的是船匠，共有45户，遠遠高於箬蓬匠（1户）、刊字匠（2户）、羅帛匠（1户）、蒸籠匠（1户）、刷印匠（1户）、木桶匠（19户）和戧金匠（1户）。[13]

在著名的桐鄉縣烏青鎮（後來統稱烏鎮），據民國年間的記載，航運業堪稱市集繁盛的支撐。這裏沒有鐵道、公路的通達，全靠輪舟往來維持交通命脈，快班船、舊式航船等每天繁忙地來往於各埠頭。同時，一些需求較大的客船、駁船、田莊船等，都有相對固定的製造公司，其中最有名的當屬黎里人與本地人兩幫廠房。這些船廠都設在鎮的柵外，在南柵養魚窠一帶，船廠有孫永茂、孫隆順、沈永順、沈源懋等十幾家；在西柵高橋外，有沈森順、沈洪順、楊廉記、施茂記等，也是十幾家。四鄉各村的航船都向這些船廠租賃，遇有損壞，可以馬上到船廠修理；至於船上的重要器具搖櫓等，也有專門的製造工匠。在當時人看來，造船業是屬於一種較為“穩健”的行當。[14]

由於民間用船的製造和維修，長期存在着一整套熟練的技術、工人隊伍與固定的修造地點，因此在另一方面也保持了舟船的興盛不衰。所以民間造船，經常受到世人關注。嘉靖、萬曆年間的葉權指出：民間造船多是因地制宜，“大抵皆卷箬蓬蓋之，或用鎖服板，則貨在板下，人宿板上，下重上輕，便於波浪”；小航船有所不同，周札厚板，高方如櫬（即棺材），形制細長，只開一個小門，“非傴僂不能出”。[15] 很多地方並不需要自己製造木船，只要從外地買入即可。在費孝通調查吳江縣廟港鄉的時候，每條船平均價格約為80－100元；除了那些不從事農業、漁業勞動的人家外，幾乎每户都有一條或幾條船；無論男女，都會划船；划船所耗的力氣，並不與船的載重量成正比，而是與水流、風向等情況密切有關。水運載重的負擔或費用是很低的。[16]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