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了半天，讓崔永元痛恨的電影《手機》到底想表達什麼_風聞

因為崔永元的緣故，一部十五年前的電影重新回到人們的視野。

這就是馮小剛導演、劉震雲編劇的《手機》。

不過，現在大家都在關心娛樂圈黑幕，對電影本身關注不多，而我認為，《手機》本身也是非常值得討論的。

由於是十幾年前的老電影了，年輕的朋友可能沒有看過，這裏把情節簡單複述了一遍——

著名電視談話節目《有一説一》的主持人嚴守一（葛優 飾）在去電視台錄節目時，把手機忘在家中，手機中所藏的他與情人的秘密被妻子於文娟發現，隨即與他離婚。

不久，戲劇學院台詞課教師沈雪（徐帆飾）成為嚴守一新女友，兩人度過一段快樂時光後，沈雪發現嚴守一的手機響鈴方式由響鈴改成了震動，產生了猜疑。

原來嚴守一有一個一直割捨不掉的秘密情人——某出版社女編輯武月（范冰冰飾）。因為武月，嚴守一與於文娟離婚。現在，為了不讓沈雪發現武月的存在，嚴守一開始不斷對沈雪説謊，生活朝一團糟的方向發展。

最終，沈雪還是發現了嚴守一與武月的不正當性關係，嚴守一雞飛蛋打，失去了工作，也失去了愛情。

記得我是在一個冬夜裏，在清華大學大禮堂看的這部電影。當時覺得雖然號稱賀歲片，但一點也不像喜劇，也許叫驚悚片更合適一點。據説，這部影片熱映後，妻子普遍開始檢查丈夫手機，離婚率也因此大增。

要理解這部電影，必須首先理解編劇劉震雲——中國當代文學“新寫實主義”流派的一員驍將。

“新寫實主義”是對“新寫實小説”的一種藝術理論概括。這是1980年代中期以後，中國文學創作中出現的一種新的創作方法和流派。

“新寫實主義”作品的特點是淡化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追求描寫生活的“原生態”，致力於描寫生活瑣事、性愛心理和生命衝動等。

“新寫實主義”的作品着重對現實負面現象的揭露與批判，筆觸很有鋒芒。但這類作品對生活取材的偏狹和對生活理解的欠缺，使作品的主題缺乏亮色和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

總的來看，“新寫實主義”採取了自由主義的歷史敍事框架，屬於傷痕文學的接續和變種。如果説，傷痕文學的重點是抱怨歷史的“錯誤和痛苦”，“新寫實主義”則重點論證現實生活也是毫無意義的，無非一地雞毛而已。其中不言自明的暗示，則是除非能夠經過西方文明的徹底洗禮，否則中華文明是毫無希望的。

1987年後，劉震雲連續在《人民文學》發表了《塔鋪》、《新兵連》、《頭人》、《單位》、《官場》、《一地雞毛》、《官人》、《手機》、《温故一九四二》等描寫城市社會的“單位系列”和幹部生活的“官場系列”作品。

這些小説展示了一個灰暗的、毫無希望的世界。

《手機》則藉助電影的力量成為其中影響力最大的一部。

筆者過去經常批評馮小剛的作品解構一切，《手機》也是這樣，只不過這次是對解構進行解構。

精英們終於可以不顧忌任何道德了，再也沒有人像《編輯部的故事》裏的牛大姐、《我愛我家》裏的傅明老人那樣，用一張婆婆嘴整天嘮叨道德教條了，卻驀然發現，人慾橫流的日子並不好過，它意味着猜忌、警覺、被抓現行、最後的藏身之所被打破，意味着你最親密的人就是你最兇險的敵人，意味着絕對的孤獨和精神上的無家可歸。

在《手機》裏，嚴守一看上去得享齊人之福，偎紅倚翠，但他實際卻不過是一隻被圍捕的“獵物”。

他只有和於文娟在一起的時候是安全的，此後，他先是成為武月的獵物，不旋踵又成為沈雪的獵物。他既要防範武月的追獵，又要防範沈雪的陷阱，終於在雙向圍堵中束手就擒。

他沒有得抑鬱症，卻因為嗓子失聲而失去了工作。武月和沈雪則雙雙棄他而去。

**武月是可憐的。**范冰冰把這個形象演繹得出神入化。

她在追獵嚴守一，但前提是首先讓自己成為嚴守一的獵物，一個女人所能擁有的她都無償奉上了，但得到了什麼呢？沒有人真正關心她，所有和她有關的人，都只想佔她便宜。

沈雪看着賢惠，卻有種説不出的寒意。

這種寒意源自一種揮之不去的不安全感。她知道嚴守一靠不住，於是像一位24小時都保持高度警惕的哨兵，時刻注視着這位和她同牀共枕的主持人。她和嚴守一的“戀愛”、同居，變成了一場真正的戰鬥。

她會在嚴守一喝醉的時候翻他的包，説是替他整理東西；她會在嚴守一上廁所的時候突然闖進衞生間，目的是要搞清嚴守一是不是躲起來和情人通電話。她目光如炬，心細如髮，即會火力偵察又善用激將法，三招兩式就讓嚴守一現了原形——但她的勝利，恰恰是她最大的失敗。

張國立飾演的費墨教授戲不多，卻是濃墨重彩的人物。

費墨道貌岸然，骨子裏卻很齷齪，整天幻想着和女學生上牀。他好色、假清高，和X大教授沈X、X航的長江學者陳X武等相比，他最大的缺點是還不夠無恥。

他缺乏性自信，這促成了他的悲劇——既沒有真正得手又要背上和女生開房的名聲，最後只好遠走他鄉。

劉震雲當年塑造費墨這個角色時，看來是嚴重缺乏想象力——他也沒有想到教授墮落的速度遠遠超過了他最大膽的想象。

費墨的功用在於，要對《手機》的全部悲劇提供一個理論解釋。這一點，他做到了。

費墨認為：

1. 出軌行為源於“審美疲勞”，於是就有了合理性；

2. 一切悲劇都源於技術進步。“還是農業社會好呀！那個時候交通通訊都不發達。上京趕考，幾年不回，回來的時候，你説什麼都是成立的！（掏出自己的手機）現在……近，太近，近得人喘不過氣來！”

費墨的理論打動了嚴守一，所以在最後他回老家為奶奶送葬時，把手機拋進了火堆裏。

如果説《手機》有什麼積極意義的話，那它確實是“寫實主義”的。

《手機》為我們揭開了文化精英生活的一角，讓底層社會的觀眾窺到了他們虛偽、墮落的生活。

難怪崔永元會對《手機》耿耿於懷15年。

小崔是一個非常愛惜羽毛的人，但以他為原型的嚴守一，主持着“有一説一”的節目，卻無時無刻都在“有一説0”、“説二”、甚至“説三”、“説四”，總而言之沒有一句實話。這種事情，擱誰身上誰都會生氣。

但《手機》給出的解釋卻是荒誕不經的——明明是精英的道德問題，卻甩鍋給技術進步。而放過了對精英的嚴厲追問，也就在客觀上構成了對精英的掩護，甚至把前述對精英的“揭露”也一筆抹殺了。

馮小剛、劉震雲都是極聰明的人，他們都知道誰可以得罪，誰絕對不能得罪。

《手機》的另一個問題是完全沒有給觀眾留下任何希望。《手機》只是展示出軌的後果是可怕的，但什麼是好的生活？什麼是值得遵循的道德原則？馮小剛和劉震雲都沒有告訴觀眾，相信他們自己也不知道。

在《手機》裏，沒有一個人、一個家庭是幸福的。走出影院的觀眾，除了對自己的“另一半”更加警惕，視手機如手雷，想出更多花樣在通訊錄上作假，隱瞞真實信息之外，可以説一無所得。

嚴守一和於文娟離婚前，他們的家庭生活雖然平靜，但也索然無味。毀滅家庭是可怕的，重建家庭也沒有任何意義，於是嚴守一隻好“病”了，費墨則只能遠走愛沙尼亞。

《手機》就這樣把一種文化、文明的失敗主義結局擺在了國人面前，一地雞毛就是必然歸宿——這仍然是八十年代歷史和文化邏輯的延續，也仍然是“第五代”電影邏輯的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