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了半天,讓崔永元痛恨的電影《手機》到底想表達什麼_風聞
郭松民-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2018-06-05 07:27
因為崔永元的緣故,一部十五年前的電影重新回到人們的視野。
這就是馮小剛導演、劉震雲編劇的《手機》。
不過,現在大家都在關心娛樂圈黑幕,對電影本身關注不多,而我認為,《手機》本身也是非常值得討論的。

由於是十幾年前的老電影了,年輕的朋友可能沒有看過,這裏把情節簡單複述了一遍——
著名電視談話節目《有一説一》的主持人嚴守一(葛優 飾)在去電視台錄節目時,把手機忘在家中,手機中所藏的他與情人的秘密被妻子於文娟發現,隨即與他離婚。
不久,戲劇學院台詞課教師沈雪(徐帆飾)成為嚴守一新女友,兩人度過一段快樂時光後,沈雪發現嚴守一的手機響鈴方式由響鈴改成了震動,產生了猜疑。
原來嚴守一有一個一直割捨不掉的秘密情人——某出版社女編輯武月(范冰冰飾)。因為武月,嚴守一與於文娟離婚。現在,為了不讓沈雪發現武月的存在,嚴守一開始不斷對沈雪説謊,生活朝一團糟的方向發展。
最終,沈雪還是發現了嚴守一與武月的不正當性關係,嚴守一雞飛蛋打,失去了工作,也失去了愛情。
記得我是在一個冬夜裏,在清華大學大禮堂看的這部電影。當時覺得雖然號稱賀歲片,但一點也不像喜劇,也許叫驚悚片更合適一點。據説,這部影片熱映後,妻子普遍開始檢查丈夫手機,離婚率也因此大增。
要理解這部電影,必須首先理解編劇劉震雲——中國當代文學“新寫實主義”流派的一員驍將。
“新寫實主義”是對“新寫實小説”的一種藝術理論概括。這是1980年代中期以後,中國文學創作中出現的一種新的創作方法和流派。
“新寫實主義”作品的特點是淡化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追求描寫生活的“原生態”,致力於描寫生活瑣事、性愛心理和生命衝動等。
“新寫實主義”的作品着重對現實負面現象的揭露與批判,筆觸很有鋒芒。但這類作品對生活取材的偏狹和對生活理解的欠缺,使作品的主題缺乏亮色和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
總的來看,“新寫實主義”採取了自由主義的歷史敍事框架,屬於傷痕文學的接續和變種。如果説,傷痕文學的重點是抱怨歷史的“錯誤和痛苦”,“新寫實主義”則重點論證現實生活也是毫無意義的,無非一地雞毛而已。其中不言自明的暗示,則是除非能夠經過西方文明的徹底洗禮,否則中華文明是毫無希望的。

1987年後,劉震雲連續在《人民文學》發表了《塔鋪》、《新兵連》、《頭人》、《單位》、《官場》、《一地雞毛》、《官人》、《手機》、《温故一九四二》等描寫城市社會的“單位系列”和幹部生活的“官場系列”作品。
這些小説展示了一個灰暗的、毫無希望的世界。
《手機》則藉助電影的力量成為其中影響力最大的一部。
筆者過去經常批評馮小剛的作品解構一切,《手機》也是這樣,只不過這次是對解構進行解構。
精英們終於可以不顧忌任何道德了,再也沒有人像《編輯部的故事》裏的牛大姐、《我愛我家》裏的傅明老人那樣,用一張婆婆嘴整天嘮叨道德教條了,卻驀然發現,人慾橫流的日子並不好過,它意味着猜忌、警覺、被抓現行、最後的藏身之所被打破,意味着你最親密的人就是你最兇險的敵人,意味着絕對的孤獨和精神上的無家可歸。

在《手機》裏,嚴守一看上去得享齊人之福,偎紅倚翠,但他實際卻不過是一隻被圍捕的“獵物”。
他只有和於文娟在一起的時候是安全的,此後,他先是成為武月的獵物,不旋踵又成為沈雪的獵物。他既要防範武月的追獵,又要防範沈雪的陷阱,終於在雙向圍堵中束手就擒。
他沒有得抑鬱症,卻因為嗓子失聲而失去了工作。武月和沈雪則雙雙棄他而去。
**武月是可憐的。**范冰冰把這個形象演繹得出神入化。
她在追獵嚴守一,但前提是首先讓自己成為嚴守一的獵物,一個女人所能擁有的她都無償奉上了,但得到了什麼呢?沒有人真正關心她,所有和她有關的人,都只想佔她便宜。

沈雪看着賢惠,卻有種説不出的寒意。
這種寒意源自一種揮之不去的不安全感。她知道嚴守一靠不住,於是像一位24小時都保持高度警惕的哨兵,時刻注視着這位和她同牀共枕的主持人。她和嚴守一的“戀愛”、同居,變成了一場真正的戰鬥。
她會在嚴守一喝醉的時候翻他的包,説是替他整理東西;她會在嚴守一上廁所的時候突然闖進衞生間,目的是要搞清嚴守一是不是躲起來和情人通電話。她目光如炬,心細如髮,即會火力偵察又善用激將法,三招兩式就讓嚴守一現了原形——但她的勝利,恰恰是她最大的失敗。
張國立飾演的費墨教授戲不多,卻是濃墨重彩的人物。
費墨道貌岸然,骨子裏卻很齷齪,整天幻想着和女學生上牀。他好色、假清高,和X大教授沈X、X航的長江學者陳X武等相比,他最大的缺點是還不夠無恥。
他缺乏性自信,這促成了他的悲劇——既沒有真正得手又要背上和女生開房的名聲,最後只好遠走他鄉。

劉震雲當年塑造費墨這個角色時,看來是嚴重缺乏想象力——他也沒有想到教授墮落的速度遠遠超過了他最大膽的想象。
費墨的功用在於,要對《手機》的全部悲劇提供一個理論解釋。這一點,他做到了。
費墨認為:
1. 出軌行為源於“審美疲勞”,於是就有了合理性;
2. 一切悲劇都源於技術進步。“還是農業社會好呀!那個時候交通通訊都不發達。上京趕考,幾年不回,回來的時候,你説什麼都是成立的!(掏出自己的手機)現在……近,太近,近得人喘不過氣來!”
費墨的理論打動了嚴守一,所以在最後他回老家為奶奶送葬時,把手機拋進了火堆裏。
如果説《手機》有什麼積極意義的話,那它確實是“寫實主義”的。
《手機》為我們揭開了文化精英生活的一角,讓底層社會的觀眾窺到了他們虛偽、墮落的生活。
難怪崔永元會對《手機》耿耿於懷15年。
小崔是一個非常愛惜羽毛的人,但以他為原型的嚴守一,主持着“有一説一”的節目,卻無時無刻都在“有一説0”、“説二”、甚至“説三”、“説四”,總而言之沒有一句實話。這種事情,擱誰身上誰都會生氣。
但《手機》給出的解釋卻是荒誕不經的——明明是精英的道德問題,卻甩鍋給技術進步。而放過了對精英的嚴厲追問,也就在客觀上構成了對精英的掩護,甚至把前述對精英的“揭露”也一筆抹殺了。
馮小剛、劉震雲都是極聰明的人,他們都知道誰可以得罪,誰絕對不能得罪。

《手機》的另一個問題是完全沒有給觀眾留下任何希望。《手機》只是展示出軌的後果是可怕的,但什麼是好的生活?什麼是值得遵循的道德原則?馮小剛和劉震雲都沒有告訴觀眾,相信他們自己也不知道。
在《手機》裏,沒有一個人、一個家庭是幸福的。走出影院的觀眾,除了對自己的“另一半”更加警惕,視手機如手雷,想出更多花樣在通訊錄上作假,隱瞞真實信息之外,可以説一無所得。
嚴守一和於文娟離婚前,他們的家庭生活雖然平靜,但也索然無味。毀滅家庭是可怕的,重建家庭也沒有任何意義,於是嚴守一隻好“病”了,費墨則只能遠走愛沙尼亞。
《手機》就這樣把一種文化、文明的失敗主義結局擺在了國人面前,一地雞毛就是必然歸宿——這仍然是八十年代歷史和文化邏輯的延續,也仍然是“第五代”電影邏輯的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