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不完的大秦和商君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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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發於上週六解放日報的《讀書週刊》，已獲授權改編後發表在觀網風聞。）

孫皓暉先生的歷史小説《大秦帝國》出版十年了，中信大方出版集團今年5月又再版了這套書第一部《大秦帝國·黑色裂變》單行本。

十年來，通過小説、同名電視劇以及相關的媒體評論和學術爭鳴，“再説大秦”作為一個文化現象，已蔚然大觀。

寫下這篇書評之前，我讀到一篇《編輯手記》，文中寫道：“對於這部書的形態，我們是有過強烈的爭議的。84.5W字的小説，原來只出過16開的兩卷本和三卷本，這次32開的精裝只出一本。反對的人主要認為是書太厚了會很重，所以我們經過幾次選紙最終選了順紋的輕型紙，書本身重量可以接受且可以完美攤開。堅持做一本是因為那才能體現時代的氣勢！大秦的精神和氣勢不能丟！”

大秦的精神和氣勢是什麼？

謝謝編輯的這句感慨，本文就以此為題展開一點討論。

戰國和大秦，這幾百年的歷史，對於中國乃至整個世界，究竟是一個什麼意義，這是一個至今仍需要認真探討的問題。

《大秦帝國·黑色裂變》一書從秦獻公戰場受傷去世講起，21歲的嬴渠梁繼任後決意變法強國，年輕的法家士子衞鞅入秦，以法家之論説服秦孝公，徙木立信，刑及公室，秦國大振。列國混戰，魏國驟衰，秦國收復河西，衞鞅受封商君。孝公病逝，嬴駟即位，世族趁機反撲，商鞅以身護法…

“驟然間天地迸裂，天空中炸雷滾滾，暴雪白茫茫連天湧下。五頭怪牛吼叫連連，奮力狂奔，厚厚的雪地上灑下了猩紅的熱血。冬雷炸響，一道電光裂破長空，接着一聲巨響，怪誕的刑台燃起了熊熊大火！刑場陷入茫茫雪霧之中…”作者以車裂商鞅的行刑場景給了本部一個驚心動魄的結尾。而編輯也極為用心，在非常誇張地留出整整一個空白頁之後，又赫然排出八個字：“商君雖死 秦法猶存”。

作者盡力了，商君之死，天地為之迸裂；編輯也盡力了，秦法之存，今天還在述説。

的確，秦國崛起和商鞅變法，是説不完的。兩千多年後的今天回頭再看，意義反而更加凸顯，那段歷史不僅屬於中國，而且屬於世界。

首先，從大一統國家這個方面來講，中國兩千多年前的大一統傳統、現代化國家傳統，追根溯源，即自秦國的商鞅變法開始。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書中，將現代化國家定義為非人格化和基於能力的官僚任用制度的出現，那麼這恰恰就是商鞅所做的事情。因此，如果秦朝被認為是世界上第一個現代化國家，那麼商鞅就應該是世界上第一個現代化政治家，早於馬基雅維利1800多年，早於克倫威爾和華盛頓等人都在2000年以上。可以認為，歷史上沒有哪個政治家像公元前4世紀的嬴渠梁和衞鞅那樣，在人類政治文明如此之早的階段（不是近代早期），在秦國這樣一個如此之大的國家裏（不是希臘城邦），進行了影響如此深遠、意義如此重大的“現代化”變法。

所以，無論哪一本嚴肅的世界政治史著作，都應該將他們列入第一章，並奉為第一先師。

第二，如果在更廣闊的文明衝突和融合的背景中看，秦國和商鞅變法還具有更深層的意義。而這一點實際上被很多人忽略了。

眾所周知，五千年中華文明，並非是在單一地理環境下生長出來的，自始至終貫穿着中原定居文明與草原遊牧文明兩種不同文明的衝突與融合。在很多時期，如南北朝、晚唐、五代、蒙元和滿清，實際上是草原遊牧文明壓倒了中原定居文明，北方征服者入主中原並變身為中華正朔。

但歷史見證，雖然每一次都是草原征服者在軍事上取得勝利，但在文化上又反被中原文明所征服，並逐漸消融到了“中華民族”這個大集體當中。之所以發生這個現象，追根溯源，並不是因為中原文化柔弱勝剛強，恰恰相反，正是因為戰國和秦漢幾百年為中原文明打下了一個強者文化的堅實基礎。

趙武靈王在“胡服騎射”大改革之後，完勝匈奴，“驅敵千里”。秦始皇時期的蒙恬、漢武帝時期的衞青霍去病，也取得過更大的反擊匈奴勝利。這些偉人和偉業，不僅在中華歷史上彪炳千秋，在世界歷史上也堪稱奇蹟。普遍來講，遊牧文明戰勝定居文明是鐵律，少有例外，無論是古埃及還是古印度，也無論是古希臘還是古羅馬，當北方遊牧文明進入強盛期並南下擴張時，沒有哪個定居文明能夠阻擋得住，結果註定都是被征服、被佔領，甚至被同化。

在這樣一個文明歷史的比較中再看商鞅和大秦，人們會認識到，實際上正是秦國，這個僻在雍州、長期雜處於戎狄之間的邊陲國家，天命註定是要完成“六合畢四海一”統一大業的。因為在戰國七雄中，它既承繼了定居文明的典章制度，又保持了草原文明的洪荒野性，既發揮了定居文明的生產力，又獲得了草原文明的軍事力，先天地具有混合文明的優勢。而商鞅的“農戰”國策不是別的，正是讓農業定居文明擁有一流戰爭能力、將定居文明的生產力與軍事力整合在一起、使之能夠抵禦乃至勝過草原文明的不二路徑。

秦末大亂之後最終漢承秦制，經過漢武帝的文攻武略，到漢宣帝時，“匈奴稱藩，百蠻賓服，舟車所通，盡為臣妾”，大漠南北的蒙古高原和西域諸國全部臣服於漢朝，中華的國勢達至極盛。追溯下來，這可以看作是一個自秦國商鞅變法開始、歷時長達三個世紀之久的定居文明崛起之路。其間兩種文明衝突不斷，迭有攻防，互有勝敗，但最終是中原定居文明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可以説，在漢宣帝這個歷史巔峯上，“商君雖死，秦法猶存”一語的聲音，還仍在長城內外如雷鳴般迴盪。

如此來看，大秦是什麼？強秦是什麼？若僅僅把它看作是橫掃六國的一個強國，還是低估它了，而把它看作是定居文明與草原文明之間“文明衝突”歷史的優勝者，才能認識到它深層的文明史意義。這也意味着，大秦的精神和氣勢，不僅在中華歷史2500年中延續，同時也彰顯於世界歷史2500年。

我們今天繼承了什麼？

凡事盛極而衰，中原定居文明在漢宣帝時期達到的歷史高度，此後再也沒有達到過。西晉八王之亂之後，五胡亂華，草原文明取得了對於中原文明的壓倒性優勢，後者從此喪失了亞洲大陸軍事力中心的地位，被迫退守江淮，偏安南方。

南方不是北方，江淮不是關中，中原文明的中心大幅度南移，草原文明軍事優勢的長期確立，大大改變了中華文明的歷史走向和演變過程。西漢之後，中原對於草原的反擊，除了東晉“南朝第一帝”劉宋開國皇帝劉裕那一次北滅後秦，再也沒有了像樣的勝利，只有一次又一次的稱臣納貢和國難國恥。

從大秦虎狼之師的“糾糾老秦共赴國難”，到江南文人墨客的“遺民淚盡胡塵裏，南望王師又一年”，一千多年的時間，足以讓中華文明的品性大大改變。北宋與遼國的邊界在河北霸州雄州一帶，南宋與金國的邊界則退到了淮河一線，雖然還有華夷之辨、正逆之爭，但長城早已看不見了。

蒙元滅南宋，是草原文明達到的一個歷史巔峯，壓倒性的軍事勝利令中原文明萎縮為單純的生產基地和文化中心，被逼到了背水一戰的絕境。朱元璋的大明朝，是置之死地而後生的中原文明在蒙元野蠻征服下的一次野蠻復興，再次吸收了草原的野性，也再次收復了長城，但卻沒有更多的力量衝擊西漢的歷史巔峯了。

明成祖利用了北元的內部分裂，15年裏五次親征，北伐蒙古，儘管也曾刻石“翰海為鐔，天山為鍔”，迫使瓦剌和韃靼稱臣，但氣勢已難比秦漢。1421年，朱棣召户部尚書夏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比年師出無功，軍馬儲蓄十喪八九，災眚迭作，內外俱疲。”僅憑四部尚書合議反對北征這一事件，即可看出明朝北伐外強中乾的衰相。

此後，草原與中原繼續對峙，胡漢分治繼續上演。再過六百年，歷經滿清王朝和中華民國，直到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原文明與草原文明相互融合貫通的大格局，終於徹底固定了下來。自秦朝開始實行的郡縣制，已在新中國全部版圖上確立。而長城變成了內地景區，河套也不再是拉鋸戰場，歷史上的“五胡”、“西域”和“吐蕃”，都已順利融入巨大的“中華民族”，並共同建立了超大型的現代民族國家。

今人可以告慰大秦的是，秦朝極盛時期的遼闊版圖，都保持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之內。憑着那一次驚人的“黑色裂變”，偉大的秦漢國家，一直延續至今天，並傲然屹立於世界萬國之林。

感謝孫皓暉先生和中信大方，在最需要知道我們是誰、從哪裏來、到哪裏去的新時代轉折點上，讓今天的中國人手裏有這樣一部沉甸甸、意深深的鉅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