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紳士陳龍正_風聞

摘自馮賢亮《晚明的縣域社會與紳士家族》，《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1期

生於萬曆十三年的陳龍正（1585-1645），原名陳龍致，字發蛟（也作發交[1]），寄籍蘇州府吳江縣學，天啓元年（1621）以吳江學籍的身份在順天鄉試中舉後，改名龍正，字惕龍，號幾亭，歸復原籍嘉興府嘉善縣。[2]

陳龍正曾説，在十一、二歲時，他即性喜仙佛，時時言欲學長生術，或者就説想當和尚。時陳於王正在句容任上，聽聞這樣的事情自然很怒，然不加譴責，惟自恨道：“吾為人無德，居官多罪，致生此兒，可奈何？”又説：“兒為此言，不過避讀書耳！”這使龍正惶駭不敢復言。到十四歲時，他就學時藝，下筆頗殊，自喜不朽之業就在其中了。到二十六、七歲，才有志經濟，搜剔史籍，進行探索。[3]  

少時的陳龍正十分聰穎，深受袁黃賞識。袁黃曾對陳於王言：“公二子皆賢，然少者孝思最深，所至不可量。”[4]

陳氏兄弟的成就，與陳家的教育和袁黃、丁賓的影響，頗有關係。袁黃曾説：有子弟不能教誨，成何自修？被袁黃頌為“當世之偉人而理學之巨擘”的丁賓強調説，好人獨為不成，鬚子弟僮僕同心學好。袁、丁兩人的言説，對陳於王較有影響。陳龍正在其間也深受教育。[5]

在袁黃去世的萬曆三十四年，陳於王歿於福建按察使任上，根據朝廷的諭旨，官方評價其“品著清廉，心存忠正”，賜祭勒碑，在嘉善縣建祠。於王不僅是萬曆時期的“循卓名臣”，而且是陳家發展的砥柱。陳家餘下的祖蔭，對龍正的成長營造了良好的基礎。龍正在此後更為發憤，改除習氣，知有所戒。在努力舉業的過程中，“抱世外煙霞之趣”的吳志遠（曾任烏程縣學教諭、南京兵部郎等職）對龍正以後的政治生活頗有影響。三十七、八歲時，吳志遠與高攀龍同在京邸，與他們朝夕相晤後，龍正覺得向來自喜文章經濟之意，“均屬可恥”。這一點，主要得益於吳志遠的提醒。後來龍正拜無錫的高攀龍為師，“得復約身心之學”；又常與歸有光之子歸子慕（1563-1606）交往於吳志遠隱居的荻秋，為詩歌古文詞，已有超然出塵之意味。當然，龍正常常讀書於岳父丁鉉家（丁鉉是丁賓之弟丁寅的兒子，監生，曾任光祿寺署丞），與丁賓商略經史時，慨然有經綸天下之志。[6] 其為人之旨，以萬物一體為宗，講求“明善以自治，自治以治人，治人則必旁通乎古今事物之變”。[7] 在未進入仕途前，陳龍正就以匡濟天下為己任，仰法聖賢，躬行實踐。[8] 在高攀龍的門徒中，多特立獨見之士，龍正堪稱其中的“喬松孤鶴”，極其傑出。[9]

四十多歲時，龍正帶着侄兒陳皐再次到無錫高攀龍家，“有所聞而遵之，遂曉夜思之學之”。天啓元年龍正才中順天鄉試經魁，名列第三。天啓五年四月二十四日，龍正的同學、山毓的親家魏大中被抓，震動江南。魏大中是當時所謂“東林前六君子”之一。他還在嘉善做秀才的時候，龍正的親家錢士升稱這位好友已經“卓然以名教自任”。禍起時，嘉善士民號慟者據説有萬人之多，高攀龍則先後至吳江平望、無錫兩地迎候關押魏大中的囚車。陳龍正不避嫌疑，一直伴送魏大中到無錫，並拜訪高攀龍，“證學累日”。[10]   

崇禎改元后，天下想望太平。[11] 崇禎七年（1634），已經50歲的陳龍正考中進士[12]，因處三甲之末，按例不能馬上為官，就在守部三年的見習期內，告假返嘉善，對家鄉利弊諸事，都是慨然而論。[13] 龍正認為：“居是鄉，則籌是鄉之利弊。留心於近而不能通天下者有矣，未有忽近而明遠者也。”[14]  

崇禎十年二月，龍正被選為中書舍人。[17] 到崇禎十三年，陳龍正奉命冊封輝府，又因假歸鄉。十五年回到北京。[18] 由於李自成等人為首的農民軍對王朝的打擊越來越大，龍正在十五年的上疏中特別指出：“勦寇不在兵多，期於簡練殲渠”，不能專靠勇猛，而要多藉善謀，多行招撫之道。對此他作了詳細的解釋：賊初淫殺小民，苦賊而望兵，兵既無力，民反畏兵而從賊；如果到民之望賊的地步，那麼國家就不可收拾了。[19] 在這樣一個人心緊張的時代，可以魏學濂送曹勳的詩句“今之從政慎當官”，來表達士人對於政局的態度。[20] 

崇禎十六年十月，聽聞李自成軍攻破潼關，龍正即為詞《衣帶間》，表達了他對國事的憂慮。[21] 然而，龍正的行為卻遭到了給事中黃雲師的彈劾，認為他“學非而博，言偽而辯”。當時還準備討論讓龍正入吏部為官，御史黃澍表示反對，“以偽學詆之”。崇禎十七年正月，龍正被調任南京國子監丞。三月份，龍正回到了家鄉嘉善，上奏提出致仕。到五月初一日，龍正正式獲知京師陷落的確信，“驚慟屢絕”，痛悼崇禎朝是“有君無臣，死黨誤國”，由此染病不起。七月份在南京建都的是福王政權，史稱弘光朝。龍正雖已閒居家鄉嘉善縣，仍被授官為禮部祠祭員外郎，但他三次乞休未被允准，也沒有前去就職。[22] 李清（1602-1683）記載説龍正當時還賦詩道“京華歌舞新南極，野哭汎瀾舊帝星”，時人皆服其高，或許他與給事中姜應甲、御史李模一樣，是看到時事日非而絕意仕途了。[23]

就在崇禎十七年北京陷落後，陳龍正仍在強調孝順父母、毋作非為的祖訓，置於同善會的日常活動工作中，告誡地方百姓“自家性命還須自家保守”。[24] 可惜的是，正如禮部侍郎吳太沖所論的，龍正以“有體有用之學”，卻“遭極難挽回之時”[25]，可謂生不逢時。

 順治二年（1645）六月，南京被清軍攻陷。清兵南下，剃髮令已經推行，陳龍正隱身胥五區的先祠[26]，藥粒俱廢，絕食達七日之久[27]，臨終前還雲“死如念翁（劉宗周），倒也乾淨”。[28]

     陳龍正的殉國，符合忠臣孝子的精神主流[29]，在清兵佔據嘉善前，他保持了對大明朝最後的忠愛。後人對其評價甚高，李清稱道説“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陳龍正“就義從容……明道踵王文成，而得正偶高忠憲”，“死生之理”堪稱備矣。[30] 

     後來地方上將龍正奉入魏塘書院中的六賢祠，與著名鄉宦丁賓、袁黃、魏大中、錢士升、曹勳並列，每年春、秋兩季由官方組織祭祀活動。[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