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治十八年_風聞

摘自馮賢亮著《清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順治十八年

王朝變革給中國的地方社會與民眾生活，顯然帶來了極大的影響。但如果從大的政治、制度變化來説，又顯得平淡無奇，依然延續着中國幾千年來朝代興亡的陳舊故事。

順治朝很短，從1644年開始到1661年結束，不過18年的光景。但這短短18年，卻開啓了清代二百多年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制度，樹立了不少典範。

有學者曾認為，明朝的亡國，“三餉”也是一大原因。所以清人推出了“養民之道”，主要在於“省刑罰，薄税斂”，將明朝的“弊政”，特別是加派遼餉、剿餉、練餉等，盡行廢止。依照原來“會計錄”的標準收税，並且在很多地方下令蠲免逋負錢糧。這是清朝政府較為寬鬆的一面，意在安撫民心。但是，順治十八年出現的江南奏銷案，卻又展示了其實施嚴緊政治統治的另一面。

這一鬆一緊的政治策略，在清初十分明顯。降臣、原明朝刑部侍郎金之俊曾有十條“十從十不從”的綱領性建議，堪為代表。基本內容是：“男從女不從，生從死不從，陽從陰不從，官從隸不從，老從少不從，儒從而釋道不從，娼從而優令不從，仕宦從而婚姻不從，國號從而官號不從，役税從而言語文字不從。”

金之俊在順治元年（1644），以兵部侍郎的身份，要求清政府下令各平定之區，招撫“土寇”；有率眾歸順的，地方州縣可以編置牌甲。他的這些建議，全被採納。

金在清初成為了重要的閣臣。這位大學士身故後，得以榮耀地歸葬故鄉吳江縣。

清初伊始，就在漢族士大夫的籠絡和駕馭上獲得了成功，為其治國方略的有效實族奠定了很好的基礎。這是十分值得稱道的事。後來清廷又詔舉博學鴻儒科，請明朝的遺老遺少們編修《明史》，逐漸使士大夫們凝聚在清政府的統治軌道上，為清朝的穩固和發展而努力。

范文程的貢獻似乎更大。范文程的曾祖在明代做過兵部尚書，世居瀋陽。文程少時即好讀書，穎敏沉毅。天命三年（1618），努爾哈赤佔據撫順後，文程與兄長一起去拜見他，受到努爾哈赤的賞識。努爾哈赤和他的部將們説：“此名臣後也，善遇之！”此後，一直跟隨努爾哈赤南征北戰。皇太極時，仍是陪侍左右的重要謀士。文程負責的工作，都是最機密的事。每次商議政事，皇太極一定會問一下：“範章京知否？”如覺得臣下策議中有不妥當的地方，又説：“何不與範章京議之？”當大家説是與文程共商後才決定的，皇太極才會表示同意執行。[1]

在清朝的統一戰爭中，范文程不斷建議説：“好生者天之徳也。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自古未有嗜殺而得天下者。”國家要統一，必須安撫百姓，所以又申嚴紀律，“妄殺者有罪”。進入北京後，他建議用厚禮安葬崇禎帝。當時皇宮中一片灰燼，他又收集各種籍冊文書等物，事無鉅細，都會參與決策性的討論。他特別指出，一定要革除明朝弊政。《欽定八旗通志》卷一百八十九記載道：

明季賦額屢增，籍皆毀於寇，惟萬曆時故籍存。或欲於直省求新冊，文程不可。曰：“即此為額，猶恐病民，豈可更求哉？”自是天下田賦悉照萬曆年間則例徵收，除天啓、崇禎時諸加派，民獲蘇息。

順治二年十月，江南已經平定，范文程又上疏指出：“治天下在得民心，士為秀民，士心得則民心得矣。宜廣其途以搜之。請於丙戌會試後，八月再行鄉試；丁亥二月再行會試。”他的策議，全部得到批准實行。範本人還充當了順治三年、四年兩屆會試的主考官。

就在順治三年參加會議中進士的宛平人張國憲，後任給事中一職，上疏説：“前朝廠衞之弊，如虎如狼，如鬼如蜮。今易錦衣為鑾儀，此輩無能逞其故智。乃臣聞有緝事員役，在內院門首訪察賜畫。賜畫特典，內院重地，安所用其訪察？城狐社鼠，小試其端，臣竊謂宜大為之防也。”張的上疏也得到了批准，從此廠衞特務之禍始息。此事還被寫入了《清史稿》，説明後世對張國憲為更定清初制度上努力的肯定。

順治帝性聰慧，善於繪畫，侍從之臣往往以得到他的賞賜為榮。順治的形像，據説有士大夫之風，並且以賜畫結交名人墨客為常，又可以説是儒雅。於是也有人指出，順治一朝的政績實際與順治帝本人無關，相反，清朝開國諸親王中明智者，都能信用漢族官僚，所謂“以漢制漢”，説明清朝之有天下，並非偶然。也因為順治的怠政，造成了諸親王、權貴的跋扈。

到順治七年（1651）十二月，攝政的和碩睿親王多爾袞死於喀喇城，年僅39歲。據説，他是死於好色，生前廣搜八旗美女、蒙古有夫之婦，還讓朝鮮方面選送女子給他，對於順治，可能覺得只是個小孩子，並未放在眼裏，皇位也是讓給順治的，順治叫他“皇父”，因為太后孝莊下嫁給了他。

至此時，順治終於可以追論多爾袞之罪，削其尊號，籍其家產，下詔説：“國家政務，悉以奏聞。朕年尚幼，闇於賢否，尚書缺員，其會推賢能以進。”顯然，他對以往朝廷政治的認識一直是清醒的，只是懾於多袞而未能顯露一二。

次年，幽禁了陰謀作亂的和碩英親王阿濟格，其他黨羽論罪不等。開始親政的順治，在御殿上接受百官朝賀，下詔大赦天下，説：“朕躬親大政，總理萬幾。天地祖宗，付託甚重。海內臣庶，望治甚殷。自惟涼德，夙夜祗懼。天下至大，政務至繁，非朕躬所能獨理。凡我諸王貝勒及文武羣臣，其各殫忠盡職，潔己愛人，利弊悉以上聞，德意期於下究。百姓亦宜鹹體朕心，務本樂業，共享泰寧之慶。”順治希望上下一心，共同治理天下，使百姓也能共享昇平之樂。這是順治的理想和抱負。這一年，他才十四歲。

順治的治政頗有開明之處，比如，痛懲明末宦官專權的教訓，設立內十三衙門鐵碑，嚴禁中官干政；信用洪承疇等漢族大臣，不拘滿漢之嫌和明末黨爭門户之見，“從逆”（投大順政權）的陳名夏、“閹黨”（魏忠賢餘黨）馮銓均受提拔重用。順治十年，他又下詔説：“言官不得捃摭細務，朕一日萬幾，豈無未合天意、未順人心之事。諸臣其直言無隱。當者必旌，戇者不罪。”鼓勵臣下上書言事，對歷史上一些著名帝王的治政得失也注意借鑑。他曾歷史上的漢高祖、漢文帝、東漢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孰優孰劣，秘書院大學士回答説唐太宗最好，他很不以為然，説：“明太祖立法可垂永久，歷代之君皆不及也。”他也很清楚，邊疆地區尚未完全平定，需要有一個較長的時間來完成。這樣的統一大業，對於年輕的順治而言，實在太沉重了。順治九年，五世達賴親赴北京朝見順治帝。清廷賜其金冊金印，並敕封“達賴喇嘛”的封號。這是順治朝加強邊疆控制較為值得稱賞之舉。

清政權入關後的十八年，基本上都屬清王朝的開創階段，平定中原，西征南伐，國基初定。正因如此，長期戰亂後的中國還很不穩固，社會生產遭到了嚴重破壞，人民生活並不十分安定。為了鞏固封建統治，順治朝採取了一些加強中央集權、穩固地方統治以及恢復和發展生產的措施。

中央政權組織方，名義上最高的中央行政機關是內閣，設有滿漢大學士、協辦大學士及學士，但實際權力不大。真正的權力中樞，是議議政王大臣會議，其成員都由滿族貴族組成，又稱“國議”。它的存在不僅與皇權相牴觸，而且也影響了到漢族上層的支持。這種局面的改變，要晚到康熙時期，那時增設設南書房，起到了削弱議政王大臣會議權力的作用。此後，雍正七年（1729年）設的軍機房，到雍正十年軍機處正式成立，與順治朝的權力結構有着一定的內在聯繫。軍機處後來完全取代了議政王大臣會議，而且機構精簡，行政效率頗高。

與明朝相同的是，中央還有吏、户、禮、兵、刑、工六部，長官都滿、漢各一人。理藩院是專門管理邊疆民族地區事務的機構，其編制與六部相同，但官員全由滿、蒙人擔任。此外，還有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國子監等機構。

在地方上，行政機構大致分為省、道、府（直隸州）、縣四級。其中省級長官為總督和巡撫，號稱“封疆大吏”。比較特殊的是，在東北三省、蒙古、新疆、青海和西藏等地，設有特別行政區，加以行政管理。具體而言，在東北地區，清朝先後設置盛京內大臣、奉天將軍、寧古塔昂邦章京、寧古塔將軍及黑龍江將軍等，對這一廣大地區進行管理。在蒙古地區實行盟、旗制度，烏里雅蘇台（今蒙古國烏里雅蘇台）、庫倫（今蒙古國烏蘭巴托）及西寧（今屬青海）等地設有將軍、參贊大臣等官員，以特派大員的身份，掌管本地區的軍政大權。至於蒙古的重要事務，主要由中央理藩院具體掌管。在西藏，設有駐藏大臣，與達賴、班禪具有同等的權力和地位，共同管理當地事務。而在西南各省少數民族區，清初也沿襲了明代的土司制度，直到雍正朝以後“改土歸流”工作的完成才得到改變。

軍事上，清朝的軍隊主要分為八旗和綠營二種。八旗分為滿洲、蒙古和漢軍八旗。八旗軍又分為守衞京師的“禁衞兵”和駐防全國各地的“駐防兵”。綠營兵則包括了馬兵、步兵和水師等兵種，主要任務是在鎮守地方。

法制建設方面，清朝編修的《大清律》，內容基本承襲了《大明律》，但在司法操作中，清朝常常具有重例輕律的特點。當然，有關皇帝的諭旨、內外條奏，也都可以定為條例，讓全國遵守。

至於在文化意識形態的管治方面，順治朝可算仁和。不過，順治四、五年間發生的“剩上人私史”案，一般認為是清代的第一起筆禍，卻開了清代文字大獄之始。

順治朝最多隻有18年。

在中國的南方，這18年裏，一直演繹着一段悲壯的歷史，使後世永遠難忘。

清朝定鼎中原後，仍分兵繼續消滅各地殘餘的農民軍，橫掃江南。順治二年（1645年）打下了南京，滅南明弘光政權，改南京為江南省。中央命大學士洪承疇總督軍務，招撫江南，經略西南；洪承疇為此十分操勞，幾乎雙目失明。

弘光政權滅亡以後，南方各地的抗清鬥爭，逐漸彙集於隆武、魯監國、紹武、永曆等南明政權的旗幟下。志在抗清復明的士大夫，各自擁戴不同的藩王。

在浙江，弘光政權滅亡的消息傳來後，原籍鄞縣的明末官僚錢肅樂，聯合號稱“六狂生”的寧波秀才董志寧、王家勤、毛聚奎、華夏、張夢錫等人，在寧波舉起反清大旗；原明定海總兵王之仁起兵響應。在這一事件的推動下，餘姚、東陽等地都出現了抗清義軍。餘姚山中的一支義軍，是由著名學者黃宗羲組織的。浙江地方義軍和原弘光朝廷的官僚，將流落在台州的魯王朱以海迎到紹興，以監國的名義建立政權。在魯監國的旗號下，義軍控制了福建的長樂、永福、興化、海口、福安等地。清兵南下浙、閩，魯監國的軍隊接戰不利，經營的地盤相繼失去。大臣張煌言、武將張名振等奉朱以海佔據舟山。順治六年，清軍攻下舟山。朱以海沿着金門、天台一帶逃亡。順治八年，張煌言勸説朱以海去魯監國名號，接受永曆政權的轄制。

清順治二年閏六月，差不多與魯監國建立的同時，原弘光朝廷委任的鎮江總兵鄭鴻逵、南安伯鄭芝龍、禮部尚書黃道周、福建巡撫張肯堂等人，迎奉唐王朱聿鍵在福州稱帝，改福建為福京，福州為天興府，建元隆武，由鄭氏兄弟主持軍事，黃道周為首輔，張肯堂為左都御史，政權粗具規模。隆武政權得到了福建以外各地義軍的擁護。明湖廣巡撫何騰蛟招撫了李自成的部將李過、郝搖旗、袁宗第、王進才等以及左良玉的舊部，號稱荊、襄十三家軍，也投到隆武的旗幟下。朱聿鍵被推上皇帝寶座後，對鄰近的魯王政權一直有所猜忌，對明末農民軍的餘部也不是很信任。因此，各派抗清力量根本無法真正聯合起來，朱聿鍵的主要依靠是鄭芝龍的軍事力量。鄭芝龍本是福建沿海一帶的海盜頭目，後來接受明朝的招安。他雖然擁立朱聿鍵，對反清復明其實並不熱心。降清的明朝大臣洪承疇又和他是同鄉，二人私人早有秘密往來。

黃道周出師北伐，是隆武政權下最壯烈的一幕。黃道周的弟子大多散佈江西，他就請求去江西募兵。朱聿鍵要鄭芝龍資助糧餉，鄭一文錢都不給。黃道周無奈，憑着朱聿鍵發給的密札，招來門下約百人，但聞風而至的羣眾有數千人，大家沒有武器，就用農具、木棍裝備起來，號稱“扁擔兵”。黃道周的夫人還組織了“夫人軍”作為後援。他們北伐至廣信府後，準備攻打徽州，結果大敗，黃道周被清兵俘獲，不屈而死。在他穿的袍子上，還有用血寫的“大明孤臣黃道周”七個大字。鄭芝龍後來以征剿海寇為名，自己回到南安老巢，完全不顧朱聿鍵的安危。不久，這位隆武帝在福建汀州被俘，後死於福州。

鄭芝龍降清後，清廷沒有對他封王，也沒有任命他為閩粵總督，而是把他送到北京，做了“寓公”，後因其子鄭成功不肯投降，就把他處死了。

隆武政權的大學士蘇觀生在朱聿鍵死後，到廣州擁立朱聿鍵的弟弟朱聿金****粵稱帝，建元紹武。紹武政權根本沒有來得及和清軍交手，李成棟率領的清兵就打進了廣州城。這個政權只存在了四十天。

隆武政權滅亡後，原弘光朝廷的兩廣總督丁魁楚、廣西巡撫瞿式耜等，在廣東肇慶擁立桂王府永明王朱由榔，建立了永曆政權。這個政權地盤不小，佔有兩廣、湖廣、雲南、貴州、四川、江西等地，但核心在廣西，由瞿式耜鎮守桂林，形勢一度比較穩定。

永曆政權是南明政權中歷時最長的一個政權。大順軍餘部在內的荊、襄十三家軍，以及張獻忠的部將李定國、孫可望等，先後歸附永曆政權，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南明政權和明末農民軍的聯合抗清。在明末官僚中，何騰蛟、瞿式耜都是比較開明務實的人物。但永曆政權下的官兵派系重重，矛盾也深，根本無法真正團結在一起。郝搖旗就因受不了官軍的歧視，與劉體純等人仍然屯兵在荊襄地區，後來發展為夔東十三家軍，永曆政權也管了，從而削弱了抗清的力量。

但是，在順治四年，情況有了一點改變。在廣東的清軍大將李成棟和在江西的大將金聲桓等，分別在廣州和南昌打出了反清的旗號，表示依附永曆政權。李成棟還派人接朱由榔回到肇慶，並與金聲桓一起策劃奪取贛州，打開廣東北上江西的通路。這一變化，使永曆政權得到了極好的發展機會。不久，何騰蛟的部將收復了全州，瞿式耜的部將圍攻永州，李過、高一功攻打長沙，北上漢水。可惜的是，李成棟與金聲桓二部未能實現協同作戰的計劃，也沒能與永曆政權的其他力量有效聯合，只維持了一年時間，他們都被清軍逐一擊敗。

順治六年初，湖廣地區以荊襄十三家軍為首的抗清武裝因內部矛盾，致使首將何騰蛟被清兵俘殺，抗清力量被瓦解。順治七年底，清兵大舉攻入廣西，瞿式耜、張同敞（總督，張居正的後人）都被捕殺，桂林喪失，永曆政權在廣西無立足之地。朱由榔只好依附孫可望、李定國，輾轉至貴州、雲南等地。孫、李二人卻為了爭奪權位，矛盾激化。順治十二年，李定國奉朱由榔至昆明。孫可望則由貴州進攻雲南，被李定國打敗後投降。順治十五年，清軍分三路進攻雲南，永曆政權由昆明退到永昌（今保山），由永昌退到騰越（今騰衝），再由騰越逃入緬甸。李定國沿怒江一線設了三道埋伏，都被吳三桂攻破，但是也遏制了清兵窮追猛打的勢頭。後來到康熙元年（1662），緬甸當局把朱由榔移交給清政府，吳三桂用弓弦將他絞死，一説是被逼死的。李定國得知這一消息，也悲憤而死，堅持了差不多十五年的永曆政權，由此滅亡。南明的歷史宣告終結。

在順治朝的前八年，順治本人基本無所作為，全靠多爾袞等的操持。但此後的十年，軍事上的進展，主要依靠洪承疇與降將吳三桂、尚可喜、耿繼茂等滿漢聯軍，鎮壓抗清武裝力量，使南明最終滅亡。政治上，依靠的是滿漢文臣的輔佐，使清朝的開國形勢，逐步走上正軌，為以後康乾盛世的到來，奠定了一些重要基礎。

順治八年，十四歲的順治結了婚，娶了一個蒙古女子，可能不大滿意，過了三年就廢了。十九歲時，他又熱戀弟媳婦襄親王妃，痴心多情，使他弟弟羞憤而死，順治乘勢將弟媳婦納入宮中，封為賢妃。據説，這就是著名的董鄂妃，是建州董鄂部人，當時她才十八歲，入宮才一月，被晉封為皇貴妃，次年產下一子，封為崇親王，順治希望立為皇太子，不料夭折了。到十七年八月，董妃也死了，順治更是傷心，幾欲自殺，還剃了頭髮，説是要出家當和尚，被太后阻止。

第二年，他在宮中的養心殿死了，時年二十四歲。關於順治的死因，歷來不太明確。

《清實錄》中這樣記錄道：順治十八年正月壬子（初二日），“上不豫”，很快病情加重；初六日夜，“上崩於養心殿”，接着遺詔迅速頒示天下。從順治生病到死亡極短的時間內，中央的活動都是在消災祈福，還派人傳喻“京城內除十惡死罪外，其餘死罪及各項罪犯悉行釋放”。[2]

據考證，他是死於痘疫。也有人考證説，他的確是到五台山出家了。他的遺詔是孝莊太后主持擬的，順治在遺詔中的自責其實是孝莊對其不滿的表達。後一説法沒有什麼確證，不太可信。不過，順治與一些和尚往來後，喜好佛法，頗悟禪機，向佛之心可能也是有的。據説，寧波天童寺的一位長老就講過，順治曾自言其前身是和尚，禮佛之情甚殷。

順治臨死之前的遺詔，是對自己一生的評價，羅列了十四條罪過，堪稱“罪己詔”。順治生前曾多次召見德國傳教士湯若望，天主教徒的感恩思想、反思自律的行為，對順治恐怕也有一定的影響。這份遺詔，還經過御前大臣的三次修改。在遺詔中，首先，順治自謙從親政以來，“紀綱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謨烈，因循悠忽，苟且目前”；皇太后慈育的隆恩，也無法回報，反而讓太后哀痛，“是朕之罪”；接着，在詔書中一一羅列自己的“罪過”，包括不能很好的使用人才，財政問題不能很好地解決，生活上糜費甚多，與廷臣接見也比較稀疏，好虛文之舉，不能省改，等等。最後，他在詔書中要求：“命內大臣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為輔臣”，忠心輔保幼主玄燁。

不過，《清史稿》卷五《世祖本紀二》結尾，對順治一生有很高的評價：“順治之初，睿王攝政。入關定鼎，奄宅區夏。然兵事方殷，休養生息，未遑及之也。迨帝親總萬幾，勤政愛民，孜孜求治。清賦役以革橫徵，定律令以滌冤濫。蠲租貸賦，史不絕書。踐阼十有八年，登水火之民於衽席。雖景命不融，而丕基已鞏。至於彌留之際，省躬自責，佈告臣民。禹、湯罪己，不啻過之。”

順治的寬仁愛民，勤政理國，可與禹、湯聖賢相比。這是後來人對順治的認識，也是對這個年青君王不幸人生的一種體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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