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岐曾的地下抗清日記_風聞

摘自馮賢亮著《明清江南的州縣行政與地方社會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弘光政權結束以後，南方各地的抗清鬥爭，逐漸匯聚於隆武、魯監國、紹武、永曆等南明政權的旗幟下，既是明朝的延續，又是清初歷史的一個組成部分。志在抗清復明的文人士大夫們，各自擁戴這些不同的政權。[1] 他們滿懷希望，“願提一劍蕩中原，再造皇明如後漢”。[2] 很多人在起事時，以明室帝王為效忠的正統，構建起他們的精神依託。陳子龍在松江地方起兵抗清時，曾懸掛明太祖像，當眾宣誓，以此示明身為明臣；侯岐曾參加嘉定的地下抗清活動時，在丁亥（1647）元旦，也仿設明太祖像於“甲乙軒”。由此表明，這種情況在明遺民中是相當普遍的。[3]

如果從1645年五月清兵下江南計起，至1647年五月侯岐曾、陳子龍等人殉難，不過兩年光景，於抗清歷史的書寫中，往往被着以重墨，但真正能呈現那些在江南隱居，並仍堅持抗清活動的志士們的日常生活，除了岐曾遺下的日記，罕有可舉的資料。

岐曾以頗為謹慎的態度，在日記中描畫了侯氏一家的生活日常、江南地方社會各種變化的情況、與浙東魯王等抗清政權的聯繫以及全國抗清消息的聽聞感受等內容。到了1646年的除夕這一天早上，岐曾從惡夢中驚醒，覺得“大事當不遠”，家族的危難也許會隨時降臨，決定從1647年開始，日記“務略之又略”。[4] 但是，這對追索彼時抗清志士的生活史而言，仍是那樣的彌足珍貴。

岐曾十分注意官府對於侯家的態度。在1646年四月初七給兒子玄汸的一封信中，岐曾提醒他：“伯母傳語羊玄，要防拿船，似尚須一兩日消停”；又説“濰［維］亭未必真搶，而居民逃竄則有之”，聽説抗清的“白腰黨”“佈滿太湖、沙湖間，濰亭一帶石岸俱已抉開”，他認為這些多屬“流聞”，不必太在意。至於崑山縣城的戒嚴，他覺得是可信的。[5] 過了幾天，岐曾比較概括地記下了上海等地抗清人士活動的一些情況。[6] 五月間，陸翼王來與他會面，説起新涇一帶清兵“淫掠至慘”，“城中十室尚九閉”。這些都讓他感到緊張。[7]

而岐曾聽聞各地抗清的消息後，時常是喜憂參半，但多數歸於絕望，他自己也認為，在日記中的這些記錄，如所聞的“閩浙義師齊奮，隆武恩詔初頒”等，是“遙遙未可為據”的。[8]

1646年三月二十七日，岐曾記道：“得和從郡回，一飯而去。得大鴻［顧大鴻］札，為言龍種面授語，閩浙似合似分。隆武詔書，我今日始得見之。（自聞浙師大捷，旋聞杭州被圍，大約道路流言日日有之，略記之，以需後驗）”[9] 二十九日，給女婿顧大鴻的信中説：“南州事，為母者，道基初定，一手劈開；為子者，家業世承，終身孝養：此相成不相礙之局也。……我屢欲通問南州師，而前此皆寄子侄筆端，茲正不欲為凡此情形。啍啍絮絮，煩足下夫婦即將吾此字密商之可也。”[10]

到四月初三，又給顧大鴻的信：“自相訂後，即几几望足下夫婦束裝東下矣。忽得尊公言旋之報，不意亂離悲痛之餘有此一場狂喜。”[11] 這個“尊公”就是顧鹹正。當天，岐曾就給鹹正（弦齋）寫了一封密信，其間談及其對於當時形勢與時局的看法：[12]

茲特先馳一介叩首，百凡情話，都未暇及，惟欲一詢西北情形。齊豫秦晉間，何處有反正之機？或口授大鴻，詳悉見報，尤妙也。……至弟生趣已盡，止為侍母全孤，留此殘生。能使殘生早捐，則種種滔天之禍，不復可支矣。説到此，尚能作意表行事否乎？惟有憤悶欲絕。自今已後，親翁時時錫我南車，死生禍福，俱不至倀倀靡靡矣。晤對之期，更容專訂。

岐曾與浙江地方南明抗清人士的溝通，向來十分謹慎。有時他也時常囑咐相關同志，要保持高度警惕，以免引來殺身之禍。

五月二十九日，他給顧鹹正的信中這樣説道：“下邑變事雖繁，而初旬之約再忍不過。昨乃特奏八行，豈意復中道返也。從此音書阻達，一等之大事之不可期，庶可解煩化躁。……弟以為今日傳某忠臣予恤，明日傳某名士拜官，此至危至危之事，將來無數殺機盡在此中。以故陳情一疏，弟每凜凜持之。至如家兄之事，所云日光月華、雷轟電烈，非待口説而後彰，亦不爭遲速於旦晚也。鄙夫所見，向來如此，然正未敢執臆斷以誤當機。況親翁所云無誤，是真實無誤者，以故遺孤斗膽相托，直欲一介專馳中道人許，其書疏未敢遽緘，悉呈台覽。”這天，由兒子玄汸代寫疏稿，薄暮始完。他在日記中載道：“予作三札，並前諸札未達者一一託之弦齋。侄止寄中道人一札，同疏往。城中事傳説紛紛，金科至，知駢戮數人，令已下獄，尚需核實。燈下，同汸絮囑陶蟬，來朝勿複相關矣。小昆信至，知存古［夏完淳］大有來意，因錢瀨廣之變，故遲之。”[13]

六月十七日，岐曾接到顧鹹正的長信，大概有幾千字。他覺得復明活動頗可期待：“大都策中興之必可期，目前舉動，力勸吾輩勿過於畏慎，蓋謂予前札申申指點危形故也。大鴻為父陳情，即日泛海，一言告別，可雲壯遊。兩日聞錢塘□□，大殲於蕭山之伏機。昆來者言之亦鑿鑿，豈天人遂爾湊泊耶？”[14] 第二天早上，岐曾聽説夏完淳兄弟已於昨天傍晚抵達槎樓，即派人送信問候，覺得抗清武裝友人所云“□□實未渡江，勝負兩皆説夢”，實在匪夷所思。[15] 當然，岐曾給夏完淳寫有一信，主要是提醒完淳等人，在槎樓隱居時，行動一定要慎密。[16] 同日，岐曾給顧鹹正寫了一封長信道：[17]

當此雕肝腐腸之時，忽投以益智定膽之劑，能不蘇蘇起立乎？……弟今日所處與兄不同，兄雖出萬死一生之餘，而此身既全，自當理前事以啓後圖。弟則覆巢遺卵，除卻奉母全孤而外，誓不敢萌它妄想。而又親見彼法之加刃於我，一步緊一步。……忠義諸家，不雲暗結白腰，則雲顯通閩海。而忠義諸家，舉事如戲，實亦有可躡尋，則其一舉手間，何異於掃塵爍凍哉！至如目前誅求家業，雖未即及性命，而身危者苦趣自知，亦安得更有閒心剩力以及其它。是則弟與兄所處實實不同，所以知有幹惕，不知有寬泰，直由情地無可奈何耳。……而今日讀□新皇詔書，不覺眉掀肉舞，以為理數值其至窮，惟當以氣焰相取，吾從此不敢復執所懷來矣……刻刻防擒家屬，一出門即防及藐諸。

而給女婿顧大鴻的密信中，岐曾對抗清消息的不確，顯得十分焦慮：“錢塘之事，或雲渡江小敗，退保杭州，或雲其實未渡，或雲悉眾而渡”，都是“杳無回報”。他需要等待其它消息來證實。[18] 後來給顧鹹正的信中，還在詢問“錢塘已有確耗否？長興白龍魚服，不終困於豫且否？此成敗大關也。雁門一網，不至株連否？”岐曾希望鹹正早予確示。[19] 

對於太湖地區義士們的抗清活動、浙東南明政權的北上舉動以及全國其他地方的抗清消息，岐曾在日記中經常予以關注。但是，畢竟大勢已去，那些頻繁的抗清活動又力量有限，太湖義兵已是“勢漸孤蹙”[20]，浙東地方的抗清時常受挫，與傳言中的抗清捷報還是有出入的。[21] 這種焦慮中帶着的些許期盼，正如歸莊詩中所言“安得中興真主應時出，救民水火中”。[22] 七月下旬，岐曾收到顧鹹正家傳來的信息，道是從江北來的人“親見何督師（騰蛟）破泗州，瑞昌王破太平府”，而且還聽説“宛陵、淮南間義兵日新月盛”，正當令人振奮不已時，岐曾從夏平南那裏得知“金華已被屠，浙東不復可為”，“不覺慘沮欲絕”。[23] 至於被清兵擒獲的明室舊臣的情況，也多與傳聞不合，真假難辨，讓岐曾“為之悶悶”[24] 有人從城裏來，向岐曾言及嘉定各地發生的不少變亂，南翔鎮居民十分緊張，“終宵戒備”。而清兵所過之地，對鄉村仍多有騷擾，南翔、大場等鎮，“傳聞打糧所必不免”。岐曾在日記中説：“予飄搖轉徙，蹔寄此中，萬非獲已，慨然識之。”[25] 到七月底，岐曾一方面希望他聽到的好消息都是確實的，另一方面也希望官府的催科能夠寬緩。可是南京方面並無任何異常警報，而準備參加科考的舉子們正絡繹前往。岐曾感到有些絕望，那些傳聞浮言無定準，而處亂之情境令人可悲。[26]

岐曾所云的處亂之情境究竟若何？在十月間給顧鹹正的一封信中，岐曾有這樣一段話：“當此之時，一二懿親契友，惟以廢絕往來為真往來，此乙酉七月四日以後自盟然也。比來尚有以太平物色施及寒廬者，弟幾欲揮刀相向，寧可做一場人命耳。至今年六月，復遭先嫂恭人之變，弟保孤之責愈重矣，而誅求之累亦愈慘。至八月以後，弟積病乃大發，兩日一瘧，冰崖炎井，變換不知凡幾。至此縱未能忘情往來，亦窮於時勢之不可奈何矣。”[27] 這當然是侯家情境最為真實的告白。

此後岐曾不斷收到的抗清消息，越來越令人不安，福建失守，隆武帝已避入江西；四川抗清的張獻忠也失敗了。[28] 至於北京已然“恢復”的傳説，岐曾更不敢信以為真。[29] 後來他又説：“此間久聞燕京已失，今竟屬荒唐。”[30] 岐曾覺得：“大事既不可期，身家水火，日甚一日。”[31] 感到危難時刻都有可能降臨。

[1] 可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