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產三部曲之二：房地產是面照妖鏡_風聞

中國改革開放數十年，成就了現今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已經是一個既定事實，房地產所存在的問題也並不能動搖這個已經成為客觀事實的基本盤。

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就是，日本即便是在出口經濟末期遭遇了巨大的經濟泡沫問題，但其依然由此一躍而成為了世界上少數的發達國家之一。

那麼中國的房地產為什麼又會呈現出如此僵持的局面？

因為經濟永遠只是政治的一部分，房地產作為中國過去數十年當中經濟發展的一個縮影，其實就是一面照妖鏡，通過房地產這面照妖鏡，過往十數年的經濟發展大潮之中，政府官員、權力掮客、民間資本等形形色色的存在，其實都能由此看得一清二楚。在過去幾年之中，中國政府大力推動的反腐工作，整個房地產行業無疑給予了紀檢方面大量的支持與幫助。

即便是在這個過程之中沒有產生利益糾葛，通過對政府官員在房地產所涉及各種事件的處理方式與拿捏手段的考究，也能對一個人的執政能力，有着一個準確的判斷，例如與房產基建所息息相關的拆遷問題，一直以來都是社會輿論所關注的熱點，同時也是考驗政府官員執政能力的試金石。

所以，房地產問題在過去幾年之中所呈現出的僵持狀態，只是因為對於政府而言，在房地產這個蓄水池裏鬧得歡的只會是王八。因此在過去幾年間，在政府着力於解決自身內部所存在問題的前提下，房地產的問題只要不存在擴大化，其實都是可以接受的。

    而且不同於政府當中所存在的問題，房地產的問題之中還涉及到大量的民間資本，在一定前提之下，政府並不希望用對待敵人的態度來對待這些力量，從而給房地產問題預留了一段時間，給予了雙方和平解決問題的空間。因為，從本質上出發，房地產背後資本力量的發展，離不開政府在過去十數年間利用貨幣刺激經濟發展的舉動，從這一點出發，政府也會盡量對這股資本力量負責。畢竟，我們如此不惜代價的發展這麼多年，最終的目的就是為了讓大多數中國人能過上一個更好的生活。

但是這個耐心，並不是無限的，習總書記在過去幾年執政過程中，其實一直都將重心放在黨政、軍政所存在的問題上，對於經濟面上的發言表態其實不多。而當他在會議上對房地產做出批示“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之時，其實就已經是在給中國房地產背後所牽扯的資本力量提出警告了，當今年四月份的“雄安新區”橫空出世，其實就已經是中央政府所發的最後通牒了。

“雄安新區”表面上只是以解決京津冀的城市擁堵為目標，但地位上卻被定義為中國的千年大計，便是因為，京津冀擁堵的本質上，其實就是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之中所形成的資源分配不均衡而所導致的。“雄安新區”的提出，就是要以解決京津冀地區的擁堵為切入口，進而探討如何解決中國現今所存在分配不均的問題。

從改革開放伊始，鄧小平同志就已經給整個中國的經濟發展大局定下了基調:“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把蛋糕做大，然後再通過分蛋糕的方式，讓先富帶動後富，形成共同富裕”。

中國一躍而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已經完成了將蛋糕做大的既定目標，現在所要做的就是繼續深化改革，做好分蛋糕的工作，解決分配問題，最後實現共同富裕，而“雄安新區”之所以被定義為中國的千年大計，就是因為他關係到中國能否順利解決現今所存在的分配問題，從而真正意義上實現共同富裕，完成民族復興的目標。這也是為什麼將“雄安”比之“深圳”的原因，兩者都是中國要實現全民小康這個目標過程當中開啓新篇章的一環。

所以，政府對於房價的態度，其實都已經包含在了“雄安新區”這個概念之上。

房價漲跌的問題，其實正凸顯了國人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由於資源分配不均而導致的貧富差距，雙發所處不同立場而產生的不同態度，一個房子所折射出的是社會之中的兩種人生。

這種問題同樣存在不同城市的發展過程當中，房價在地域上所呈現的千差萬別也是源於中央在全國資源分配上是有所側重的，北上廣的高速發展模式，離不開全國各地資源的優先使用權。將“雄安新區”規劃在京津冀地區，拿首都北京來開刀，其實就是為了彰顯中央深化改革，解決分配問題的決心，改變過去尖子生的發展模式。

而房價的問題，其實也是源於過去重點優先發展某些地區，從而形成了大量資本往少數幾個地區集中造成的資本擁堵現象，因此要從本質上解決房價的問題，其實就是要解決這種分配不均衡而所產生的資本擁堵現象，這也是“雄安新區”的意義所在。

在這裏，房地產作為一個熱點問題，其實更像是一箇中央為了考察地方官員黨性跟悟性的考題，反腐只能解決表面上的問題，真正的問題還是要能使得更多有能力同時又能保證黨性的官員能出現在中國的政治平台之上，從而在根本上改變中國的政治生態環境。

所以當廣州宣佈租購同權，成都開展住房租賃試點工作，北京推出共享產權，我倒是一點也不覺得驚訝，無論這些方案是否合理，最後的結果如何，最起碼作為地方幹部，通過對於房價問題的表態，把自己堅定深化改革的決心給喊出來了。

 轉自公眾號“蒙學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