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只關注上合“朋友圈”內的事，也要看清這些外部挑戰_風聞

上合組織峯會召開在即，關於此次峯會的分析有很多，其中大多聚焦在上合組織內部各成員國之間的關係。但國際局勢穩定對上合組織發展的重要性日益明顯，因此有必要對上合組織外部面臨的國際形勢，尤其是西方經濟體陷入新平庸/大停滯背景下所帶來的地緣政治動盪影響，進行分析。

上合組織周邊地區的地緣政治動盪顯而易見：

· 上合組織的西面，軍事衝突範圍從西非與北非，延伸至敍利亞和伊拉克。只不過西非與北非是小打小鬧（尼日利亞極端組織“博科聖地”肆意猖獗，索馬里極端組織“青年黨”與政府軍頻頻交火，淪為失敗國家的利比亞亂成一鍋粥等等），敍利亞和伊拉克則陷入全面戰爭。至於黑海西部和北部，2014年烏克蘭爆發政變及武裝衝突，高加索部分地區恐怖主義問題依然存在。

· 上合組織的南面，阿富汗戰爭仍在繼續。

· 上合組織的東面，美國繼續在南海和台灣問題上對中國進行挑釁，同時對朝鮮進行軍事威脅。

· 至於全球層面，美國對俄羅斯實施制裁，對日本、加拿大、墨西哥和歐盟等美國重要盟友產品徵收關税，其國內反華強硬派甚至主張對中國產品加徵關税。

鑑於周邊地區動盪，成員國覆蓋歐亞大陸絕大多數的土地，人口占全球總人口的40%以上的上合組織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圖/人民日報客户端

有觀點認為，就地緣政治形勢與全球經濟之間的關係而言，地緣政治風險對經濟增長構成威脅。本文將要説明的是實際情況恰恰相反：經濟增長放緩如西方經濟體深陷新平庸/大停滯，會造成地緣政治動盪。

這反過來會對上合組織成員國發展前景產生重要影響。如果地緣政治動盪是西方經濟體長期緩慢增長的結果，而非原因，那麼西方經濟體這種長期緩慢增長的模式，以及地緣政治動盪仍將繼續。因此，上合組織作為穩定的堡壘的重要性將進一步增加。

本文旨在説明，上合組織面臨的國際形勢是，雖然西方經濟體不會發生1929年式的災難性危機，但其陷入新平庸引發的地緣政治動盪將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

西方****陷入“大停滯”

大多數媒體在分析全球經濟形勢時，是用“大衰退”（Great Recession）這個詞描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的西方經濟形勢，以與1929年的“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形成對比。但“大蕭條”説法具有誤導性，因為根據其詞義，20世紀30年代經濟活動是陷入長期低迷，而2008年後的形勢則是衰退後迎來急劇復甦，“蕭條”和“衰退”這兩個用詞的對比代表了人們對兩次經濟危機後不同經濟走勢的看法。但正如下文所示，事實正好相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西方經濟體經濟緩慢增長持續的時間，長於1929年後。

鑑於此，如果覺得有必要在標題中加個“大”字，以突顯西方當前的經濟形勢，最好用“大停滯”或者“新平庸”來代替 。因為這些事實對於瞭解全球地緣政治形勢至關重要，下文將對此進行詳細分析。

1929-1940年與2007-2018年G7的GDP增長率比較

首先分析代表西方主要經濟體的七國集團(G7)整體經濟形勢。為便於大家對此有直觀的認識，圖1為大家呈現1929-1940年與2007-2018年G7的GDP增長率比較。有必要指出的是，1929-1940年與2007-2017年數據均為實際數據，2018年數據是引用IMF最新預測數據。

· 1929-1940年G7總體 GDP增長20.2%。應特別指出的是，1929年後G7經濟衰退比2007年後更嚴重，但復甦相對迅猛快速。也就是説，從某種意義上來説，20世紀30年代的危機稱為“大衰退”更合適。之所以使用“大蕭條”這個詞，是因為它適用於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形勢。但事實將證明，美國只是個非典型的個例，不能代表西方經濟體的（主要指G7）整體趨勢。

· 相比之下，2007-2018年G7的GDP僅增長13.8%，顯著低於1929年後增速。

因此，將20世紀30年代階段稱為“大蕭條”，把2007年後階段稱為“大衰退”帶有明顯的誤導性。這恰恰掩蓋了西方主要經濟體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GDP增速慢於1929年後的事實。 

圖1

下面將對G7各成員國經濟形勢做進一步的分析。

日本1929-1940年的GDP增長64%，2007-2018年則僅增長13%，前者近乎是後者的5倍。

圖2

德國的經濟表現與日本如出一轍。1929-1940年德國GDP增長44%，而2007-2018年僅增長15%，前者幾乎是後者的3倍。

圖3

英國在1929-1940年GDP增長32%，2007-2018年僅增長13%，前者幾乎是後者的2.5倍。

圖4

意大利在1929-1940年GDP增長24%，而2007-2018年增長-4%，可見，前者遠高於後者。

圖5

美國在1929年後，復甦遠慢於G7其他成員國，花了七年時間才恢復到1929年的經濟水平。

1929-1936年，美國GDP增長僅為0.4%，意大利為6.9% ，英國為13.0%，德國為14.3%，日本為22.9%。因此，“大蕭條”適用於描述1929年後的美國形勢。然而，事實證明其他G7國家的經濟復甦要比美國強勁多了，它們在20世紀30年代後期經濟有了較快增長。所以，因為美國這一個例，而用“大蕭條”來形容1929年後的全球經濟形勢，有以偏概全之嫌。

儘管美國復甦緩慢，1929-1940年美國GDP仍增長19.8%，而2007-2018年僅增長18.3%。同樣是11年，預計到今年底美國GDP增速也還是會慢於1929-1940年增速。

圖6

美國和G7其他主要成員國德國、日本和英國的復甦，是1929-1940年G7整體GDP增速顯著快於2007-2018年的主要原因。而加拿大和法國，這兩個較不重要的G7成員國，其1929-1940年GDP增速慢於2007-2018年增速。

加拿大，作為G7最小的經濟體，1929-1940年GDP增長20.2%，2007-2018年增長20.4%。兩個階段相差不大。

圖7

法國是G7中1929年後GDP增速明顯慢於2007年後增速的國家，主要是由於20世紀30年代，美國和英國放棄金本位制時，法國仍堅持金本位制。正如圖8所示，直到危機爆發10年後，法國GDP增速仍未恢復至1929年水平，甚至直到1940年遭受德國入侵，經濟遭受嚴重衰退之前，也僅比1929年多了3.4%。相比之下，2007-2018年法國GDP增長已經達到了9.5%。

圖8

1929年後與2007****年後階段的整體比較

現在大家應該明白，為何將2007年後階段稱為“大衰退”和1929年後階段稱為“大蕭條”，具有極大誤導性了吧，總結原因如下：

· 2007-2018年G7的四大經濟體——美國、德國、日本和英國，以及意大利的GDP增速，慢於1929-1940年增速。

· 只有加拿大1929-1940年GDP增速與2007-2018年增速基本相同。

· G7中只有一個經濟體——法國1929-1940年GDP增速，顯著慢於2007-2018年增速。但美國、德國、日本、英國和意大利在G7的主導性，遠超過法國。

G7****陷入大停滯帶來的地緣政治影響

一旦瞭解當前世界經濟形勢，就應用正確的説法來描述國際金融危機以來G7所面臨的局面，並對由此產生的地緣政治動態有一個清晰的認識。下面再對2007年後與1929年後的形勢，作一個梳理。

1929年後發生的經濟閃崩隨即引發政治危機：

· 1931年日本開始軍事侵略中國；

· 1931年英國放棄金本位制，導致當時的國際金融體系崩潰；

· 1932年羅斯福參選美國總統，提出羅斯福新政；

· 1933年希特勒成為德國總理。

但1929年危機後經濟強勁好轉也意味着，這些政權，包括新上台的政權，並未在內政方面遭受嚴重程度的政治對抗——日本軍國主義在國內並未受到普遍反對，希特勒在德國大受歡迎，英國保守黨政府人氣如日中天，任職時間最長的美國總統羅斯福彼時新上任，風頭正望。因此，雖然經歷經濟崩潰到復甦引發的世界地緣政治劇變，G7主要國家的內政相當穩定。法國則是其中的例外，它是1929-1940年GDP增速顯著慢於2007-2018年的唯一的G7國家。1936年，大受歡迎的人民陣線政府組織的大規模罷工令法國全國陷入混亂。這從負面角度證明，經濟增長低迷會引發政治動盪。

2007年後的形勢則明顯不同。至少三個重要因素可以證明，2007年後最初的經濟衰退不及1929年後來得迅猛。

· 1929年後，美國通過《斯姆特--霍利關税法案》，英國實行保護性關税，以及納粹推行保護主義，將世界經濟割裂為一個個相對孤立的集團；2007年後，雖然保護主義帶來破壞性，但到目前為止破壞規模相較1929年後小。

· 1929年後僅僅兩年，金本位制國際貨幣體系便崩潰了；與之相反的是，2007年後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雖然有這樣那樣的弊端，但仍然存在。

· 1929年，就社會保障而言，西方國家福利制度微不足道，因此在經濟衰退和失業率上升的情況下，投資和消費均崩潰了；而2007年後社會保障的存在意味着，儘管投資嚴重下降導致增長緩慢，消費並沒有因為失業率上升而崩潰，因此整體經濟下滑並沒有發生類似1929年後的閃崩。

這些因素意味着，2007年後G7只是陷入了長期停滯，即新平庸，而並未發生類似1929年後的經濟閃崩。

2007年以來的實際發展形勢與IMF的預測均印證了這一點。

· 根據IMF預測，2017-2022年，即國際金融危機後10至15年，G7的GDP將增長9.1%，年均增長1.5%，而1929年後同期G7GDP總增長39.6%，年均增長6.9%。

· 頗具戲劇性的是美國的經濟表現格外引人注目。根據IMF預測，2017-2022年，美國GDP將增長11.1%，年均增長 1.8%,而1929年後同期美國GDP增長92.5%，年均增長14.0%。

總之，IMF對G7的預測顯示，2017-2022年G7的GDP增速將繼續慢於1929年後同期增速，而過去IMF對西方經濟體的預測則一向略微過於樂觀。

G7****經濟與政治形勢對上合組織的地緣政治影響

2007年後與1929年後G7截然不同的經濟發展表現，有助於瞭解上合組織當前面臨的世界地緣政治形勢。

 2017年 上合-阿斯塔納峯會

1929年後G7所發生的經濟閃崩隨即引發政治危機，2007年後則陷入長期緩慢增長，即陷入大停滯/新平庸，意味着政治動盪會慢慢積累，並最終集中爆發。

· 2010年“阿拉伯之春”爆發，導致中東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普遍陷入動盪；

· 2012年發達國家民粹主義運動興起，最先是勒龐在法國選舉中異軍突起；

· 2015年英國激進左派候選人傑裏米·科爾賓(Jeremy Corbyn)當選工黨新任黨魁；2016年6年英國脱歐公投； 

· 2016年特朗普違背共和黨和民主黨建制派意願出人意料地當選美國總統，繼其就任總統以來，美國社會陷入嚴重衝突。

· 2017年5月馬克龍擊敗法國傳統的右翼和左翼政黨當選法國總統；

· 2017年默克爾遭遇最嚴峻的挑戰，一度面臨組閣困難，把德國帶入二戰以後從未有過的憲政危機之中。

· 意大利民粹主義政黨五星運動黨和聯盟黨組建聯合政府。

由於1929年經濟閃崩後隨即快速復甦，並在二戰後持續繁榮，這成為國際金融危機前最具破壞性的國際經濟案例，進而導致人們有時有一種傾向：西方經濟體要麼是經歷衰退，要麼是經歷繁榮。但這並非實事求是，每一個歷史階段都有其特殊性。

由於上文概述的原因，西方經歷類似1929年後的嚴重經濟衰退並非完全不可能，但可能性非常低，除非貿易保護主義勢力在國際上完全佔據主導地位。西方經濟體的基本特徵並非“繁榮”或“崩潰”，而是長期緩慢增長。這反過來會引發地緣政治風險，而這便是上合組織面臨的國際形勢。

· 由於西方經濟緩慢增長，動盪仍將持續，可能會上升為恐怖主義、武裝衝突，甚至在某些情況下一些發展中國家有爆發全面戰爭的可能。

· 主要發達經濟體不會有發生大的武裝衝突的風險，但政治動盪仍將繼續。

· 由於美國經濟整體增長緩慢，以及隨之產生的內政動盪，美國政府單方面有可能會繼續採取危險舉動。

· 美國經濟緩慢增長正逐漸導致美國喪失全球經濟霸主地位，但同時美國的兵力仍然強大無比,由此帶來的風險是美國新保守派支持在國際事務上優先選擇軍事解決方案，甚至進行先發制人的軍事行動。

在這種國際形勢下，覆蓋歐亞大陸大部分地區,總人口占世界總人口40%以上的上合組織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上合組織成員國都希望保持或創造政治和地緣政治穩定，為經濟增長和社會平發展創造條件。這充分證明，中國為推動和鞏固上合組織經濟、社會、軍事等領域合作所提出的倡議和主張，都是正確的。

但正如上文所述，上合組織不僅面臨內部挑戰，而且也面臨國際挑戰——西方陷入大停滯/新平庸。因此，上合組織應對這兩個方面做出準確的應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