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論第三彈：議題發言|過去的是歷史，歷史的開端在今日_風聞

我想，除了別有用心者，沒有人會否認台灣自古屬於中國的説法。即便是“自古”這個詞所代表的時間段有一些爭議，但恐怕也不會有人對台灣與大陸有歷史聯繫這個客觀事實叫囂。中國人很早便開始在台灣經營，古有“唐山過台灣”的説法，大批大陸移民來到台灣，將一種天然的血緣關係在寶島上確立起來。因此，台灣自古以來屬於中國，其實也是在強調一種血緣與文化基礎上的歷史聯繫。

認同危機的現實

現代國家以“民族國家”為主要國家形態，而民族國家最初是以民族這一血緣文化物作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兩岸血濃於水正是基於這個道理。但是在後全球化時代，民族國家的形態正在被重新形塑，承載於傳統民族國家之中的血緣、民族等觀念也正在遭受衝擊。雖然民族國家還是國家建構的主要形態，但凝聚內部的方式已經悄然發生變化。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民族這個概念是可以被建構的，是“想象的共同體”。民族國家的力量在於認同所帶來的凝聚力，但現代社會的認同已經不侷限於民族、血緣，國家有能力通過巧妙的修辭和論述，建立起一套代替血緣與文化而實現羣體凝聚的價值與原則，用美國學者布魯納的話來講是一種“記憶的戰略（strategiesof remembrance）”。

所以你會看到，“獨派”苦心經營多年，當發現在血緣和文化上無法切斷和大陸之間的關係時，他們轉而使用了其他的説法，比如通過民主強調自身的獨特性，在實務上則極力和大陸保持距離，從而將台灣擺在與大陸的一種對立的格局中，這其實是在削弱建立羣體之間的“同時性（simultaneity）”，即共同的情感與生活體驗。缺少了這些東西，羣際之間很難產生共鳴，疏離感由此而生。

這種策略在一些人身上產生了影響，新一代台灣年輕人在兩岸事務中多少有彼此你我的觀念。當然，除了現實政治的因素，也有歷史的根源。兩岸之間血濃於水不假，但遺憾的是，在中國向近現代國家形態邁進的過程中，台灣因為甲午割讓而脱離了現代民族國家的發展進程，換句話講，缺少在統一政治權威下的認同融合過程。嚴格來講，從1895開始後的一百二十餘年的時間裏，台灣與大陸實現國家統一的的時間，只有抗戰後的四年。儘管退居台灣的國民黨政權，通過威權體制培植起了一個“中國意識”，但這個“中國意識”卻在冷戰與內戰的“雙戰”環境中，缺乏現實關照，這個認知越來越依附於國民黨政權的執政力量而得以生存。所以當台灣民主化後，失去體制力量支撐的中國認同受到的衝擊可想而知。

繼往開來——兩岸的新歷史記憶

歷史和現實造成了中國的認同，在島內出現中國認同下降的情況下，兩岸在政治上出現了漸行漸遠的局面。新世代本土意識高漲，而且是臨界“獨立建國”的本土意識。兩岸的認同凝聚需要一套穩固的話語體系，原有基於親情的話語論述仍然重要，但對於新一代的台灣年輕人而言，這樣的話語的作用有些捉襟見肘，這是兩岸統合無法迴避的現實。

樂觀的是，所謂的民意，本身就是一個變量，羣體內部的共同體驗可以被構建，那麼兩岸新的時代聯結也可以破繭而出。這看上去是從零開始，但兩岸傳統的血緣認同和歷史記憶，提供了彼此相同的語言和文化，其實方便了共同體驗的快速傳播。

所以準確來説，這是一種繼往開來。在承襲以往血緣財富的基礎上，賦予國家認同以時代意義。而承擔創建民族新記憶的重任，自然而然落在兩岸青年的身上。所以你會看到，無論是“三中一青”，還是“一代一線”，青年都是大陸涉台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環。青年工作，特別是針對台灣青年的工作具有戰略性意義，就是因為青年是塑造未來兩岸互動模式的主體。

相較於父輩而言，當今兩岸青年的歷史包袱很輕，彼此之間沒有多大仇恨，這是一個好的結構性開端，那麼接下來要關注的，就是如何在互動的過程中，建構出一套具有時代意義的價值原則，並在此基礎上塑造一種新的羣體認同。這種形而上的成就並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一定的時間，也需要實際問題的鋪陳。藝術來源生活，理論來源實踐，互動應着眼在最具有生活氣息的層面。一個《甄嬛傳》可能比蔡英文的“轉型正義”在青年中更有話題。在我看來，全球化正在為兩岸青年提供了一個共同話語空間，在全球化面前，兩岸青年會面臨諸多相似的問題，存在相似的困擾，這種共鳴或許可以成為新的歷史記憶的根基。

西進的另一種可能性

當然，互動需要機制的保障。當前，大陸在台灣發揮政治影響，在機制方面還存在

一定障礙，因此鼓勵台灣青年來到大陸變成了一個可行的方案。隨着台灣經濟水平的不斷下滑，越來越多的台灣青年選擇西進大陸，在大陸各項惠台政策保障下，開展自己的事業，尋求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客觀上，他們參與了兩岸時代連接的建構過程中，這有助於強化他們的國家和民族認同。但有趣的是，這些西進的台灣青年，在參與大陸國家建設的過程中，反而和台灣產生了一定的距離，關注自身在大陸的境遇勝過台灣整體的境遇。以政治參與為例，如果你去問這些青年是否願意回去投票，得到的大部分是否定的答覆。一方面，是因為台灣年輕人對政治的冷漠感，多年的政治擺爛，並不會讓他們覺得自己能改變台灣的大局；另一方面，是因為大陸的工作讓處在打拼階段的他們應接不暇。和老一輩台商相比，新一輩台灣年輕人無產無閒，一次投票所要付出的成本較大，且不見得有什麼樣的回報。畢竟在大陸的呵護下，島內的政治紛爭，與他們個人的生活無關，何苦吃力不討好。

於是人們難免假設這樣一種景象，當越來越多的台灣青年來到大陸，並且不願意回到台灣時，島內瞭解大陸的人越來越少，政治生態也會越發的封閉，也越容易被煽動，與大陸的隔閡也會加深；新時代的兩岸國家認同和兩岸命運共同體意識的確在建構過程中，但只是侷限在一部分人之中，台灣大部分青年依然脱離與中華民族的國家建設進程之外，從某種程度上，強化了兩岸的疏離感。這種想法並不是否定兩岸青年互動交往的作用，只是在看到“連鎖社羣”在增進兩岸互相瞭解的積極意義的同時，審慎評估其對島內政治生態的實際影響，在立論上能夠更為全面。

過去的是歷史，而歷史的書寫在今日。新時代的民族想象正在被勾勒，而為此添磚加瓦，是吾輩青年義不容辭之責任。

戲言至此，貽笑大方，盼些許亮點，與君共勉。

（文章為海峽論壇·中華文化發展論壇上的發言，轉自兩岸視點、華廣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