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波告訴我們 有錢能買中國證人 還能買美國正義_風聞

中國人在海外打官司，絕大多數情況下，國內輿論都是盼着中國人打贏，哪怕是中興也不例外。但是去年周立波在美國吸毒駕車被扣下，似乎大半個中文互聯網都盼着美國警方贏下官司。令人遺憾的是，周立波贏了，僅僅交了幾百美元罰金，就可以安然無恙回國。

雖然結果不太讓人滿意，但我們還是應該儘量從周立波案中發掘一點有用的東西，比如美國司法體系到底如何運行，中國人如何在美國獲得正義。為此，首先要對案件做一番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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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回顧

2017年1月19日凌晨，周立波在長島萊亭頓駕車時“蛇行”被警察攔下。警方搜查車輛時發現手槍和毒品。周立波面臨五項罪名指控。當時周立波同車的另一位乘客唐爽（MIT物理學博士，時任SUNY Polytechnic Institute，紐約一所普通州立大學的助理教授）也一同被警方拘捕。

周立波持槍COS照

2月22日，周立波在美國紐約長島納蘇郡高等法院出庭。法官當庭宣佈聽證會(Hearing)時間為3月15日。

7月，檢方撤銷了對同車乘客唐爽的所有指控，但仍把周立波作為指控對象。

12月，大陪審團投票決定以5項罪名對周立波提起控訴：

二級非法持有武器罪

非法持有火器罪

四級非法持有武器罪

七級非法持有被控物品罪

違反紐約州車輛和交通法律罪

檢方表示，若所控罪名成立，周立波將面臨最高為3年半至15年的監禁。但周立波堅持不認罪，稱“自己整個事件中只有冤屈，沒有過錯，更無罪行”。

2018年5月27日，周立波持槍涉毒案在紐約州長島拿騷縣法院再次開庭預審。周立波辯護律師Stephen Scaring（周立波在此案中的第三位律師）表示，有把握要求法官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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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轉折

6月4日，紐約州長島拿騷縣法院開庭。

辯方主張：警方事前並沒有合法理由搜查被告周立波的車輛，故其搜查行為必須先得到被告的允許。周立波和唐爽均為華人，母語非英語，在聽到警方搜車要求時未能馬上理解，下意識地點頭並不意味着授予警方搜查許可。

因此警方其實是在並未得到合法許可的情況下實施了搜車行為，其行為和搜查所得證物（槍支和毒品）均屬非法，不應作為定罪證據。

檢察官認為，周立波長期在中國居住，不懂英語可以理解，但唐爽在美國讀博士並得到大學教職，不懂英語非常荒謬。必須讓唐爽出庭作證，才能釐清事實。

此時，整個案件絕妙的轉折點來了！

作為本案唯一能給周立波定罪的證人，唐爽已經回國了！根本沒有理會美國檢方的出庭傳喚，美國法警有心無力，沒法跨國提人，只能放棄了通過唐爽定罪的企圖。

當然，唐爽在私自回國，在不提供任何理由的情況下拒絕作證，等同於蔑視美國法院，從此幾乎沒有再來美國發展的可能。但客觀上檢方終究未能就搜出的槍支和毒品完成立證！

所以，法官最終宣佈，撤銷周立波的非法持槍、持毒等四項罪名，僅保留第五項控罪，即開車時使用手機，並對其處以罰金及繳納其它相關費用共計238美元。周立波立刻接受了這項判決。

當地時間5月24日，周立波與妻子胡潔走出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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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義不便宜

前面提到周立波的辯護律師Stephen Peter Scaring，網上可以查到，此人是猶太家庭出身，從事刑事訴訟40餘年，被紐約時報評為過去4年美國Top100的知名律師，在紐約長島擁有自己的律所。

查一下Scaring大律師的收費標準，諮詢每小時1500-3000美元，具體辦案網上不開價，需聯繫後詳談。

不過我們還可以從Scaring律師的學歷反推一下週立波同學的正義成本：

Scaring本科出身於私立名校紐約長島大學（C.W. Post Colleage），法學院讀的是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School of Law，即美國天主教大學哥倫布法學院。該校1897年創設於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在美國法學院中排名80左右，每年招生人數僅200餘人，本科生學雜費47524美元/年，碩士生學雜費38181美元/年。這樣一所大學畢業，40年後擠進行業前100，辦案的費用要多少……大概和我們請個中科院院士當家庭教師的價錢差不多吧。

Scaring律師畢業的美國天主教大學哥倫布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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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人可以更正義

由周立波案，知乎上掀起了“是美國律師厲害，還是美國法律厲害”的討論，然而在筆者看來，這根本就是一回事，因為美國法律還是通過美國律師來落實的。所謂“程序正義優先”，無意中忽略了一個細節——程序是要花錢的，花不起錢，你連程序的邊都摸不到。

若是不信，請看周立波同學庭審的發言。周立波走出法庭，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最終的判決結果是“皆大歡喜”，同時表示 “這是史上最豪華的交通罰單，律師陣容是最強大的，費用也是最強大的。”可見狂喜之餘，周立波同學還是……有點心疼。

如此昂貴的程序正義，最大的受益人是誰呢？周立波同學當然覺得還比較划算，但畢竟律師費已經花到心疼，補償唐爽的機會成本也不可估量。所以周同學顯然不是最大的受益人。

這時再回頭看看Scaring律師的家庭資料。

Scaring的父親是警察，當然美國司法和執法分開，這一點暫且不論。但Scaring同學自己可不是一直當律師的，在40年刑訴生涯之前，他先當了10年的檢察官，職務就在負責本次案件的拿騷縣地區檢察官辦公室，一直做到該地的助理地區檢察官兼命案局局長。而他的大女兒也是拿騷縣助理地區檢察官，嫁給了另一名助理地區檢察官……

我只想知道，如果一個檢察官出身，子女都在本地司法系統任職的中國律師幫助周立波脱罪，替他謀劃證人出逃，讓手槍和毒品等證物作廢，最後再賺個幾百萬美元，中國輿論會作何評價。

總之，在美國司法體系中，只強調“程序正義”，而無視“程序”的成本，就好比把柴米油鹽往地上一撒，期待它們自動變成大餐。更可怕的是，鼓吹“程序正義”的旗手，傳授“程序正義”的學者，執行“程序正義”的官員，和從“程序正義”中發財的律師，完全可能是一夥人，一家人，甚至是一個人。前面提到這個Scaring律師當過檢察官，實際上他的履歷表中還包括以下職務：

長島大學Post學院的副教授（教授法律與精神病學）

美國審判律師學院院士

紐約國防律師委員會成員

西奧多羅斯福法院酒店（這是當地法律界人士常用會所）前總裁

這些職務和周立波的百萬美元律師費放在一起看，我也不想説什麼結論了。毛主席説水滸傳好，好就好在投降。現在周立波安然無恙回國，也很好，好就好在給中國人民上了一課。讓我們在考慮未來司法體系的時候，有一個很好的參照物。

最後的最後，還是很遺憾美國人民沒有幫我們教育周立波。

本文自馬前卒工作室微信公號

作者：har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