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思想者論壇| 改革開放不僅帶來經濟奇蹟，還有政治奇蹟_風聞

2018年是中國的一個特殊年份。6月8日至11日，由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上海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觀察者網聯合舉辦的第二屆思想者論壇在上海新錦江大酒店舉行。曾在改革開放之初擔任過鄧小平翻譯、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張維為院長在開幕式上特地向與會嘉賓解釋選在此地的原因：這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最後一次來上海視察的所經之地。思想者論壇既是紀念中國重新打開國門四十週年，也是以此向這位歷史巨人致敬。

然而思想者論壇的創辦並不僅僅是着眼於當下，也不僅僅是配合一時一事的主題需要，而是長遠的中國思想理論的構建。四十年來，伴隨中國經濟起飛的是各種經濟論壇的湧現，然而思想論壇卻幾乎是空白。今天，終於有一批學貫中西的學者，以前所未有的自信、自覺，開始大力構建中國自己的思想和理論。中國不僅有道路，也開始有解釋中國道路的本土理論和思想。

首先，中國高速發展到今天，和西方的競爭已經不再是貿易，也不再是技術，而是制度之爭。這一點在西方近幾年來已經成為共識。早在幾年前，英國的《經濟學人》就發表專題，把西方民主的衰落歸結於中國道路的成功。即使特朗普這樣的政治素人，他的長期導師般的盟友班農就一再直率地指出今天中美競爭是制度之爭。美國一向中國發起貿易戰，西方媒體就一致認為這和貿易無關，而是背後兩種制度的對決。

就在西方形成共識的同時，以中國研究院為代表的國內學者羣體也敏鋭地意識到制度之爭的背後實質是思想之爭。中國要想贏得這場競爭，不能再只依靠經濟的發展，理論界也需要在中國道路成功實踐的基礎上進行思想總結和理論創新。思想者論壇就是因應歷史性挑戰而誕生。

其次，長達四十年的經濟奇蹟，已經使得中國道路成為許多發展中國家學習和借鑑的對象。然而迄今為止的交流仍然多停留在經驗層面。各種形式的國際會議還是以實地實物的參觀和經濟數據的感知為主。中國雖然已經超越了輸出產品的階段，但有深度的思想交流仍然還是剛剛開始。思想者論壇顯然看到了這一歷史反差，如果説經濟領域要補短板，那麼理論界的短板更是需要正視和解決。

當前中國各方面的發展進入了人類文明探索的前沿地帶，既沒有成功的案例可資借鑑，也沒有理想的模式可供學習，更急需要思想和理論的探索和指導。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提出“摸着石頭過河”、以各種試點進行艱苦的試錯和總結，這是由當時的時代條件所限制的。今天中國固然依然需要“摸着石頭過河”，但理論和思想上的先導作用已經完全能夠提上日程併發揮引領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中國的學者並不是閉門造車，自説自話，而是邀請了世界思想界最前沿的頭腦會聚一堂：法國巴黎第十大學國際經濟學教授、調節學派的領軍人物Aglietta先生、俄羅斯政治學者、總統普京的哲學家DuginAlexander先生、荷蘭奈克薩斯研究院院長RIEMEN ROB先生、中國研究院春秋高級研究員、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創始院長馬凱碩先生（Mahbubani kishore）、黃浦江畔的思想者論壇正演變成全球的思想盛宴。

同樣需要指出的是，從這次論壇的主題：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政治道路、中國經濟模式、“一帶一路”與新世界秩序、全球治理何去何從、中國道路的世界意義，就可以一窺當代中國學仁的眼界、抱負和歷史擔當。他們思想創新和研究的出發點並不僅僅是為了中國，還有世界，還有天下（各國）蒼生。

最後，作為此次論壇的一名參與者、親歷者，我也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思考，對改革開放這場人類歷史上空前規模的偉大歷史事件的解讀。

一提到改革開放，外界往往視之為經濟奇蹟，基本上忽略其政治層面的意義。但事實上，這場中國歷史上最宏偉、迄今為止最為成功的現代化運動是全方位的，經濟只不過是更易見和更易感的結果罷了。以本人看來，改革開放時期更是中華民族五千年來最為重要的政治變革，它和經濟體制改革是同步甚至超前的，其成功則是集歷史傳承、外部借鑑和自我創新於一體的政治奇蹟。

一、歷史傳承。

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是一個政治中心。

中國幾千年的政治傳統簡而言之就是隻有一個政治中心。這和儒家文化強調世俗化、政治上突破血緣限制的科舉制有關。由於世俗化，宗教在中國社會發揮的作用極其有限，也根本無法與強大的政治權力抗衡。科舉制令中國存在高度的社會階層流動，其後果就是中國從未有一個穩定強大的貴族階層，從而無法對政治權力形成挑戰和博弈。這和西方文明皇權、教權和貴族多方博弈、制衡完全不同。

當然長期的歷史記憶也使得整個社會對政治一元化的高度認同。因為每當出現多個政治中心之時，國家往往陷入分裂、戰亂，民不聊生。這種慘痛的歷史記憶已成為全民集體無意識，比如漢字的結構，“一箇中心”是忠誠的“忠”，“兩個中心”就是禍患的“患”。

此外，中華文明的價值偏向，如責任先於自由，義務先於權利，社羣高於個人，和諧高於衝突，也排斥了西方競爭性、對立性為特點的政治傳統。

所以今天中國建立的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度，就是這個傳統的體現。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也寫入憲法。

二是民本主義。

中國文明在誕生之初就出現了自上而下為特點的政治民本主義。即一個政權的合法性不僅來自於上天，更來自於它是否以大眾利益為重。從《尚書》“民為邦本”，到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再到唐朝李世民《貞觀政要》開篇“為君之道，首在存民”。以及明末黃宗羲“天下為主，君為客”、“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成民之憂樂”，認為設立君主的本來目的是為了“使天下受其利”、“使天下釋其害”。直至現當代國民黨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共產黨的“為人民服務”，都是一脈相承。

三是選賢任能，建立一個務實的高質量官僚體系。

中國今天的制度模式之所以可以選拔優秀的人才，主要是建立在以能力為基礎之上的全國性選拔、長期培養和歷練。

今天中國人才選拔公開的規則包括：政績、學歷、基層工作經驗、年齡以及公推公選、競爭上崗、任命前的公示制度、任期制度、差額選舉制度。以新一屆領導人國家主席和總理為例，他們均經歷過長達二十年左右的基層任職考驗，對國情、政情、民情瞭如指掌，所以可以立即針對性地施政。

對中國的執政團隊，美國著名的學者福山有這樣一個評價：“我認為中國模式非常難以複製。這些國家缺少中國模式的一個核心的因素，即中國擁有一個高質量的、現代的、集權的中央政府。建立一個集中權力的、現代的、高質量的、以發展為導向的能夠提供基本服務的政府體制是非常困難的”。也就是説，中國執政黨治理能力太高，以致於都成了中國模式無法複製的原因！

​二、外部借鑑。

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

馬克思主義和多黨民主都是西方的舶來品。相對而言，西方民主進入中國更早。不僅其理論引起中國政治精英的關注，甚至在制度上兩度進行嘗試。一是帶有君主立憲色彩的戊戌變法，也包括清末新政。一是美國共和模式的中華民國。馬克思主義則不同。其真正在中國產生影響則是蘇聯的十月革命之後。然而，歷史卻是如此的令人弔詭，最終是馬克思主義在和包括了西方民主在內的各種政治思潮的角逐中脱穎而出，把中國革命帶向一個新的階段，也終於實現了自1840年以來整個民族所孜孜以求的獨立和主權完整。

現在普遍的解讀是，由於救亡圖存的緊迫性，致使歷史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同時西方正處於經濟危機和世界大戰的低潮期，與蘇聯社會主義的欣欣向榮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不錯，外因十分重要，但卻並不是決定性的原因。我們還是需要從馬克思主義以及中國本身尋找真正的答案。

根據中國當代著名哲學家李澤厚的觀點，馬克思主義有兩大組成部分。一是基本理論，一是革命策略。基本理論包括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革命策略則包括階級鬥爭、暴力革命。在李澤厚看來，唯物史觀是核心，即生產工具、生產力、科技是人類社會生存延續和發展的最終基礎。這是我們理解馬克思主義何以在中國成功的前提。

在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之前，進化論已經普遍被中國的知識羣體所接受。這和中國儒家傳統的“經世致用”實用理性有關。更何況對於沒有宗教傳統的中國來説，比西方更容易接受猿變人的理論。包括魯迅、李大釗、陳獨秀在內的知識精英都是先接受了進化論，再轉而成為馬克思主義的信徒。進化論迅速的被馬克思主義所取代有三個原因。

一是唯物史觀更具體的解釋了人類歷史，而不僅僅是一種相對簡單的生存競爭和生物進化。它有更強大的理性説服力。而且這種歷史觀與強調歷史、富有歷史情感的中國文化傳統相共鳴。

二是中國有着極為悠久和濃郁的烏托邦傳統。儒家“治國平天下”、洪秀全的太平天國、康有為的《大同書》、孫中山的天下為公，直至毛澤東的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一脈相承。甚至不僅儒家，就是道家、墨家和佛學都有自己未來的理想國和極樂世界。而馬克思主義對未來共產主義的描述，與中國這個傳統一拍即合。

三是中國傳統和政治文化的道德主義。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價值之一就是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對剝削的否定，對處於低層的無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同情。從而具有極強的道德色彩。最後，馬克思主義有着十分鮮明的實踐色彩，特別是強調階段鬥爭和暴力革命這一具體手段和途徑，也符合中國當時救亡圖存政治環境的需要。更何況儒家本來重視實踐而不是象西方一樣的抽象思辨。

可以説思想傳統、情感傾向和心理結構上的認同、重合是馬克思主義被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羣體普遍接受的內因。從而迅速實現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即產生了毛澤東思想，將一個一盤散沙的中國高度的凝聚起來，掀起了一場浩大的社會革命——這場社會革命的意義在中國的歷史上實在非比尋常，比如（地主和資本階層的消失）帶來的社會平等、婦女地位的提升、土地革命等等。這種能量也體現在建國之初百廢待興一刻，卻能在境外和當時最強大的美國打成平手，一改一百多年來中國積弱不振的國際形象。

二是借鑑西方建立官員退休制度。

中國傳統上官員的選拔雖然來自科舉，但對官員的任期並無明確的限制。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之初，就總結建國前三十年探索的經驗和教訓，努力建立幹部退休制度。

應該説，這個制度是對西方的借鑑，也顯示了其優越性。人才有序更替，不僅確保了官僚體系的生命力和活力，也使得權力的傳承和分配製度化，達到了國家的長治久安。

三，與時俱進和底線思維基礎上的自我創新。

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在戰略明確但戰術相對模糊的情況下，率先劃定政治體制改革的底線，從而把政治體制改革和各種創新可能產生的風險降到可控程度。這就是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和倡導的不爭論原則。

二是隨着時代的發展和經驗的總結，不斷的進行變革調整。事實上“必須不斷改革”的理念早在中國文明之初就已經產生。三千年前，《詩經·大雅·文王》雲：“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進行了四大政治層面的改革。一是廢除了人民公社體制，二廢除了領導幹部終身制，三是簡政放權，四是廢除寫入憲法的“四大自由”，重建法建。另外基層羣眾自治制度也是在八十年代建立的。

在這個過程中，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有許多創造性的制度設計。比如為推動幹部退休制度，他先是建立顧問委員會進行過渡，等到時機機成熟再讓它退出歷史舞台。改革開放之初實行國家主席、軍委主席、總書記由不同人分別擔任，到南巡後開始實行三位一體制度。直至今天。

自江澤民時代形成集體領導、各有分工的兩個任期制度，到今天又進行修憲的嘗試。這些變革形式上都不同，但本質上都一樣：即根據現實的需要和歷史經驗的總結進行變革，以尋找到更為有效的政治制度安排。沒有一種制度安排可以包打天下，都需要實踐檢驗，並根據實踐進行與時俱進的變革。

所以這四十年，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有一個特點，即在這個時期適合的政策到了下一個歷史時期就未必一定具有合理性。比如十二大時強調黨政分開，主要是吸取了文革時權力過於集中的教訓。但春夏之交的風波後，加強黨的領導又被突出出來，政黨分開逐步被政黨分工所取代。

三是經濟體制改革具有強烈的政治改革色彩，甚至政治改革的意義超出其本身的經濟意義。這最典型的就是分税制改革。

分税制改革初期是實行簡政放權，向地方下放財權。實行了“劃分收支，分級包乾”的財政管理體制。這種體制極大的激化了地方的積極性，推動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但一個意外的嚴重後果是中央財政佔全國預算收入的比重大幅下降。從而令經濟問題上升到政治問題：中央失去了宏觀調控的能力以及消弱了對地方的領導力。於是1994年1月1日，實行新的分税制改革，一舉改變了中央財政能力不足的現象，極大的提高了中央政府的權威和話語權。所以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房寧所長稱之為“20世紀最後十年中國最重要的政治體制改革”。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一場前所未有的文明大演變、大轉型。雖然僅僅四十年就已經取得了超越人類歷史的赫目成果。但從歷史的角度看，這個奇蹟只不過是剛剛開始。在人類文明之初，中國的政治文明就遠遠走到了各民族的前列，今天中國的政治奇蹟和探索，也必將為人類文明的政治發展做出巨大的貢獻。而在這個過程中，也必將銘刻着一代學人對這個政治奇蹟的總結和理論創新。思想者論壇也將成為中國思想再度走向世界的新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