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存在嗎？這不是學術問題，而是人品問題_風聞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皇覽揆餘初度兮，肇錫餘以嘉名。

名餘曰正則兮，字餘曰靈均。

                  ----《離騷》

        屈原説：帝高陽是我的始祖，我的父親是伯庸，我出生於某年某月某日，父親給我取名為正則，字為靈均。

        帝高陽是誰？查閲《史記•五帝本紀》可知：帝高陽，即帝顓頊，他是黃帝之孫；黃帝逝世後，他即位為帝。黃帝與嫘祖生了兩個兒子，一個名叫玄囂，即青陽；另一個叫昌意。高陽就是昌意的兒子。

        這就是説，屈原自稱黃帝之後。

        屈原是楚王宗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説：“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史記•楚世家》詳述了楚國王室世系：“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高陽生稱，稱生卷章……熊繹當週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羋氏，居丹陽。”

        顯然，屈原不是吹牛。

        上過中學的人，都學習過《鄒忌諷齊王納諫》，對戰國時期的齊威王當不陌生。齊威王（約前378年－前320年）也堅稱自己為黃帝之後。他留給後世一個青銅器“陳侯因齊敦”，其腹內鑄有銘文：

        “唯正六月癸未，陳侯因齊曰：皇考武桓公，龔哉大謨，克成其烈，因齊揚皇考邵統，高祖黃啻（帝），邇嗣桓文，朝問諸侯，合揚厥德，諸侯貢獻吉金，用乍（作）考武桓公祭器敦，以蒸以嘗，保有齊邦，萬世子子孫孫，永為典尚。”

       大意為：六月癸未這天，我鑄此器向父親報告：我將繼承先祖黃帝之德，弘揚父親您的功業，並效法齊桓公、晉文公，大會諸侯，以光宗耀祖。我將以此敦年年祭祖，願祖先庇佑齊國萬萬年。

        根據《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和《史記•陳杞世家》，春秋初，陳國君主厲公之子陳完逃難到齊國，世代為齊國高級官員，後來篡奪了齊國君之位。齊威王是陳國開國之君胡公滿的二十三代孫。陳胡公是舜的後裔，而舜是帝顓頊的第七代孫。

        也就是説，齊威王和屈原同是帝顓頊高陽之後。

        黃帝是傳説中的人物？黃帝是春秋戰國時期編造出來的人物？

        誰能編造出一個人物，能讓齊國、楚國的王族共同認做祖宗？須知，各諸侯國不僅擁有自己的史官，而且都有專門負責王族事務“宗正寺”，高度重視血緣、譜系的王族，會隨意認祖宗麼？

        祭祖，是古人的頭等大事，所以，可以肯定的是，中國古人絕不會像當今的“公知”那麼不要臉，亂認祖宗。

        司馬遷是一位十分嚴謹的歷史學家，沒有把握的事情，絕不落筆。

        在《史記•三代世表》中，司馬遷説：“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餘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鹹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於是以《五帝系諜》、《尚書》集世紀黃帝以來訖共和為《世表》。”

        意思是説：商朝及以前的諸侯，沒法詳列世系；周朝以來諸侯們世系比較清楚，所以，孔子作《春秋》，所涉各諸侯國都詳列時間，而《尚書》卻沒有，估計是孔子慎重吧。我讀過關於黃帝以降歷史的“諜記”，其中記載了每個帝王在位的時間。但是，我發現“諜記”中帝王之“五德”，與其它資料所載各不相同。我根據《五帝系諜》、《尚書》等，做了一個自黃帝到共和時止的《世表》。

        屈原、齊威王、司馬遷所説，可靠嗎？

        漢朝緊承春秋戰國。由於天下太平，且不斷以國家力量徵集以前流散於民間的古代文獻，所以，漢朝人手頭的歷史文獻很多，學者們據此整理、編撰了不少史書。

        漢朝學者認為，《史記》是對歷史的“實錄”。《漢書•司馬遷傳》：“贊曰：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撰之，上斷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又撰異同為《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採《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天漢。……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故謂之實錄。”

        《世本》，大約是戰國初完成的一部史書，幸運地傳到了漢朝。《漢書•藝文志》説：“《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遺憾的是，這部書在宋朝末年散佚，後世學者費盡千辛萬苦，蒐集古人引自《世本》的隻言片語，形成輯本出版。

        司馬遷逝世360餘年後，晉朝太康二年 (公元281年)，因為一次盜墓行動，戰國七雄之一魏國的史書出土了。據《晉書•束皙傳》：

        “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雲夏年多殷；益幹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皙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遷尚書郎。”

        作為魏國國王的隨葬品，顯然是魏國官方所修的史書。該書一般稱為《竹書紀年》，亦稱《汲冢紀年》﹑《汲冢古文》或《汲冢書》。該書記載了從黃帝到周隱王十六年（472 年）的史事。遺憾的是，該書於宋朝散佚（今有輯本）。

        學者們以之與《史記》對照，可以説高度一致，僅少數事件在細節上有所出入。

        《史記》、《世本》、《竹書紀年》三者高度吻合，那麼，它們所載內容是否可靠呢？

        在“疑古”成癖者看來，完全可以提出這樣的問題：漢朝人不會偽造《世本》麼？晉朝人不會偽造《竹書紀年》麼？即便《世本》、《竹書紀年》真是戰國傳下來的，難道戰國人不會偽造以前的歷史麼？即便《世本》、《竹書紀年》是原文照抄古代史書，難道古代史書就不是胡謅的麼？

        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這是一種病態心理。在小人眼裏，天下人皆為小人。在小人“學者”眼裏，除了洋大人説的，一切都是假的。

        小人“學者”跟着洋大人説：商朝王室（商人）是“異族”，反正不是中國人，甚至是來自西方的啥子民族。

        近些年，中國出土了太多太多的高大上的商朝文物，所以，對於小人“學者”來説，“證明”商朝是“雅利安人”、至少是商朝文化來自“雅利安”，非常重要。

        司馬遷距商代已有千年之遙，戰國人離商朝滅亡也有幾百年。據《史記•殷本紀》，契，是商朝王族的始祖，他是帝嚳高辛氏的兒子，生活於堯、舜、禹時代，因為“佐禹治水有功，封於商”。司馬遷從契寫起，直至商朝滅亡，詳列了殷商世系，時間長達千餘年。

        在《史記•殷本紀》中，商朝建立前，大致伴隨整個夏朝，經歷了十四代，世系為：“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為成湯。”最後這位成湯，就是起兵造反，消滅夏朝、建立商朝的商湯。

        兩千多年後的今天，數以萬計的殷墟甲骨文獻先後被解讀出來，證明了司馬遷對殷商世系記錄的高度準確性；證明了《史記》不僅對商代記錄準確，而且對屬於夏朝的諸侯國的商君世襲傳承記錄也是可靠的。

        如果我們還要懷疑夏朝是否存在、五帝是否存在，只能説某些人的大腦出了問題。

        拋開近乎弱智“古希臘羅馬史”不談，倘若以出土的文字資料、遺址和出土的器物、傳世文獻三者相互印證，作為證明一段“信史”的標準，那麼，考察一下當今流傳的英國史、法國史、德國史有幾分可信性，不知這三國的歷史，會“縮水”、“空白”多少年！如果有哪一位慕羊犬不服氣，有種的話，就試試看，首先把英、法、德三國近千年的一個個“大王”的墓找到並挖出來，給大夥瞧瞧。

​        中華歷史悠久，不是吹出來的。《漢書•藝文志》説：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

        我們的祖先早就認識到了史書的價值。中國有一個優良傳統，為了督促自己謹言慎行，並教育後人以史為鑑，不僅皇上身邊始終跟着史官，定期形成“實錄”保存到檔案館，而且，一個朝代建立，便着手為前朝修史，忠實地記錄了前朝歷史。

        更為寶貴的是，中國還建立起了地方修史制度，郡有郡志，縣有縣誌；民間還有數不清的家族譜志。

        夏、商、週三朝朝廷均設有史官。《呂氏春秋•先識覽》：

        “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亂愈甚。太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湯喜而告諸侯曰：‘夏王無道，暴虐百姓，窮其父兄，恥其功臣 ，輕其賢良，棄義聽讒，眾庶鹹怨，守法之臣，自歸於商。’ 殷內史向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武王大説……。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也，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周。……居三年，晉果亡。”

        夏朝即將滅亡時，夏史官將有關史書帶到了商；商滅亡前，史官將史書帶到了周。晉國滅亡前，晉史被帶到了周天子那裏。史官受到歡迎，可見其地位之高。

        “司馬氏世典周史”，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敍述自五帝以來的司馬氏世系時説。司馬遷的父親去世前告訴他，司馬氏祖上在虞夏時代便任史官；到了周朝，則世代擔任周王室太史；父親對司馬遷最大的期望，便是完成《史記》。《史記•太史公自序》説：“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餘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餘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一段話，值得我們注意：

        “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囂，奉周之典籍以奔楚。”

        匆忙逃離的王子朝，到底帶走了多少、什麼樣的典籍，是否包括《逸周書》之類，我們不得而知，但是，先人重視史料可見一斑。

        《世本》、《竹書紀年》中如此準確的殷商世系，無疑來自於朝廷的史官，也證明《呂氏春秋•先識覽》所言不虛。

        中國古代教育十分發達，因此，精通曆史的人士無以計數。在春秋戰國時期，商朝建立前帝王的世襲傳承，這是當時的歷史常識，學者、政客們在談天説地中，一不小心就隨口説出來了。《荀子•成相》説“契玄王，生昭明，居於砥石遷於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湯。”《國語•周語下》説：“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

        同樣的，黃帝的事蹟，也是春秋戰國時代全社會的常識。從春秋戰國諸子百家著作中，我們可以輕鬆發現一個生動的黃帝履歷。《國語》説：少典娶有蟜氏女，生黃帝與炎帝；《管子》説：神農氏沒落，黃帝興起；《左傳》説：黃帝力量日益壯大，在阪泉戰勝了炎帝；《莊子》説：黃帝在涿鹿擒殺蚩尤；《左傳》説：黃帝設官治理天下，以各色彩雲制定官名；《管子》説：黃帝制定禮法，教百姓務農畜牧、生火做飯，百姓安居樂業，故無為而天下治；《莊子》説：黃帝周遊天下，到過大隗具茨山，上過崆峒山，登過崑崙山，在洞庭湖之濱彈過琴；《國語》和《禮記》説：舜和禹每隔五年隆重禘祭黃帝……

        諸子百家會共同編造出黃帝的故事，然後以一個假故事作為論據，相互展開論戰？只有那些“疑古”小人，以難以想象的齷齪心理，才能想得出來這樣的“層累説”。

          尊崇祖宗，飲水思源，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在春秋時期，黃帝已經成為世人高度崇拜的神人，民間傳説黃帝在位三百年。孔子的弟子宰我不解，於是，在《孔子家語 •五帝德》中有了這樣的一段對話：

        “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吾聞諸榮伊曰：‘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能至三百年乎？”孔子曰：“禹、湯、文、武、周公，不可勝以觀也；而上世黃帝之問，將謂先生難言之故乎。”宰我曰：“上世之傳，隱微之説，卒採之辯，闇忽之意，非君子之道者，則予之問也固矣。”孔子曰：“可也，吾略聞其説。黃帝者，少典之子，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齊叡，莊敦敏誠信，長聰明，治五氣，設五量，撫萬民，度四方，服牛乘馬，擾馴猛獸，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而後克之。始垂衣裳，作為黼黻，治民以順天地之紀，知幽明之故，達生死存亡之説，播時百穀，時是嘗味草木，仁厚及於鳥獸昆蟲，考日月星辰，勞耳目，勤心力，用水火財物以生民。民賴其利，百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黃帝三百年。”

        孔子在描述了黃帝的功績之後，解釋説：黃帝制定禮儀教化百姓，教百姓播種五穀、蓄養家畜，因此他在位時，百姓得以壽終正寢（百年）；他死後，百姓終身（百年）供奉他的神主；後人終身（百年）推行他的教化，所以説黃帝在位三百年。”

        據《史記•封禪書》：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上（漢武帝）議曰：‘古者先振兵澤旅，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山，澤兵須如。”漢武帝在北巡朔方(今河套地區)後祭奠黃帝陵。

        自漢武帝在陵前築台祭奠以來，歷代帝王在清明節期間，常派祭陵欽差前往祭掃。民國以後，國民政府多次派員祭奠。

        1937年清明節，毛澤東親自撰寫了祭文，中共中央派林伯渠為代表到黃帝陵舉行隆重的祭掃典禮。

        台灣台北縣的淡水鎮，每年四月五日為黃帝聖誕，舉行大祭，並以西元前2734年起推算年數。

        但是，最早祭祀黃帝的君主，並非漢武帝，而是舜和禹。《禮記•祭法》：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這段話包含豐富而複雜的古代祭禮。簡單説，舜（有虞氏）和禹（夏后氏）在祭祀黃帝時，都是使用最高禮儀；而商朝和周朝，則是世代用最高禮儀祭奠帝嚳，而帝嚳是黃帝的曾孫。

（本文原載“生民無疆”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