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存在嗎?這不是學術問題,而是人品問題_風聞
观察者网用户_227909-2018-06-12 14:08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皇覽揆餘初度兮,肇錫餘以嘉名。
名餘曰正則兮,字餘曰靈均。
----《離騷》
屈原説:帝高陽是我的始祖,我的父親是伯庸,我出生於某年某月某日,父親給我取名為正則,字為靈均。
帝高陽是誰?查閲《史記•五帝本紀》可知:帝高陽,即帝顓頊,他是黃帝之孫;黃帝逝世後,他即位為帝。黃帝與嫘祖生了兩個兒子,一個名叫玄囂,即青陽;另一個叫昌意。高陽就是昌意的兒子。
這就是説,屈原自稱黃帝之後。
屈原是楚王宗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説:“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史記•楚世家》詳述了楚國王室世系:“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高陽生稱,稱生卷章……熊繹當週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羋氏,居丹陽。”
顯然,屈原不是吹牛。
上過中學的人,都學習過《鄒忌諷齊王納諫》,對戰國時期的齊威王當不陌生。齊威王(約前378年-前320年)也堅稱自己為黃帝之後。他留給後世一個青銅器“陳侯因齊敦”,其腹內鑄有銘文:
“唯正六月癸未,陳侯因齊曰:皇考武桓公,龔哉大謨,克成其烈,因齊揚皇考邵統,高祖黃啻(帝),邇嗣桓文,朝問諸侯,合揚厥德,諸侯貢獻吉金,用乍(作)考武桓公祭器敦,以蒸以嘗,保有齊邦,萬世子子孫孫,永為典尚。”
大意為:六月癸未這天,我鑄此器向父親報告:我將繼承先祖黃帝之德,弘揚父親您的功業,並效法齊桓公、晉文公,大會諸侯,以光宗耀祖。我將以此敦年年祭祖,願祖先庇佑齊國萬萬年。

根據《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和《史記•陳杞世家》,春秋初,陳國君主厲公之子陳完逃難到齊國,世代為齊國高級官員,後來篡奪了齊國君之位。齊威王是陳國開國之君胡公滿的二十三代孫。陳胡公是舜的後裔,而舜是帝顓頊的第七代孫。
也就是説,齊威王和屈原同是帝顓頊高陽之後。
黃帝是傳説中的人物?黃帝是春秋戰國時期編造出來的人物?
誰能編造出一個人物,能讓齊國、楚國的王族共同認做祖宗?須知,各諸侯國不僅擁有自己的史官,而且都有專門負責王族事務“宗正寺”,高度重視血緣、譜系的王族,會隨意認祖宗麼?
祭祖,是古人的頭等大事,所以,可以肯定的是,中國古人絕不會像當今的“公知”那麼不要臉,亂認祖宗。
司馬遷是一位十分嚴謹的歷史學家,沒有把握的事情,絕不落筆。
在《史記•三代世表》中,司馬遷説:“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餘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鹹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於是以《五帝系諜》、《尚書》集世紀黃帝以來訖共和為《世表》。”
意思是説:商朝及以前的諸侯,沒法詳列世系;周朝以來諸侯們世系比較清楚,所以,孔子作《春秋》,所涉各諸侯國都詳列時間,而《尚書》卻沒有,估計是孔子慎重吧。我讀過關於黃帝以降歷史的“諜記”,其中記載了每個帝王在位的時間。但是,我發現“諜記”中帝王之“五德”,與其它資料所載各不相同。我根據《五帝系諜》、《尚書》等,做了一個自黃帝到共和時止的《世表》。
屈原、齊威王、司馬遷所説,可靠嗎?
漢朝緊承春秋戰國。由於天下太平,且不斷以國家力量徵集以前流散於民間的古代文獻,所以,漢朝人手頭的歷史文獻很多,學者們據此整理、編撰了不少史書。
漢朝學者認為,《史記》是對歷史的“實錄”。《漢書•司馬遷傳》:“贊曰: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撰之,上斷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又撰異同為《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採《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天漢。……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故謂之實錄。”
《世本》,大約是戰國初完成的一部史書,幸運地傳到了漢朝。《漢書•藝文志》説:“《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遺憾的是,這部書在宋朝末年散佚,後世學者費盡千辛萬苦,蒐集古人引自《世本》的隻言片語,形成輯本出版。
司馬遷逝世360餘年後,晉朝太康二年 (公元281年),因為一次盜墓行動,戰國七雄之一魏國的史書出土了。據《晉書•束皙傳》:
“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雲夏年多殷;益幹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皙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遷尚書郎。”
作為魏國國王的隨葬品,顯然是魏國官方所修的史書。該書一般稱為《竹書紀年》,亦稱《汲冢紀年》﹑《汲冢古文》或《汲冢書》。該書記載了從黃帝到周隱王十六年(472 年)的史事。遺憾的是,該書於宋朝散佚(今有輯本)。
學者們以之與《史記》對照,可以説高度一致,僅少數事件在細節上有所出入。
《史記》、《世本》、《竹書紀年》三者高度吻合,那麼,它們所載內容是否可靠呢?
在“疑古”成癖者看來,完全可以提出這樣的問題:漢朝人不會偽造《世本》麼?晉朝人不會偽造《竹書紀年》麼?即便《世本》、《竹書紀年》真是戰國傳下來的,難道戰國人不會偽造以前的歷史麼?即便《世本》、《竹書紀年》是原文照抄古代史書,難道古代史書就不是胡謅的麼?
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這是一種病態心理。在小人眼裏,天下人皆為小人。在小人“學者”眼裏,除了洋大人説的,一切都是假的。
小人“學者”跟着洋大人説:商朝王室(商人)是“異族”,反正不是中國人,甚至是來自西方的啥子民族。
近些年,中國出土了太多太多的高大上的商朝文物,所以,對於小人“學者”來説,“證明”商朝是“雅利安人”、至少是商朝文化來自“雅利安”,非常重要。
司馬遷距商代已有千年之遙,戰國人離商朝滅亡也有幾百年。據《史記•殷本紀》,契,是商朝王族的始祖,他是帝嚳高辛氏的兒子,生活於堯、舜、禹時代,因為“佐禹治水有功,封於商”。司馬遷從契寫起,直至商朝滅亡,詳列了殷商世系,時間長達千餘年。
在《史記•殷本紀》中,商朝建立前,大致伴隨整個夏朝,經歷了十四代,世系為:“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為成湯。”最後這位成湯,就是起兵造反,消滅夏朝、建立商朝的商湯。
兩千多年後的今天,數以萬計的殷墟甲骨文獻先後被解讀出來,證明了司馬遷對殷商世系記錄的高度準確性;證明了《史記》不僅對商代記錄準確,而且對屬於夏朝的諸侯國的商君世襲傳承記錄也是可靠的。
如果我們還要懷疑夏朝是否存在、五帝是否存在,只能説某些人的大腦出了問題。
拋開近乎弱智“古希臘羅馬史”不談,倘若以出土的文字資料、遺址和出土的器物、傳世文獻三者相互印證,作為證明一段“信史”的標準,那麼,考察一下當今流傳的英國史、法國史、德國史有幾分可信性,不知這三國的歷史,會“縮水”、“空白”多少年!如果有哪一位慕羊犬不服氣,有種的話,就試試看,首先把英、法、德三國近千年的一個個“大王”的墓找到並挖出來,給大夥瞧瞧。
中華歷史悠久,不是吹出來的。《漢書•藝文志》説: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
我們的祖先早就認識到了史書的價值。中國有一個優良傳統,為了督促自己謹言慎行,並教育後人以史為鑑,不僅皇上身邊始終跟着史官,定期形成“實錄”保存到檔案館,而且,一個朝代建立,便着手為前朝修史,忠實地記錄了前朝歷史。
更為寶貴的是,中國還建立起了地方修史制度,郡有郡志,縣有縣誌;民間還有數不清的家族譜志。
夏、商、週三朝朝廷均設有史官。《呂氏春秋•先識覽》:
“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亂愈甚。太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湯喜而告諸侯曰:‘夏王無道,暴虐百姓,窮其父兄,恥其功臣 ,輕其賢良,棄義聽讒,眾庶鹹怨,守法之臣,自歸於商。’ 殷內史向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武王大説……。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也,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周。……居三年,晉果亡。”
夏朝即將滅亡時,夏史官將有關史書帶到了商;商滅亡前,史官將史書帶到了周。晉國滅亡前,晉史被帶到了周天子那裏。史官受到歡迎,可見其地位之高。
“司馬氏世典周史”,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敍述自五帝以來的司馬氏世系時説。司馬遷的父親去世前告訴他,司馬氏祖上在虞夏時代便任史官;到了周朝,則世代擔任周王室太史;父親對司馬遷最大的期望,便是完成《史記》。《史記•太史公自序》説:“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餘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餘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一段話,值得我們注意:
“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囂,奉周之典籍以奔楚。”
匆忙逃離的王子朝,到底帶走了多少、什麼樣的典籍,是否包括《逸周書》之類,我們不得而知,但是,先人重視史料可見一斑。
《世本》、《竹書紀年》中如此準確的殷商世系,無疑來自於朝廷的史官,也證明《呂氏春秋•先識覽》所言不虛。
中國古代教育十分發達,因此,精通曆史的人士無以計數。在春秋戰國時期,商朝建立前帝王的世襲傳承,這是當時的歷史常識,學者、政客們在談天説地中,一不小心就隨口説出來了。《荀子•成相》説“契玄王,生昭明,居於砥石遷於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湯。”《國語•周語下》説:“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
同樣的,黃帝的事蹟,也是春秋戰國時代全社會的常識。從春秋戰國諸子百家著作中,我們可以輕鬆發現一個生動的黃帝履歷。《國語》説:少典娶有蟜氏女,生黃帝與炎帝;《管子》説:神農氏沒落,黃帝興起;《左傳》説:黃帝力量日益壯大,在阪泉戰勝了炎帝;《莊子》説:黃帝在涿鹿擒殺蚩尤;《左傳》説:黃帝設官治理天下,以各色彩雲制定官名;《管子》説:黃帝制定禮法,教百姓務農畜牧、生火做飯,百姓安居樂業,故無為而天下治;《莊子》説:黃帝周遊天下,到過大隗具茨山,上過崆峒山,登過崑崙山,在洞庭湖之濱彈過琴;《國語》和《禮記》説:舜和禹每隔五年隆重禘祭黃帝……
諸子百家會共同編造出黃帝的故事,然後以一個假故事作為論據,相互展開論戰?只有那些“疑古”小人,以難以想象的齷齪心理,才能想得出來這樣的“層累説”。

尊崇祖宗,飲水思源,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在春秋時期,黃帝已經成為世人高度崇拜的神人,民間傳説黃帝在位三百年。孔子的弟子宰我不解,於是,在《孔子家語 •五帝德》中有了這樣的一段對話:
“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吾聞諸榮伊曰:‘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能至三百年乎?”孔子曰:“禹、湯、文、武、周公,不可勝以觀也;而上世黃帝之問,將謂先生難言之故乎。”宰我曰:“上世之傳,隱微之説,卒採之辯,闇忽之意,非君子之道者,則予之問也固矣。”孔子曰:“可也,吾略聞其説。黃帝者,少典之子,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齊叡,莊敦敏誠信,長聰明,治五氣,設五量,撫萬民,度四方,服牛乘馬,擾馴猛獸,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而後克之。始垂衣裳,作為黼黻,治民以順天地之紀,知幽明之故,達生死存亡之説,播時百穀,時是嘗味草木,仁厚及於鳥獸昆蟲,考日月星辰,勞耳目,勤心力,用水火財物以生民。民賴其利,百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黃帝三百年。”
孔子在描述了黃帝的功績之後,解釋説:黃帝制定禮儀教化百姓,教百姓播種五穀、蓄養家畜,因此他在位時,百姓得以壽終正寢(百年);他死後,百姓終身(百年)供奉他的神主;後人終身(百年)推行他的教化,所以説黃帝在位三百年。”
據《史記•封禪書》: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上(漢武帝)議曰:‘古者先振兵澤旅,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山,澤兵須如。”漢武帝在北巡朔方(今河套地區)後祭奠黃帝陵。
自漢武帝在陵前築台祭奠以來,歷代帝王在清明節期間,常派祭陵欽差前往祭掃。民國以後,國民政府多次派員祭奠。
1937年清明節,毛澤東親自撰寫了祭文,中共中央派林伯渠為代表到黃帝陵舉行隆重的祭掃典禮。
台灣台北縣的淡水鎮,每年四月五日為黃帝聖誕,舉行大祭,並以西元前2734年起推算年數。
但是,最早祭祀黃帝的君主,並非漢武帝,而是舜和禹。《禮記•祭法》: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這段話包含豐富而複雜的古代祭禮。簡單説,舜(有虞氏)和禹(夏后氏)在祭祀黃帝時,都是使用最高禮儀;而商朝和周朝,則是世代用最高禮儀祭奠帝嚳,而帝嚳是黃帝的曾孫。
(本文原載“生民無疆”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