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方制度競爭遠沒到終點，但優勢已肉眼可見_風聞

如果未來回顧歷史，2018年6月必定會被後人高度銘記：全球兩大力量西方和新興經濟體幾乎同時舉行了高峯會。一個以怒懟和分裂而終結，法廣直接以“慘敗”作為醒目題目進行報道，一個在團結和盛大炫目的焰火中成功閉幕。世人當然可以認為，兩種極其懸殊的結果預示着人類未來的走向。從五千年的歷史角度看，西方五百年的崛起、二百年的統治不過是歷史短暫的偶然和特例，現在歷史正在迴歸常態。

幾乎與此同時，在中國的經濟中心也將是世界未來的經濟中心的上海，一場思想的盛宴也在重磅登場：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上海春秋戰略研究院、觀察者網聯袂舉行的思想者論壇。

這同樣並非歷史的巧合，中國早已跨過向全球輸出產品的階段，正大跨步的邁向思想製造、思想輸出的階段。正如最新一期《亞洲週刊》所評論的：“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全球舉足輕重的政治力量，實現了從‘趕上時代’到‘引領時代’的跨越。”

思想者論壇首場大會就聚焦中國政治道路，顯示了主辦方有力的、深厚的歷史與學術眼光：沒有中國政治制度優異表現是不可能有如此的經濟奇蹟。我在發言時提出了一個議題：政治制度保持長期穩定的條件是什麼？這個議題不僅僅是針對中國而是具有世界意義。

誠然中國七十年的政治制度穩定是經濟奇蹟的前提條件，但更重要的是，如果以中國這七十年為歷史參照，何以如此之多的發展中國家甚至發達國家都難以做到？比如法國1956年就發生了軍事政變，鎮壓的軍事力量倒戈，各地民眾走向街頭遊行抗議，國家完全失去控制和秩序，最後以第四共和的崩潰告終，隨後誕生的第五共和才維持法國總體穩定至今。

經歷過政治體制崩潰的西方國家還有西班牙、葡萄牙、希臘。前蘇聯、東歐國家、拉美、東亞、東南亞、南亞、中東、非洲多數國家也都經歷過一次甚至多次的政治體制崩潰。應該説，僅就政治體制穩定而言，這些國家都遜於中國，中國和部分西方國家一樣，堪稱是全球政治體制最穩定的典型。

當然，二戰後許多國家由於國力有限，淪為大國博弈的棋子。僅被美國推翻的國家就有幾十個。如果排除了這個因素，哪麼政治制度長期穩定的條件是什麼？

在我看來，首要的是有被舉國上下認同的意識形態。在西方就是“主權在民”的民主，在中國就是（當代的、本土化的）馬克思主義。

目前東西方都面臨着意識形態上的挑戰。西方是由於冷戰後弊端的全面爆發，重創了民主的合法性。只是由於歷史慣性和尚沒有更為成熟、更為持久的替代性模式，西方依然暫時維持了政治穩定。如果現在是1929年，在其他政治思潮的席捲之下，西方全局性的動盪將不可避免。

中國則是前三十年的實踐出現了嚴重挫折：文革十年浩劫、大躍進的失敗並導致嚴重後果。等到中國打開國門，已經和世界的差距達到無法想像的程度。當時中國職工平均月工資不過30元人民幣，而赴法國留學的獎學金一個月就能達到七千元人民幣。一個月就是中國城市居民近二十年的總收入。

不僅如此，隨後的改革開放吸取了前三十年過於強調意識形態的的歷史教訓（比如以階級鬥爭為綱），開始去政治化，去意識形態化，改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前三十年的挫折和後來的去意識形態化，都對馬克思主義形成了挑戰。今天，在改革開放取得巨大經濟成就的同時，重建意識形態就刻不容緩了。

其次，則要有權力的制度性更替和分配機制。

應該説，中國前三十年，西方做的比中國成功。以美國為例，雖然發生了肯尼迪遇刺、尼克松水門案，兩位總統一死一辭職，但由於有制度性安排，仍然平穩度過。中國則是在毛澤東去世後，才逐步建立起幹部退休制度，廢除了幹部終身制。2018年兩會後中國政治體制發生巨大變化，但黨報《人民日報》發表權威評論道：這並不意味着實行終身制，並不意味着廢除幹部退休制度。

三是經濟要持續發展，民生不斷改善。

戈爾巴喬夫在蘇聯崩潰後曾這樣總結經驗教訓：民眾是通過能夠從超市裏買到什麼來衡量一個制度好壞的。可謂一語道破政治制度和經濟的關係。西方政治制度能夠長期保持穩定和它高度發達的經濟密不可分。2008年西方經濟危機，冰島破產、希臘破產，如果不是歐盟的作用，這兩個國家政治制度的崩潰是必然的。類似的，中東之所以發生阿拉伯之春，則和這些國家被西方經濟危機衝擊而又得不到西方有效援助有關。中國經常講外因要通過內因起作用，但僅就國際關係而言，有時僅僅外因就可能導致一個國家毀滅。

現在西方在經濟發展方面遭遇嚴重的挑戰而無法化解。這個挑戰既有自身因素也有外部因素。

內部因素有二。一是在一人一票多黨普選制度下，無法產生稱職的領導人。普通選民只關心身邊的、眼前的事務，對事關國家長遠未來和國際事務毫無興趣。而就是他們決定誰來領導國家。所以選不出有能力的領導人、甚至出現英國脱歐、特朗普當選這樣不可思議的黑天鵝事件就是完全正常的，是符合西方政治制度的邏輯。

我們不妨看看，進入二十一世紀，小布什發動兩場反恐戰爭、其任內發生百年一遇經濟危機、歐盟失控般的擴容、法國推翻卡扎菲、默克爾一拍腦袋就無條件、無限制接受難民、奧朗德極其平庸的五年中卻主動向伊斯蘭國開戰，引發針對法國的巨大恐怖襲擊浪潮。

現在看來，所有這些問題都是西方自己導致的。沒有伊拉克戰爭，就沒有後來的伊斯蘭國崛起，沒有推翻卡扎菲就沒有空前規模的難民危機，沒有歐盟失控般的擴容，就不會有歐盟主權債務危機，更沒有今天的英國脱歐。

應該説西方發展到今天，選不出稱職的領導人已經成為難以改變的結構性弊端。領導人無能，國家如何發展？

二是在一人一票多黨普選制度下，福利只能增而不能減。政治人物和選民達成的契約：你改善我生活，我給你政治權力已經到了不可持續的地步。現在歐美國家債務佔GDP的比重都達到100%，日本甚至達到254%。而根據歐盟的規定，不能超過60%，否則一個國家就極易發生經濟危機。

2008年經濟危機之後，美國經濟持續九年增長，但和克林頓時期的增長不同，國家債務不但沒有減少，反而以空前的速度上升。奧巴馬競選總統時國家債務是10萬億美元，現在則在經濟增長的背景下，債務飆升到20萬億美元，超過經濟總量。這要麼是無效的增長，要麼是借債刺激出來的增長。

高福利的另一個弊端是提高了經濟運行成本、降低了效率。迫使大量企業外遷，造成本國經濟的空洞化，失業率大幅上升。之所以説效率下降，是因為高福利體制下人的惰性必然膨脹，自願性失業、出工不出力的現象嚴重。

外部因素主要是新興國家特別是中國的崛起，打破了西方的三個壟斷：對工業產品的壟斷----中國工業品特美價廉、對資本的壟斷----中國的貸款能力超過世界銀行、對原材料定價權的壟斷----中國買什麼什麼貴。事實上，正是這三個壟斷才是西方能夠統治世界的真正原因。但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崛起，使這一格局歷史性的終結。

​而中國之所以取得連續四十年的經濟高增長，最根本的還是在於能夠通過選拔和培養機制產生優秀的領導人，既能夠抓住國內外機遇進行發展，也能夠有效遏制民粹和資本的影響----既避免高昂的民粹式、超出經濟發展水平的福利訴求，又能進行艱難的涉及眾多利益的改革。當然中華文明的一些獨特性也是經濟奇蹟的重要因素。比如勤勞、重視教育（才能有人口紅利）、高儲蓄率（為投資提供資金）。

目前中國經濟在經過四十年的高速增長之後也處於升級和轉型的關鍵階段，能否成功不僅決定着中國的偉大復興是否實現，還直接影響着政治制度未來的穩定。

四是貧富差距。

根據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的研究，目前貧富差距在全球都是擴大的趨勢。衡量貧富差距的指標基尼係數只要超過0.4就達到危險的程度，危及到社會的穩定。今天全球最富裕的美國已經達到0.48。貧富差距較小的歐洲也在日益倒退，拉美更是長期在0.5以上的水平。中國做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也超過了0.4。

貧富差距擴大最直接的後果就是消弱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影響社會穩定。這對東西方來説都是共同的挑戰。但由於東西方貧富差距的差異性，相對而言，中國更易解決。

西方的貧富差距與全球化、經濟金融化和自動化技術的發展有關。但全球化、經濟金融化和自動化技術的發展是歷史趨勢，很難逆轉。這僅憑分配製度和福利政策很難改變。

中國全局性的貧富差距主要體現在城鄉。根據西方的歷史，要想消除這種差距只能是城市化。現在中國是全球城市化最快的國家，每年大約提高一個百分點左右。再過三十年，中國的城市化率將超過80%，接近西方今天的水平。

需要多説一句的是，和貧富差距相關的另一個問題則是階層固化。這在西方主要是有兩個體制性原因：一是教育體制，二是政治體制。

在西方只有進入所謂精英教育體制的，才有可能進入精英階層。比如美國的長青藤學校。和中國不同，這些學校很多都是自主招生，成績並不是唯一因素。捐款和人脈都起決定性作用。這也是為什麼今天中國的精英也開始向這些學校捐款的原因。2014年SOHO中國董事長潘石屹就向哈佛大學捐款1500萬美元，後來又再度多次捐獻。可以説通過教育，西方的精英階層日益封閉，整個社會的階層則日益固化，貧富差距則更難消除。

政治體制是指西方的政務官和事務官體制。西方的事務官與中國的公務員體系類似，需要考試選拔，他們在政府中只能擔任低層級的、非決策性的職務。政務官則是決策性的高端職務，他們是政治任命，和政黨選舉結果共進退。政務官和能力、經驗無關，只要對政治人物的勝選做出過貢獻，就可以出任各部門的負責人。這就是在整個西方屢屢出現外行領導內行的原因。美國曾出現這樣極端的例子：海軍部長第一次視察海軍時，才驚歎道：原來軍艦裏面不是實心的！簡而言之，只要你有錢，為政治人物的勝選出過力，就有資格擔任政府部門最高領導人。這種規則顯然為精英階層壟斷權力創造了條件。

教育體制和政治體制成為今天西方階層固化的主要原因，事實上西方的上層已經世襲化了，只不過這種世襲被有教育和政治的包裝罷了。這也是貧富差距日益擴大和無法消除的根源。而中國教育一切以成績為標準、公務員逢進必考的做法相對於西方要公平的多，也有效的避免了階層固化的現象，這為從根本上消除貧富差距創造了決定性條件。

最後要説的是，進入二十一世紀，種族問題日益成為影響西方政治制度穩定的因素。簡而言之，就是傳統白人出生率急速下降，而外來族羣的出生率則極高。種族比例正在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雙方的矛盾和對立日益上升。這也是整個西方民粹崛起的很重要原因，也是二十一世紀以來巴黎騷亂、倫敦騷亂、奧斯陸騷亂的根源，更是特朗普能夠當選的時代背景。而且隨着時間的推移，這種矛盾會越來越尖鋭，不排除對西方政治制度產生顛覆性作用。

應該説，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都面臨着挑戰，制度的穩定性均取決於各自解決問題的能力。相比較而言，我更看好中國：一方面中國並沒有西方不可解決的問題，比如是否能產生勝任的領導人、種族問題、貧富差距、政治權力上否能夠遏制民粹和資本的影響等。另一方面中國有很強的改革能力和執行力，有更大的可能性解決自己面臨的挑戰。當然歷史發展自有其邏輯，並非理性分析所能全部涵蓋。東西方的制度競爭遠沒有到終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