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逆的跳蚤_風聞

                                                         天性難改

   跳蚤市場並無跳蚤出售。

   一處空地支架起能遮太陽與雨點的大棚子，分隔成寬2米深3米左右的攤位，每月付幾百元到一千幾百元不等的租金，就可以當一個攤主，出售你自己想要出售的貨物或東西。

   它不同於統一經營與管理的百貨公司和超級市場；也不同於也由個體攤販構成的購物市場，因為它沒有中央空調，也沒有擋風的牆。簡陋得不能再簡陋，與露天的集市相比，只是多了個大棚子和通了電源。

   這就是遍及美國和全世界的簡易市場，你願意叫它什麼都無所謂，跳蚤市場，攤販市場，個體户市場…….都行，反正它的成本低，同樣的商品就會比其他商店便宜一些。另外還有一個不同之處，它有一些不經批發市場而獲得的商品，或者由攤主自己直接進口一個集裝箱的國外商品，或者代銷旅遊者皮箱中攜帶的一些小商品，或者是自己家裏的舊貨古董…….總之，這是最原始也是最有活力的一種市場形式。

   進了跳蚤市場，買主和賣主，本地人和外地人，大家都成了跳蚤，珠光寶氣和裝模作樣的人是不會來這裏的。正是這種本來面目，你忽然感到不論是上海，曼谷，香港，紐約，舊金山……..的跳蚤市場裏，人們的眼光，眼神，語言，腔調，手勢等都是大同小異的。國籍，種族，膚色並不會影響人們的討價還價，一個想多賺些，一個則想多沾些便宜的天性。而這些天性在大商店裏往往是被掩飾起來的。

   當然，在美國的跳蚤市場裏也有起自己的特色，這就是攤主的民族多，出售的商品也相應地五花八門。

                                                    寒練三九，暑練三伏

    在美國，我不論到哪個城市，都要逛逛當地的跳蚤市場，除了接觸真實的美國之外，也有想買點便宜貨的念頭。與貨物千遍一律，定價無可商量的商店相比，這裏還有一種討價還價的樂趣，去戲院看戲，不就是為了看演員的表演嗎！

    每個市場都有二，三十個籃球場那麼大的面積，由於鋪了水泥或瀝青，基本上是寸草不生，使人很自然地產生一種硬繃繃，灰沉沉，乾巴巴的環境壓抑感。  

    如果是大棚子，太陽的威脅就少一些，否則朝西的那些攤位，一到下午，攤主們有變成烤肉的危險。他們大多數都躲到周圍的陰影處，眼睛盯着自己的攤位，一見到有人停留在他的攤檔處，就趕緊從陰影處走出來，嘴裏發出動聽而柔和的招呼聲。

    到了冬天，有些年老的攤主穿着得如同愛斯基摩人一樣，不斷地在攤旁跺腳跳動。北京話中有一句“練攤”的詞，大概是指身為攤販者需要有練功的根底，既然是練功，寒練三九，暑練三伏也是必不可少的功夫。

                                                         跳蚤的大師兄

    印度人錢德拉先生在喬治亞州與佛羅里達州辦了三個跳蚤市場。

    我問他怎麼會想起開辦跳蚤市場的？

    他用左手慢騰騰地摸着剃得光光的下巴，似乎希望能由此摸出一串串合適的詞兒來。

    在一個成敗論英雄的社會里，成功者以往的所有倒黴事情皆一變而為光輝異常的奮鬥史，也就是説，人在成功之前越倒黴越好，更有傳奇對比效果。

    他慢慢地摸着鬍鬚的根部，大概是在一個一個地數五十來歲的一生中究竟遇到過多少倒黴的事兒：

   “一切起因皆由於窮！”錢德拉終於數清了往事，放下了左手，胸有成竹地望着我。

    他告訴我曾在農場裏當過苦力，農場主因為經營不善，拖欠了他一年多的工資，就將一塊約半英畝（三市畝）的荒地作為補償。二十多年前，這裏不通公路，沒有開發，人煙稀少，這塊荒地白送給人也未必人人都要，真的要買賣，最多也就是幾百塊錢。但對他來説，這是別無選擇的選擇。

    後來，這個地區逐漸被開發，通了公路，建起了住宅區，遊樂場。建築商注意到了這塊土地，出價三千五的都有，他不為所動，但自己來建設又沒有資本，於是就想起了跳蚤市場。

    開始時，搭一個小棚子，由老鄉來幫忙施工，化不了多少錢。租用攤位的也就是一些印度人，租金也很低。後來發展到兩百多個攤位，租金也成百元成百元地增加。就算每個攤位平均月租為5百元，一個月的租金收入就有十幾萬元，除掉各種開銷，淨賺五，六萬是不成問題的。

    錢德拉的經歷並沒有什麼特別複雜曲折的內容，全世界所有白手起家的業主，尤其是小老闆，都會有與此大同小異的經歷，“一切起因皆由於窮”，因為窮，他們必須緊緊地抓住每一根救命的繩索或機會，謹慎地使用每一元錢，儘量地減少可能出現的風險，沒日沒夜地勤奮工作。在一定的意義上説，資本主義的教父並非那些令人望而生畏的大公司，而是天天都在湧現與消失的小老闆。他們渾身是膽，精力充沛，沒有層層疊疊的臭排場與花架子，可以像水銀那樣到處鑽。他們的信念中永遠是沾着叛逆的氣味，“寧為雞首，不作牛尾”。

                                                 不想被第五次裁員的人

    錢德拉是如此，跳蚤市場中的大多數攤主也是如此，錢德拉與每個攤主都是隻對自己負責的雞首，彼此不存在僱傭或從屬的關係。

    馬來西亞血統的美國公民扎克已在美國住了20年，拿到了一個商業管理碩士，在中等公司與大公司都當過白領僱員，最終還是在跳蚤市場裏租了個攤位經營馬來西亞的藤製品和工藝品。

    我問他為什麼不當白領階層而來做攤販？

    扎克是個性情温和，説話坦率的人，他説自己並不害怕競爭，但是在公司裏或政府機關裏的競賽完全不是運動場上的那種公平的競賽。也就是説，有很多説不清數不清的因素在干擾競爭。比方説，頂頭上司雖然不是真正的老闆或主人，但事實上主宰了下屬的命運。運氣好，遇到一個開明而公正的；運氣不好，就像多了一個板着面孔的繼父一樣，他的工作似乎就是用來指責與挑剔我所做的每一件事。

    又比方説，名牌大學畢業的人儘管在能力上不及你，但你始終不是他的對手，這和商品的名牌效應一樣，是一種附加值。

    又比方説，憲法條文中，在理論上，美國沒有種族歧視。但是在感情上，在有意無意中總是難免的。就拿我阿扎自己來説，我也不希望女兒嫁給一個美國的白人或黑人，總希望她能找到一個同樣血統的男子。那麼，在一個白人佔支配地位的國家裏，這種有意無意的排擠也是在所難免的。

    説具體些，每次經濟不景氣而裁減人員時，先是黃皮膚，後是黑皮膚，留下的是白皮膚！我被裁減過4次。”阿扎平靜地説。

                                                     總裁坐鎮中央

    在洛杉璣的一次聚會上， 素不相識者總不免要做些互送名片，説些：有機會來我們這裏走走之類的應酬話。

    其中有一位四十來歲，戴着一付金絲邊的眼鏡，蠻有大老闆派頭的華人遞了張名片給我，上面印着泛太平洋國際貿易中心總裁，又分別列出紐約辦事處與香港辦事處的電話和傳真機號碼。

    有一次我去紐約的法拉盛辦事，途徑一個跳蚤市場就順便進去逛逛，無意中見到名片中的泛太平洋國際貿易中心的勞勃脱黃總裁盤着雙腿像坐撣般坐在一個狹小的攤檔裏，周圍放滿了各種小商品，他處於中央的位置，拿東西很方便。

    他認出了我，立即要站起來表示歡迎，但又不能起立得太快，以免會打翻四周的瓶瓶罐罐。我連忙加以勸阻，讓他繼續保持原來的姿勢。

    我迅速地環顧了一下這個約5平方面積的攤檔，總裁既然坐鎮中央，想必這裏就是泛太平洋國際貿易中心的總部了。比較有些只有一張辦公桌的那些國際貿易公司來説，這個面積已相當可觀。黃總裁不會因為這有限的面積而自豪，但也決不會因此而臉紅。因為在美國，在每一個有市場經濟的地方，一盒名片產生一個總裁已成為司空見慣的事，何況黃總裁併非只有一盒名片，而實實在在地有着地盤和商品。

    黃總裁是香港移居美國的商人，每兩至三個月從中國大陸運一隻集裝箱到紐約，他眼光獨到地收集一些不受美國配額限止而又在中國銷價處理的的商品。

    他是否研究過愛因斯坦老先生的相對論就不得而知，但他對時間和空間的相對關係卻頗有真知灼見。在他的眼中，現在的一隻破碗不必丟入垃圾桶，而是埋入土中，若干代的子孫再挖出來就是值大錢的古董。中國鄉下老太婆的油炸土豆絲，被城裏人看不起，但同樣的中國土豆絲被麥當勞一加工，城裏人就要排着隊去買，蹺起個小手指，在馬路上一根一根地數着吃！

    同樣的道理，什麼處理貨只要越過太平洋這個遼闊的空間，就如同經過魔術處理，身價大變。比方説，始於中國60年代的黑色布面膠鞋，80年代以來穿的人越來越少，倉庫裏積壓得不少，人民幣2元，3元地處理着賣。但經黃總裁之手一運到美國，改名為中國少林功夫鞋，或簡稱功夫鞋，賣5美元至8美元一雙，還真掀起過一場功夫鞋熱哩。美國本來就是一個喜歡追逐新奇的地方，況且與一兩百美元一雙的旅遊鞋相比，實在也便宜得很，指望穿了功夫鞋也能像李小龍那樣身輕如燕，拳打腳踢地有身好功夫。

   “有發燒，必有退燒，見好就收，再動新腦筋，繼續混口飯吃罷了！” 果然，功夫鞋在美國也成了垃圾貨。

                                                       再次改行

    菲律賓曾經是美國國旗上準備加上起的一顆星，就像後來併吞夏威夷那樣，從語言到一切社會制度與生活方式的全盤美國化是很自然的事。

    但迄今為止，菲律賓除了出口香蕉和菲律賓女傭之外，似乎沒有其他的名優特產出口。由此可見，資本主義並不是什麼包治貧窮的靈丹妙藥。

    除了出口菲傭之外，還有什麼在海外有點名氣的呢？

    在其他國家也許感受不到，但在美國能夠感受得到，這就是菲律賓的女護士。

    美國國內缺乏大量的護士，而醫生卻相對地有餘。凡事一缺就緊張，一緊張就放寬輸入外國護士的條件，並以較高的薪水與優先發放綠卡來吸引。但對外國的醫生則諸多限制，千方百計地不讓其在美國開業，醫學院的助學金也基本上不發給外國學生。

    這樣一來，不僅窮國的護士要爭着來美國賺美元，連有些醫生也寧可來美國進護士學校或學院捱上一，兩年，趕緊改行當護士速速去領取綠卡再説。

    明妮就是其中之一。 他本來在菲律賓當醫生，有碩士的學歷， 後來到美國深造，指望再上一層樓，一方面又拼命打聽有無機會留在美國當醫生。答覆是肯定的，她可以留下來當醫生，但不是公開的醫生，而是黑市醫生，一是要冒被捉被軀趕返菲律賓的風險，二是別指望領到綠卡。

    於是她咬了咬牙根，決定領取護士學院的助學金，因為有醫生的根底，只讀兩年就修完了全部規定的課程畢了業，又很快在一家小醫院當上了護士，不到兩年又拿到了綠卡。

    接着的事幾乎是千篇一律的， 把丈夫和孩子一個個地串連到美國，分期15年供一套房子。昔日的夢一一實現了。

    菲律賓護士所以容易為美國接受，原因之一是她們會講英文。但會講英文不等於是美國人；即使拿了綠卡又入了籍，她們依然不是白皮膚的美國人。

    她終於辭去了護士的工作，在跳蚤市場租了個攤位。丈夫負責進貨送貨，她專職看攤子。

    我的一個親戚和明妮是醫院裏的同事，因此明妮和我也相熟，説話也比較直截了當。

    問起她何故要棄專業而做攤販？她不假思索地説：“我的專業是醫生而不是護士。即使綠卡期滿申請入籍，不等於能恢復我的醫生資格，因為美國並不承認我在菲律賓的學歷和資格。歸根到底，美國不相信窮國培養出來的醫生，也不想讓國外的醫生來爭奪本國醫生的飯碗。那麼，首先我又得進醫學院讀書，隨後再和美國當地的醫生競爭飯碗，這一條路是漫長的。我今年已四十歲，又有兩個孩子，還能安心去讀書嗎！而繼續當護士呢，你知道這幾年護士已不同往年那樣稀罕，護士老了但又當不上護士長，遲早是會被淘汰的。”

    她又説了些其他的原因，例如醫院裏的愛滋病人越來越多，她有時侯在一個值班日裏要護理兩三個。活人天天對着待死的人當然並非一種職業上的樂趣，但為了謀生，也顧不得這麼多了。可是，那些垂死者之中並非個個都是棄邪歸正的，有的還突然抱着護士硬要嘴對嘴地接吻，不只是噁心，而是謀殺！

    另一個原因呢，她認為有些白人醫生的脾氣和架子與奴隸主不相上下，把護士當作黑奴般呼來喝去，這對一個曾經是醫生的人來説，是一種比被愛滋病人抱着親嘴更加難以忍受的精神折磨。

    做攤販，不管多辛苦，賺的錢也許會少於當護士，但對她來説，這已經是一種解脱，或許像當年獲得解放的黑奴一樣去追逐一種屬於自己的命運。

                                                        革命浪漫主義

    北京老太太姓程，當年被兒子接來美國，主要目的似乎並不是讓她在有生之年多長些見識，而是當一個永不生鏽的螺絲釘，不領薪水，包做家務，包帶孫子。後來女兒也在美國生了孩子，她一人不能分身去美國的兩個城市，於是就把剛從醫院院長崗位上退下來的老伴也介紹過來在女兒那邊當“男保姆”。

    等到孫子和外孫逐漸長大，進了幼兒園，這兩個老的漸漸地成為多餘者，雖然未被正式通知解僱，但家中的天氣預報就難得有晴天。要回國，北京的老窩早就讓老二一家佔了，硬擠進去也未嘗不可，但天氣預報可能更差勁，不光是多雲轉陰天，而可能是天天雷陣雨呢！那些“放着天堂不住，汽車不坐，偏要回來和小輩爭個窩，有出息嗎！”的話都是現成準備着的。因此她們也是有家難回啊！

    程老太太年輕時喜歡讀《青春之歌》之類的小説，因此對離家出走，獨立生活等等的叛逆性格還是挺嚮往的。於是老兩口略經商量就一拍即合，分別搬出兒女之家，一起自行租了間小房間居住，並就近當起了攤主。貨物呢，主要由兒子提供，賣出後再行結算，這不是兒子的特別孝順，而是美國流行的一種代銷術。

    她們沒有汽車，因而不必買汽車保險；另外的兩大保險：醫療保險和人壽保險也一概不買。她説：“三大保險，一個月一個人少説七，八百美元，兩個人就是一千七。咱兩的命沒有那麼珍貴，治小病，北京捎來的公費藥夠我們用到一百歲。如有不治之症或大病，咱兩視死如歸沒有什麼可留戀的！”

    因為兩人分別當過六品和七品的官職，練攤，還得保持一份衙門裏的派頭，坐立端正，腰板挺直，不問不答，用詞精練等等。最常用的詞是OK，YES，NO。如果説不清楚，就拿出一隻計數器把價格一個一個地按出來給顧客看，這樣比講話更精練更明白。

    她們的一生之中，也許有過很多革命浪漫主義的幻想，比方説土豆加牛肉，光着腳緩緩地走在茫茫的雪地上準備微笑着英勇就義，白樺樹林裏響起了三套馬車的歌聲…….但無論如何不會幻想有朝一日會在美國當攤販。

                                                             野性的吶喊

    一個在古羅馬時代，或者説，從產品直接進行交換之時代已經存在的個體市場，居然與現代的大工業大商業同時並存！

    現代社會的上層是高科技與大資本的領域，他們被遠遠地排除在外。

    現代社會的底部是必須對上層百依百順的僱員或僱工，但他們之中並非人人願意受捆綁。於是只存下了兩個可生存的領域或縫隙，一個是黑色的生存空間，男盜女娼什麼都幹；另一個是自食其力的個體勞動，這是農業社會小農經濟的延續，是資本主義社會中最原始的細胞。但此時此刻，它是對工業社會大壟斷大財團的一種反抗，一種原始的野性的吶喊，向資本主義要回做人的小小尊嚴，向所謂的自由世界要回做人的小小自由！

（選自本人著作《我看到了一個只穿褲衩的美國》，2000年廣州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