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説明星高收入是一種病態？_風聞

來源：鈦媒體

作者：凡夫俗子Eric

人有“病”，天知否？或許，一些改變已是迫在眉睫。

高考過後便是漫長的等待。此時此刻，千家萬户在翹首企盼分數的同時，一定也正為琢磨報考院校及專業忙得焦頭爛額。不過，有些高校的相關統計數據早早就已經出爐了，比如下面這組：

2018年，北京電影學院總報考人次達45077人次，同比增長18.17%，再創歷史新高；其中，表演學院報考人數高達9693人次，同比增長13.69%，繼續保持最熱專業之一。

今年表演本科僅錄取50人，比去年減少25人，縮水三分之一；粗略估算，北影表演學院報錄比約為194:1，同去年的114:1相比，難度進一步加大。

數據折射出這樣的現象：越來越多的少男少女懷揣着渴望成為演藝明星的夢想。究其原因，無外乎兩點：在熒屏上可以光鮮亮麗，吸粉無數；在熒幕外，還能夠獲得不菲的收入。

按照馬克思“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説法，不菲的收入自當排在前面。

其實，演藝明星的高收入並不是秘密。只不過最近因小崔爆料引發的軒然大波，再度將演藝明星這一職業推到了風口浪尖。相信當不少人看到相關的新聞報道時，都會被其中的數字驚掉下巴：一直知道明星收入高，想不到居然這麼高！

事出必有因，演藝明星能夠這般吸金，也應該有合理的緣由來加以支撐。學過經濟學的人，一定都對曼昆《經濟學原理》一書中關於超級明星的高收入現象給出的解釋印象深刻。原文是這麼説的：

“……在一些職業內存在收入差距並不奇怪。好木匠賺的錢比一般木匠多，好的管道工賺的錢比一般管道工多。人們的能力與努力程度不同，這些差別都會引起收入差別。但最好的木匠和管道工沒有像演員和運動員中常見的那樣賺到幾百萬美元，用什麼來解釋這種差別呢？

……

超級明星產生在有兩個特點的市場上：一是市場上每位顧客都想享受最優生產者提供的物品；二是使最優生產者以低成本向每位顧客提供物品成為可能的是生產這種物品所用的技術。

如果金•凱利是最風趣的演員，那麼，每個人都想看他的下一部電影；看兩遍風趣性只有金•凱利一半的演員的電影並不是好的替代品。此外，每個人都享受金•凱利的喜劇也是可能的。因為產生一部電影的拷貝是很容易的，金•凱利可以同時向數百人提供他的服務。同樣，由於湖人隊的比賽在電視上播出，幾百萬球迷可以享受沙克•奧尼爾精湛的球藝。”

另外，從市場供求角度來看，作為稀缺資源的明星，其供給缺乏彈性，且難以被替代；而對明星的需求則是無數消費者累加的結果，因此決定了明星的價格（即收入）必然處在市場高位（參見下圖）。

到了互聯網時代，粉絲經濟開始盛行。按照《粉絲力量大》的作者張嬙所説，粉絲經濟“以消費者為主角，由消費者主導營銷手段，從消費者的情感出發，企業借力使力，達到為品牌與偶像增值情緒資本的目的”。明星們大可以很好地運用粉絲與自身的關係來開展經營性創收活動，而這也帶來了更為多元化的收入渠道。

以上都是基於行業視角的分析。倘若站得高一點，從宏觀經濟的層面來審視，那麼我們會發現，演藝明星的畸高收入並不利於國民經濟發展——而且，此現象還是一種病。

這話不是我胡説八道的，而是出自於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威廉·鮑莫爾之口。

01

威廉·鮑莫爾（William J. Baumol），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曾在普林斯頓大學和紐約大學任教幾十年，2017年與世長辭。

他的研究領域廣泛，造詣頗高。諾獎得主、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家約瑟夫·施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接受採訪時表示，鮑莫爾教授是“他這一代人之中最偉大的經濟學家之一，他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在管理經濟學和創新作用等方面所取得的一系列的創新突破，對經濟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早在1965 年，鮑莫爾就發現了科技進步能夠提高生產力水平，同時能自然抬高工資的原因：即在技術的輔助下，製造業的生產效率會大幅度提高，工人們能夠憑藉更低的成本生產處更多的錘子、咖啡杯、手錶等產品。可是這卻不適用於某些服務業，比如音樂會演出、足球比賽、醫生檢查、大學講座等等；換言之，技術的進步並沒有讓這些服務業部門的生產率有明顯提升。

與此同時，這些服務業的勞動力與工廠裏從事生產製造的工人們是處在同一個勞動力市場中競爭的，技術進步提升了製造業的生產率水平，工人們的工資便隨之上漲；與此同時，服務業的工資也要隨着上漲，否則服務業勞動力就要辭職跑去工廠上班了。但服務業勞動力工資上漲並沒有伴隨着生產率的提升，間接導致服務業發展的相對成本與日俱增。

鮑莫爾用了一個形象的例子來加以刻畫。200多年前，演奏一段莫扎特絃樂四重奏，需要四位音樂家合奏8分鐘；而今天演奏此曲，情況與200多年前幾乎完全相同。可以預期的是，若干年後再度演奏同樣的曲目，演奏時間與人數基本上也很難被壓縮。因此可以認為，這一過程中“生產”的效率幾乎沒有任何提高。

不過，這些音樂家們要經歷多年的勤學苦練，還要維繫日常生活，那麼今天的他們絕對不可能索取同200多年前一樣的工資報酬。雖然沒有比前幾代人更加高效，但是他們的工資還是會上漲，因此這些人的工作將會變得越來越昂貴，甚至還要顯著高於製造業部門。

這一發現，堪稱是鮑莫爾最具開創性的貢獻。在他眼裏，這是一種“病態”的存在，因而將其命名為“鮑莫爾成本病”，後人也稱之為“服務業成本病”。而這套理論，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解釋眼下演藝明星高收入的緣由。

當不少人為諸如“自己學歷這麼高，為社會發展進步做了不少實打實的貢獻，收入卻與那些明星大腕相差十萬八千里”之類的問題而困惑時，從成本病理論中或許能夠有所感知：這是因為明星們所處的行業使然，從國民經濟發展的角度來講，其實也未嘗不是一種無奈。

就像吳曉波曾經在一篇文章中寫到的：

“前段時間，我與一位40後的老先生交流，他感慨：這個世界變了。30年前，他在樓下的髮廊剃頭，最多一元錢；買一隻電子手錶，最多40元。

但今天，他去樓下剪頭髮，理髮師剪了沒幾下，就要收30元；網購一隻電子手錶，卻只要20元。有的東西變得越來越貴，有的東西卻越來越便宜，這個世界真的看不懂了。”

02

既然名字裏帶“病”，那麼肯定是有一些不好的東西存在着。除了前文中暗示的加劇不同行業間的不公平感之外，這種“病”更直接地體現在國民經濟增速放緩之中。

按照經濟學的內在邏輯，經濟增長的過程不僅是經濟總量的持續擴張，更是產業結構的不斷升級轉換，二者存在着一定的變動規律：隨着經濟的增長，第一產業的產出和就業比重逐步萎縮，第二產業的比重則呈現出先升後降的態勢，而第三產業逐步上升，最後取代第二產業成為國民經濟的主導。

然而，由於第三產業內部存在着鮑莫爾認為的“停滯部門”，即家政、交響樂、教育等，因此會拉低第三產業的整體勞動生產率水平，且低於第二產業。如此一來，第三產業比重的增加，勢必會導致國民經濟的總體勞動生產率放緩，進而帶來經濟增速的下滑。

就像一個班級，原本全班平均分數在80分，但是新進來了10個成績中等偏下的學生，讓優等生所佔比重減少了，全班平均分數自然會降低到80分以下。

這些，也很可能是當前所謂“經濟新常態”背後的根源之一。

成本病是否有藥可救呢？在鮑莫爾本人看來，這種成本病根本沒有治療方法。鮑莫爾還警告道，那些生產率停滯的服務行業相對成本的增長，將會越來越讓人難以承受。1983年，他講過這樣一段話：

“……這意味着未來 30 年的生活質量將會惡化，因為與生活質量有關的許多服務相對來説將會變得更加昂貴，而批量生產的物品將會變得越來越便宜。”

不過必須承認的是，在鮑莫爾生活的時代，科學技術發達程度遠不像今日這般，因此他的理論學説也難免具有一定程度的侷限性。隨着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人們對於問題的認知越來越深入，因而也針對服務業中存在的“成本病”問題開出了藥方：從宏觀經濟層面看，治癒成本病的關鍵，在於提高服務業的生產率水平；雖然處在“停滯部門”的音樂會、演出、足球比賽、醫生檢查、大學講座們的生產率難有突破，但服務業中並不僅限於這幾大類，還有其他的着力點可以挖掘。

如果將“停滯部門”中的服務業各門類叫做生活性服務業，那麼除了這些以外的服務業則可稱為生產性服務業。而正是生產性服務業的崛起，給人們帶來了新的思路。

03

近些年，隨着經濟的不斷發展，各個行業之間的邊界越來越模糊，最典型的便是製造業與服務業的融合趨勢日益明顯：一方面，製造業對於服務的需求不斷增加，其生產與經營活動越來越依賴金融、租賃、信息服務等服務產業的支持，服務產品作為中間產品的比重不斷增加；另一方面，服務業的經營範圍也在擴大，對製造業的滲透不斷增強，服務業企業憑藉自身的技術優勢，將其生產鏈擴展到產品的設計與生產環節，實現了向製造業的跨界。

簡言之，服務業的生產內容逐漸向製造業靠攏，製造業的生產內容也越來越服務化；服務業企業向着設計和開發環節發展，製造業企業則向銷售環節進軍。

在此背景下，那些以金融服務、信息服務、研發及科技服務等為主導的生產性服務業獲得了極佳的成長土壤，而這些，都是知識密集、技術密集、信息密集、人才密集的高精尖領域。

事實上，生產性服務業與音樂會演出、大學講座等門類最大的不同之處，便在於其與製造業生產活動之間的密切關係：製造業的發展會擴大對於生產性服務業的需求，促使生產性服務業的產量和僱傭量增加，而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也會反過來大大推動製造業的進步。

比如以雲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它們本身並不帶來產出，但卻能夠為現代製造業賦予極大的能量，並顯著提高生產效率。

所以，如何克服鮑莫爾成本病，大力發展生產性服務業是關鍵所在，特別是與製造業關係密切的科技型生產性服務業，如電信業、信息服務業、設備租賃業等等。

不僅如此，當前我國長期引以為傲的低廉勞動力成本優勢正在逐漸消失，人口的快速老齡化讓適齡勞動力不斷減少，工人生產效率的提高也在抬高着製造業成本的持續攀升。按照根據中國歐盟商會資深產業專家豪爾赫·烏特克所説，到2020年，中國的製造業成本可能會增長一倍甚至兩倍，屆時，“世界工廠”名號將就此終結，取而代之的將會是泰國、柬埔寨、越南等東南亞國家。

此時，生產性服務業的重要性已經不僅僅侷限在克服成本病範疇內，更是關乎到我國能夠實現從“中國製造”向“中國創造”的升級。就像今天也沒能走出陰霾的中興，依舊在時刻警惕着國人：掌握高精尖技術，真的可以為所欲為。

至於低效率高成本的演藝行業，作為文化創意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繁榮本身並沒有錯。可是演藝明星的天價收入，對於成本病的克服以及國家科技的進步所做出的貢獻着實有限。

04

話説回來，演藝明星憑本事賺錢，自然也是無可厚非。然而相比於演藝明星的超高收入，那些真正從事高精尖技術研發攻關的人，處境似乎並不理想。

前不久，網上曝出了一份中科院院士的平均薪資，上面赫然寫着：5688元/月。加上各種津貼補助，年收入也就10多萬元。前北大校長周其鳳院士更是感慨：

“國家對院士是有優待，但絕對不是副部級待遇。院士享受不到副部級的住房標準，也沒有專車接送。醫療上，國家會安排院士體檢，但醫院不會按副部級待遇來服務。院士最優的待遇就是，乘飛機時，憑藉院士證，不買頭等艙，也可進入貴賓室候機。”

同樣是“明星”，這些回報同他們的貢獻相比如何，相信每個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

不知為何，忽然想起魯迅先生的一番話：“我們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樑。”

人有“病”，天知否？或許，一些改變已是迫在眉睫。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