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極是很遙遠，但中國也一定要到達_風聞

**【編者按】**2018年6月12日下午，“全球治理視角下的南極與中國”研討會暨《新時代中國的南極戰略：基於實地調研的思考與建議》報告發佈會在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舉行。人大重陽發佈了首份中國南極戰略相關研究報告。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人大重陽執行理事劉元春，南極研究科學委員會（SCAR）前副主席、自然資源部司長張佔海，《中國人民大學學報》編審、教授林堅，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海洋戰略研究所副研究員張欣波，北京大學博士後王婉潞，前中國南北極科考隊員、A21亞太區市場總監劉富彬，某旅遊集團極地探險事業部總經理張雷、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董希淼等嘉賓出席報告發佈會並參與了學術研討。人大重陽將發佈會當天各位嘉賓發表的核心觀點整理成此文，以饗讀者。

6月，對於中國的南極事業而言，是個值得紀念的月份。1984年6月，國家海洋局、南極委、國家科委、海軍和外交部聯合向國務院和中央軍委提交的《關於中國首次組隊進行南大洋和南極洲考察的請示》正式獲得批准，由此開啓了中國正式開展南極科學考察的歷程。34年後的今天，中國的南極事業取得了長足進步和輝煌成就，然而，由於中國加入南極條約體系較晚，參與南極治理能力較弱，缺少體系內影響力和話語，遠遠無法滿足中國發展的戰略需求。因此，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中國需要催生全新的“南極觀”，用全球治理的視角思考中國、南極與世界的關係，以及深入參與南極治理之於中國的重大戰略意義。

南極：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最佳踐行地

近年來尤其是2015年以來，中國對全球治理議題的重視程度越來越高，其背後反映了中國與世界關係正在發生的根本性變化：中國從全球治理體系的局外人，逐漸變成融入者和學習者，現在正在變成改革者乃至引領者。在此進程中，中國逐漸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新型全球治理觀念，試圖超越傳統國際政治的叢林法則、零和博弈、地緣競爭等固有思維，推動建立一種更加開放、普惠、包容、平等的新型全球治理體系。

在此理念指引下，中國提出了“一帶一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倡議。雖然南極的法律地位目前仍存在爭議，但南極是地球最後的處女地，關乎全人類的福祉，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最佳踐行地之一。

未來，全球公域治理一定會成為全球治理體系的重大核心議題。極地、深海、外層空間和網絡空間這四大全球公域，以往人類活動鮮有涉足，但在將來，人、國家、國際組織等各類行為體在這些領域內的互動將變得日益複雜，而這些領域尚未建立起完善的治理機制。對中國而言，這是難得的歷史機遇，深入參與全球公域治理能夠賦予中國機會，用新型全球治理理念塑造國際機制和規範。

南極不太平：當前治理體系面臨的風險與挑戰

當前，南極治理體系存在着若干不穩定因素，也面臨着多重風險和挑戰。

**南極條約簽訂之前的領土主權聲索並未被禁止，只是被凍結。**1908年，英國宣佈對包括南極半島在內的扇形地塊及其水域擁有主權；其後，澳大利亞、新西蘭、法國、智利、阿根廷、挪威六國先後對南極提出領土主權要求。到本世紀40年代，上述七國已對83％的南極大陸提出了領土主權要求。美國、前蘇聯不承認任何國家對南極的領土要求，同時保留他們自己對南極提出領土要求的權利。

雖然條約禁止新的領土主張，但不少國家都蠢蠢欲動，在領土主張方面不斷更新着自身訴求。

挪威南極領土主張的新變化：（左）1959，（右）2015

隨着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實施，部分國家對南極的領土主張從陸地向海洋延伸，目前已有7個國家提交了關於南極外大陸架的劃界案，其主張的劃界方案彼此衝突。

**南極條約允許以和平目的使用軍事人員和設施，南極“軍事化”的潛在風險切實存在。**例如，美國將其南極活動列入了國家安全決策事項，建立了強大的航空網，以後勤保障名義部署軍事存在，早在2002年就將南極劃入其太平洋戰區。當前，南極的軍事價值日益受到重視，如情報收集、信息處理、衞星監視、深空探測、衞星通信、生物基因和太空物理等具有現代軍事用途的科學技術，都可以在南極找到理想的研究場所或對象。這些研究和設施不僅有助於和平時期的信息搜索和監視，還有助於戰時干擾、攔截甚至攻擊對手的衞星信號，這對於日益依賴太空衞星系統的現代戰爭至關重要。因此，部分國家在南極的考察站日趨軍民兩用化，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所長安東尼·博金(Anthony Bergin)認為，一旦其軍民用途發生轉換，在未來幾十年中，世界主要大國甚至有可能在南極爆發軍事衝突。

**南極資源****商業利用領域擴大化，****尤其是南極旅遊不斷升温，加強南極旅遊管理已成當務之急。**隨着科技手段的不斷進步，人類南極活動的類型不斷增加、活動範圍不斷拓展。目前登陸南極的人，早已不侷限於科考隊員和探險家，越來越多普通遊客有了更多機會一睹南極風采。2017年夏季，南極洲接待了近4.4萬遊客，而在1995或1996年的同一時期，遊客數僅為9000人。中國近年來赴南極旅遊人數增長速度很快，已經成為南極旅遊第二大客源國。

圖片來源：IAATO官網

然而，不僅我國在南極旅遊相關領域的法律法規幾乎還是一片空白，整個南極治理體系中也缺乏規範南極旅遊的相關機制。當前該領域內的國際規則和規範，基本全部照搬IAATO的相關規程，為此南極治理體系已經飽受質疑。

南極如何治理：考驗中國的大國智慧和擔當

未來，經略南極需要中國充分發揮自身獨特優勢，為南極治理貢獻更多公共產品。當前，南極治理所面臨的風險和挑戰，實際上是現今全球治理體系面臨困境的縮影。作為新型大國，中國需要超脱既有的對抗的、等級森嚴的治理邏輯，在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指引下，推動南極治理體系向着更合理高效、更開放公平的方向發展。

面對南極資源商業化利用規模擴大這一趨勢，中國一方面需要加強國內相關領域法律法規的完善，對科考、旅遊等人類活動進行細緻地規範，對中國企業進入南極旅遊產業進行方向正確的引導，將人類對南極生態環境的影響降到最低，同時也從制度層面為中國公民在南極的生命財產安全提供保障；另一方面，中國更應該在國際層面上儘早推動南極條約體系中關於南極旅遊管理機制的建立，通過完善南極條約體系維護其穩定。

此外，中國需要完善內部治理機制，提升參與能力和水平。建立更高職級的具備跨部門協調動員能力的南極事務管理機構勢在必行。長期以來，我國主要的南極活動都向國家海洋局報備，但由於旅行社歸中國國家旅遊局而非海洋局管理，海洋局對國內南極旅遊從業者無管理權限。類似這樣的現象在南極事務的其他方面也廣泛存在，由此，體制機制革新是提升中國參與南極治理能力的重要環節。

提升南極治理參與能力的核心在於人才培養。南極治理人才，一類是具備高水平專業知識和素養的專家型人才，另一類是同時具備專業素養和良好語言能力、跨文化溝通交流能力及管理能力的複合型人才。培養出更多這樣的人才，並使他們有機會進入南極治理相關國際組織任職、擔任科研帶頭人或管理層領導職務，對提升中國在南極治理領域內的制度性話語權意義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