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自宋朝後進取心喪失是因為儒家文化影響？_風聞

有一個獵人打造了一把弓箭，每日習練弓術，閒時保養弓箭。自弓術大成後，山賊不敢近身，獵物每日滿肩。他將賣獵物獲取的錢財拿來做生意，不幾年生活開始富足，每日衣來伸手，飯來張口。休説像以前一樣每日打熬身體、習武練弓，現在連出門都是人抬着。新來的山賊知道他闊氣，便上門勒索錢財。剛開始他還從倉庫裏拿出佈滿灰塵的弓箭想像以前一樣打敗山賊，但多年沒有維護的弓箭早已腐朽，而他不僅沒有了以前矯健的身手，連拼命的勇氣也喪失了。最後山賊拿着他奉獻的錢財揚長而去，他卻不思己過，而是指着弓箭大罵，説它害得自己受辱。

這個人名字叫中國，這把弓箭叫儒家。

當然，這個比喻是極其不恰當的。因為①儒家是意識形態，而非殺人做事的具體工具學問。就像今天有人罵治病用醫術、種地靠農民、打仗靠武器兵法，中國今天的強大和你這個主義那個思想有什麼關係？②是意識形態它會影響你的思維方式，改變你看待世界的方法態度，進而成為你自身的一部分。所以，中國過去的好壞儒家的確有責任，就像現在的中國受到主義的影響一樣。

今天許多自稱唯物者的人往往對儒家的看法最負面、最極端。將中國人失去血性、失去進取心，導致近代的屈辱史歸咎於儒家的也往往是他們，事實真的如此嗎？讓我們先來重新複習一段話。

“客觀決定主觀，主觀能反映客觀，並對客觀具有能動作用。當主觀正確反映客觀、並作用於客觀時，對客觀事物的發展起促進或推動作用；反之，對事物的發展就起阻礙作用。因此，要想推動社會的發展，必須使主觀符合客觀。”

我們必須明白幾點。

1：中國文化是受客觀自然和社會環境影響產生的。

2：是中國人創造了儒家學説，而非儒家學説自己憑空跑出來的。

3：是中國人選擇了儒家作為統治的意識形態，儒家作為一種學説並不能逼着中國人認同。至於有人反駁是部分中國人認同並強迫大家接受的儒家，那麼絕大多數不認同的為什麼不反抗？不是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嗎？

4：儒家文化先進和落後的主要原因是客觀自然和社會環境變化的結果，進一步的話也是中國人自身作為的結果。無論儒家文化是落後還是先進，決定權不在儒家身上，而是在於客觀環境和作為主體的中國人手裏。改不改造或如何改造使得儒家反映客觀世界是中國人的事情。把自己喪失血性或進取心的原因歸咎於自己創造出來的事物是很可笑的，就像古代把帝國崩潰的原因歸咎於女人一樣。

5：古代儒家文化是否先進要和同時代的其他文明比，而非拿現代社會的標準去看待古代。就像今天一個物理研究生嘲笑牛頓落後、知識薄弱，那隻會得出古代一無是處的結論，不能因為近代中國的落後就得出儒家一直無能。既然是主觀的意識形態就應該明白它不是法家、兵家這種具體做事的學問，説儒家不能做事所以一無是處是很可笑的，這就像嘲笑基督教、印度教、資本主義不能治病種地沒用一樣。

接下來我們開始分析所謂儒家或中國人喪失血性或進取心的原因。

一：客觀自然環境

我們很多人都知道，中國是個相對封閉的文明。北方是無邊冰原，西邊是浩瀚的沙海，西南是橫斷山脈，南部是叢林，東部是令人畏懼的大海。與其他三個文明密切的交流相比，中國是孤獨的。

中國自秦朝開始才相對統一了長城以內的核心區，即使如此，西南的雲貴高原橫斷山脈以盛唐的武力也難以征服，直到明朝改土歸流後才算真正掌握。

此後漢朝將嶺南、越南北部、朝鮮北部、甘肅收入版圖，並試圖進一步開拓西域。幾百年後的唐朝大致重複了這一步驟，這兩次開拓就試探清楚了古代中國能控制的版圖極限。

在西藏高原還沒有強大的部落誕生時，依靠北邊的祁連山脈和南部的崑崙山脈的屏障，中國能大致保障後勤運輸通道以供應部分軍隊掌握西域。但自唐朝西藏高原吐蕃的強勢崛起後，這一狹窄的運輸通道受到吐蕃和突厥兩面威脅，再維持對西域的掌握已經得不償失了。而這個情況在清朝有所改觀是因為作為漁獵民族崛起的後金本身依靠武力和聯姻消除了來自北邊遊牧民族的威脅，吐蕃經過唐宋幾百年的進取中原嘗試無法成功後又接受了藏傳佛教的洗禮自我閹割。絲路南北威脅完全消失，這讓清朝的後勤運輸線能全功率運轉。

長江黃河自西向東貫穿中國，而大運河的修造又溝通了南北。但這個南北並不包括南嶺和武夷山脈，特別是廣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還有十萬大山。雖然這些山的高度放到北邊會讓人嘲笑，但對軍事瞭解的人會明白這種連綿山脈對軍事投送能力的限制有多大。別説在兩湖還沒有完全開發的時候軍需要跨越千里從江南或中原調運，即使在兩湖完全開發後以古代的運輸能力十石糧食能有一二石到達就不錯了。也就是説，中國能投送到越南的軍事力量被削弱到了極致，人少無濟於事，人多難以持久。而看越南的地形是狹長的南北帶狀，中間最窄，西部是長山山脈，這就是中原千年來幾度統一越南但卻無法長久佔領的原因。因為雖然越南無法抵擋中國第一波進攻的力量，但他們只要退往南部，以南部作為大後方生產糧食物資支持前方的抵抗騷擾，中國是無法長遠支撐這種持續失血的。

朝鮮的情況和越南是極為相似的，中原往朝鮮的陸上通道只有燕山山脈和大海間的狹小地段，而且還要受到遊牧民族的威脅。朝鮮北部是長白山脈，靠近日本海一邊也是高山地區，南北兩邊和越南一樣都各有一個糧食生產基地。

自漢唐兩次嘗試，耗費無數、死傷慘重卻最終一無所得後，中原的進取心開始慢慢消退。期間還有元朝丞相、尚書、和忽必烈的兒子脱歡三次領軍50萬進攻越南最終大敗，朱棣也是50萬大軍費盡千辛萬苦僅僅維持了十幾年對安南的佔領。

有人會問為什麼不能從海洋上進攻？這是因為農耕文明對無法從陸上連接掌控的地盤並沒有多大興趣，農耕文明需要的是連成一片能穩定安全種地的地盤。在航海技術並不成熟的古代，以海洋運輸進行穩定的物資人員信息交流太困難了，除非是地中海那種平靜沒有什麼大風浪洋流的海面。

二：大一統的制度限制

我上一篇文章詳細介紹了先秦、漢朝時候儒家的剛毅血勇。我還大概説了一下儒家的這種“俠以武犯禁，儒以文亂法”和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的理念是衝突的。

公羊派更是宣揚如果君主無故誅殺親友便可以向君主復仇，儒家認為君主和臣子是以道義維繫關係的，沒有臣子就該無條件服從君主的説法。即孟子的“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

這些理念①是對維護君權極為不利，沒有一個皇帝不喜歡臣子無條件服從自己。②沒有一個君主能做到萬事毫無偏差，為了整體犧牲局部更是一個合格君主必然會做的事情，所以如果僅僅因為君王無義便可以反對甚至推翻君主那麼國家永遠不會有穩定。③推崇大復仇主義必然和法律衝突，一個是以個人好惡判斷對錯的私刑，一邊是“為私鬥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連私鬥都不允許的法制。但以當時的社會環境限制完全無法做到法治，也別想公平公正，也就是説，即使法律不公或判錯，法家和君主也希望你乖乖接受，所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與儒家比君主和法家更喜歡循規蹈矩、遵紀守法的公民。④這會導致嚴重的社會治安問題，對大一統國家的治理不利。

所以，大一統制度雖然維護了國家長久的統一，但卻和早期儒家的血性衝突。此後隨着大一統制度的深入和每一次改朝換代君權的加強，儒家被統治者改造已經成為必然。

事實上有一種辦法可以短暫解決這種矛盾，那就是軍國主義。這也是秦朝崛起的原因之一，對內嚴格執法，使得大部分百姓都服從律法壓抑血性，對外戰爭緩解壓力釋放血性。也就是化私鬥為公戰。但這得有源源不斷的利益獲得，使得收穫遠遠大於損失。早期秦國通過對內推行嚴酷的刑法和軍功爵制度，對外不斷進行戰爭獲取利益緩解這種嚴酷刑罰導致的百姓不滿。但當時的秦國僅僅只是一個偏遠的貧窮國家，戰爭獲得遠超損失，所以這麼做能行得通。而始皇帝一統中國後環顧四周已經沒有任何富裕的地方能抵消戰爭所得，百姓軍士再無強大的利益驅使，卻又受到殘酷的刑罰逼迫，二世而亡是很自然的事情。

歷代王朝初期的強大都是因為有足夠的田地財富驅使士兵，但大一統後的中國四周沒有任何地區有足夠的利益獲得。凡是戰爭都是損失而沒有收益，所以軍隊戰鬥力不斷下降。吸取了秦朝的教訓，此後的王朝在統一後慢慢放開刑罰力度。即不敢管得太嚴，又需要百姓聽話，要是你會怎麼做？改造儒家思想愚民加強君權自然成為必須的做法。

這其實還有另一層意思，因為國土的遼闊、人口的眾多，而又相對周圍蠻夷富裕。以中國這種經常佔據世界人口三分之一以上的體量想對外獲取利益滿足自身在當時是不切實際的，那麼絕大部分百姓為了爭奪利益只能內鬥，這種內鬥的持續會不斷削弱民族的團結性。大一統制度必然反對百姓的對外開拓，為了便於統治管理也必然限制百姓的流動，更不會容忍另一個華夏王朝的出現，因此像西周那樣的分封制也無法實行。就像乾隆時期的蘭芳共和國不會得到清朝的庇護一樣。所以當時交通和信息傳遞的效率就限定了中國的國土範圍只會這麼大。

三：經濟條件的限制

“光腳的不怕穿鞋的”，凡是富庶安逸久了鬥志和血性都會慢慢消磨，膽氣也會下降。因為你有，所以你會患失。相反一無所有的人什麼都不怕，因為沒什麼好失去的，這也是建國時咱們敢同時懟美蘇的一個原因。塞外的牧民和野人們在嚴酷的自然環境下長大，因為資源財富的稀缺，每時每刻都在和自然環境或其他部落戰鬥爭奪資源。生命是如此短暫脆弱，生活是如此困苦艱難，死亡也就不是什麼可怕的事情了。

事實上塞外的牧民進來搶劫即使死傷慘重，但只要搶劫幾個村子，獲得幾百個鐵鍋或布匹糧食，他們就是賺的。而中原朝廷要進攻草原，僅僅糧食的路上損耗便是天文數字，即使每次勝利都是虧本買賣。

沒有人喜歡做虧本的買賣，所以宋朝寧願低頭送歲幣都不願打仗。北宋財政收入最高時超過1.6億貫，這是鴉片戰爭時期的清朝收入的將近四倍！要知道清朝四億人口，而且地盤遠比宋朝大得多。盛唐時期是多少呢？大概3000萬貫。宋朝一次軍事行動能耗費5000萬貫，而所謂歲幣不過九牛一毛。春秋戰國時期中原的人和草原牧民的收入差距並沒有太明顯的差距，和牧民打仗勝利獲取牛羊還是有賺的事情，所以並不懼怕戰爭。到漢武帝時期一場對匈奴的反擊戰不但耗盡了文景兩帝的積蓄，甚至讓國家財政將近破產。

富裕不會讓國家懼怕戰爭，但無論輸贏都會虧本的戰爭沒人想打，尤其是戰爭失敗後可能失去一切的前提下。如果宋朝一開始能收復燕雲以長城做屏障的話會好很多，因為有緩衝可以承受失敗，但宋太宗喪失了這唯一的希望。之後軍隊戰鬥力不斷下降而國家卻不斷富裕，膝蓋變軟是很自然的。既在外面不斷下跪上供，又需要在內維持威嚴，作為統治的意識形態就必然要進一步禁錮人的思想，也就是“存天理、滅人慾”，雖然“存天理滅人慾”的本意是説人的慾望要有度。

四：缺乏和同等文明的交流刺激

因為地理條件的限制，古代中國和其他三大文明的交流極其困難。環顧四周，無不是茹毛飲血的野人或窮得連褲子都沒得穿的牧民。所謂東夷、南蠻、西戎、北狄，華夏華夏“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

處於這樣的客觀環境下將中國當成世界文明的中心是理所當然的事情，而有這種看法久了盲目自大不思進取也成了必然。已經認為自己站在山巔，又哪裏還有繼續攀登下去的慾望？

歐洲卻不同，他們是分散的小國，長期處於互相競爭的戰爭中，又靠近亞歐大陸兩大文明的發源地作為給養，更在蒙古西征和文藝復興後吸取了中華文明的部分精華。大航海後以較小的傷亡卻獲得天量的收穫進一步刺激了歐洲百姓的進取心和血性，這和中國西周分封制的擴張與秦國崛起有很大相似性。

本篇寫到這裏基本寫完了，要注意的是單一因素並不會導致進取心的喪失或血性的不足，這是多種條件相互作用的結果，而還有一些小因素限於篇幅我就不再闡述。其實所謂中國人失去血性是偽命題，抗戰和朝鮮戰爭就足以反駁這種説法，只是在上述條件的壓制下國人血性無法表現出來而已。把上面的因素套進越南日本朝鮮便能解釋他們的各自不同情況。很多人對宋朝理學或獨尊儒術之後的儒家對中國的積極影響認識不足，我下篇將進一步闡述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