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吳淞江邊的人做錯什麼了，被人懟“少讀書”？_風聞

可憐的淞南，成為了古代江南地圖炮的重災區。

清代鄉村的生活世界處在一種什麼樣的秩序狀態和政治情境之下，在以往的區域史研究中，其實已經引起了較多的關注，似乎已不成為什麼問題。但細究真正契合鄉村生活的內容，特別是那種既無強宗大族的長期存在、又無時間上系統有序的文本資源的非典型性鄉村的研究，其實仍顯薄弱。對這種平淡無奇的鄉村生活史論述，其實更能映照出傳統時代鄉民生活的常態以及時代變革的影響，有其一定的價值。同時，也需要探究在一個共有生活空間中的人們，是不是都形成了某種規約的社會集團，並使其生存與再生產成為可能的問題，從而進一步廓清傳統時代鄉村社會構造的基本形態。

在江南地區，作為核心區太湖平原十分關鍵的排水乾道，吳淞江在王朝統治視野下的地位，一直很顯重要，但一般都將其放在地方水利控制體系的框架內加以考察。至於吳淞江流域的鄉鎮社會生活，因河道淤塞、水利重建以及周邊產業經濟的不平衡等因素的影響，從上游的太湖之濱到下游入海處的寶山縣，呈現出了太多的差異。

       據清代地方士人的觀察，在吳淞江之南，存在着一個習稱“淞南”的區域。而且，這種空間感覺應當是實際存在的。在“淞南”人的眼中，相比存在諸多繁盛市鎮的吳淞江以北地區，這裏的市鎮只有高橋、紀王廟和諸翟三個非常普通的小鎮，經濟狀況一般，民生相對艱難，在清代是一個“既非有山水之勝，又非有名賢之產”的地區。

     按李長傳的概括，像東界寶山、上海，南界青浦，西界崑山，北界太倉的嘉定縣，縣域地形比較平坦，河流四達。主要的河流，就是北面的太倉瀏河，南面與青浦接壤的吳淞江，都是自西向東流，溝通二河的河道則很多。其中比較重要的，一是橫瀝，自陸渡橋經縣城，至南翔鹽鐵塘，經外岡、方泰二鎮，均作西北東南流向；二是練祁塘，與瀏河並行，從外岡經縣城，直至寶山的羅店。這類河道，均有航運之利。淞南地方與這些鎮市在空間上有一定的距離，交通條件也沒有江北為佳。也可以説，在社會轉型進程中，競爭力顯得並不強

    遠在吳淞江出海口的高橋鎮，多魚鹽蘆葦之利，田土豐腴，人民殷富。重要社會聚落沈家宅，就隸屬於高橋鎮。這一地帶離吳淞江中游的紀王、諸翟較遠，一體化意味平淡。

紀王鎮（也稱紀王廟或紀廟），位於嘉定縣城西南四十里，因紀王廟而得名，地方廣可一里。鎮市的中心，就是以漢代紀信為守護神的土地廟。在康熙十一年吳淞江疏浚後，户口又有所增加，廛市擴大，但市場規模仍沒有超過晚明一里之規。

諸翟的鎮市情況相對清楚，但規模也不大，在康熙時期商賈聚集較夥，“市廛日擴，居民至七百餘户”。咸豐四年間當地名士沈葵撰有《亭橋曉市》，描摩了鎮市生活中的商業早市景象與地方民生：“曉日亭橋市，肩摩路不通。鬥糧謀汲汲，匹布抱怱怱。未問魚蝦賤，但求薪米充。三竿時欲暮，歸去急農功。”

諸翟一般號稱屬於嘉定，但同時錯處於上海、青浦兩縣，大概屬嘉定者十分之四、屬上海者十分之五而屬青浦者十分之一。諸翟西部就在青浦縣東北的三十四保區域，東屬上海，北歸嘉定。從上海縣的基層系統來説，整個諸翟的一半位於縣境的三十保。鎮市以諸、翟二姓得名，故地方俗稱“諸地”，青浦與嘉定地方則習稱“紫隄”。所以諸翟的鄉區空間，都是三個縣域的交接區。從交通網絡來看，到民國年間，新式交通工具興起後，它距滬寧鐵路的南翔車站有十八里，距滬杭鐵路的樊王渡車站有二十里，需要依賴水路轉接交通，還不是太方便。

      在清代嘉定地方士人的感受中，“淞南”區域就是吳淞江口靠近長江、今天位於主幹道是黃浦江以東的高橋，紀王廟及其相距不遠的錯處嘉定、上海、青浦三縣的諸翟等鄉村。本文主要以清代中前期的紀王與諸翟為中心，擬對吳淞江中下游的嘉定縣南部及其與上海、青浦兩縣交界的普通鄉村地域的社會和秩序等問題，作一初步的論述，以期揭示出清初王朝建立後的漫長進程中，村落社會的統合與變化，經濟地理環境在社會制度的變遷中有怎樣的表現，以及權豪勢族、田地大户、痞棍無賴在當中的存在情況及社會影響。

在淞南的生活環境中，與整個長三角的環境壓力一樣，人地關係非常緊張，鄉民都是“以田土為性命”，為了寸田尺土，時常動必相爭，民間獄訟大半因此而興。當地長者曾説：“自萬曆至今，田凡三變，萬曆中年漕糧改折，歲復屢稔，田價驟貴，至崇禎大祲之後，甚以空契與人而不受。或以其券故遺之地，行者拾得之，遂以糧已有屬，因向追取。”到順治初年，最重要的農業收益還是來自棉花，花價達至八分，田地之棄於人者紛紛翻贖，甚至發生訴訟。可是到康熙初年，因災祲連年，官府又追比嚴酷，鄉民為避賦税而不願再多留田地。直至吳淞江重新疏浚後，水利復興，田地生產才漸有起色。康熙四十七年與四十八年間，當地錢糧多次被蠲免，棉花價格再次抬升，每斤至六分，田價遂爾增值。田土的收益與水利、政治、自然災害等因素是密切相關的，但核心問題仍在水利。

經歷元、明時期的環境變化，吳淞江河道一直束狹，江面從原來的寬二里餘發展到今天蘇州河的寬廣度，水量大幅度減少。所以在整個吳淞江流域，如果過度開發，吳淞江干道的水量補給就會減少，更易導致河道的淤塞與水位的下降，會引起河岸的坍落與河底的淤高等問題。在淞南地區，江、塘、浦、浜、溝等水文系統十分繁雜，都屬吳淞江的支河及其派生系統，感潮程度高，泥沙的淤積以及鄉間人為的阻塞，都需要常年予以維護疏浚。清代對於吳淞江流域的浚治一直持續不斷，且各有重點，主要工作都在下游地區。按照制度上的設計，每年安排的浚河工作，官方需要編定塘長十七人，徵派役夫三百四十名。顯然，管控基層鄉村的塘長，已是鄉村社會的重要領袖，負責攝理與水利工作密切相關的徭役工作。比較而言，淞南地方相對偏僻，州縣官吏不大到來，所僉派的役夫居然“多為它方開浚”，淞南當地鮮沾其利，這使得鄉民們有“役法不均”的抱怨。

紀王鎮離吳淞江更近，當地的儼儻浦南連青浦，北入吳淞江，貫穿該鎮南北的河段，就成了市河，也是該鎮西南境的主幹河道，即直通青浦縣的顧會浦，地位十分重要。該河從同治十一年開浚後，歷十多年，長期受吳淞江渾潮的衝擊，已日漸淤塞，在當地人看來就只剩一條“水線”。這對地方產業與生計有較大影響，所謂“舟楫不通，田難資灌，商農並困”。

       河道淤塞、水利失修對民生的影響十分巨大，特別是伴隨較大天災的降臨，如順治十八年的亢旱，康熙四十五年與四十六年的連續水旱之災，道光三年的特大水災，與咸豐六年的特大旱災等，更不可能有效地產生防護作用，從而出現了較重的災荒危機。當然，河道淤塞到一定程度，整個地區對水旱災害都是敏感的，在高地鄉村旱災的敏感性會有所提高。

       雍正年間淞南地方興復水利時，要求每年於農閒時撈浚城鄉各河，在城之河令居民各照門面挑浚，在鄉各河則“循例”由傍河各圖業佃者開挑，同時也免去另派徭役。所謂“循例”的做法，即是從明代以來鄉間已有的慣例，傍塘田畝由業主給食、佃户效力，成為官方積極推進水利工作的有效策略。直到清末，地方基層領袖仍重拾晚明以來流行的“業食佃力”舊例，欲復興淞南的水利事業。據紀王鎮的紳董趙仁壽、陳清芬等向官方的稟請，他們準備規復的，是紀王鎮西南約五百餘丈的王先涇一河，淤塞狹隘，旱季缺水時嚴重影響民生，“應仿照業食佃力成法，由沿塘得沾水利圖份捐資開挑。業户出資，佃户出力。”他們的要求在光緒十二年十一月得到允准，並公示執行。

        實際上，灌溉之利對於太湖以東的嘉定、崑山、太倉等地而論，並不是最關鍵的。因高地沙土不宜大面積種植水稻，都廣植棉花，並不需太過豐沛的水量。民生家計總體上符合嘉定、上海、寶山等地的環境約束和產業態勢，農業生產的比例大致是棉七而稻三，農產品自然以棉、米為大宗，但米糧相對不足。所以嘉定常有“地不產米，民苦充漕”的論説，表明了當地不適稻產而宜植棉，米糧時常不足的現狀。此外，上海地方同樣是“植木棉多於秔稻”，但青浦方面地勢太過低窪，比例正相反，是稻七而棉三，總之也是稻、棉為大宗。較明代而論，清代地方的植棉面積持續增長，嘉定、上海等地的棉產每畝大約有100斤。

嘉定全縣所植的棉花中，紀王鎮地方所產的棉絨要遜於它處，但當地除了產白棉外，還產紫棉。所加工的棉布，俗稱“紀王莊扣布”，品質精細潔白，勝於他處所產，為人所稱道，價格也高。以往棉布多銷往河南等地，到清代後期則多販售至福州。鄉民的食用、租糧等開銷，都依靠此業而來。

同時，與棉布生產相關的藍靛種植，也是鄉民生計的重要依賴。當地人將藍靛習稱“青秧”，澄去水分，刈葉浸汁，因色顯青黑，故稱“澱”，俗作“靛”，也稱“藍草”，如果用石灰水攬之成青色的，又叫“水靛”，都供棉布染色。一般在農曆五、六月間，蘇、松地方的布商駢集，前來購買。由於所產藍靛色澤鮮明，銷售盛於廣東所產的靛。在年成較差的時候，藍靛仍可成為鄉民重要的生計。過去藍靛集中在紀王鎮一帶種植，在清代前期栽種漸廣，但仍以紀王、黃渡、諸翟、封家濱出產的為最優，同時還有不少“客靛”。後來市面上盛行福建所產的藍靛，淞南從事該業的收益就寖薄了。所以，鄉民的家庭副業收益，與整個社會、經濟的變化進程相伴隨，並較大地影響着當地民生。

但淞南地區中心聚落的市場空間一直不大。在紀王鎮，從康熙十一年吳淞江疏浚後，户口有所增加，廛市增闢，然而仍不能超過一里的空間規模。鎮上比較重要的商業組織，是位於北街的布業公所。布業貿易曾經十分興隆，有“市廛侵曉走布商，黃標紫標白日耀”之説。

從紀王往東南九里，就是諸翟。商業集市在清代前期較為繁盛，都與棉布業相關，“自朝至暮，抱布者間亦不絕，非同它鎮”。鄉村貧民可憑藉紡織一業，“竭一日之力，贍八口而無虞”。諸翟的市街略為複雜，南北約半里，東西一里餘，以“紫隄街”為最熱鬧，大概至清末民初，街上大小商肆有百餘家，包括碾米和軋花廠，每天的集市有晨、晝兩市。靛商的貿易曾經與附近黃渡、紀王、封濱（即封浜）三地並稱繁盛；在清末以後，貿易格局以花、布、米、麥、蠶豆、黃豆等為大宗，市況仍旺。而且，諸翟的水、陸交通相對都較便利，與周邊城鎮可以建立起比較好的商業網絡。

         不過，與周邊地域的比較來看，清代淞南市鎮與農村的聯繫同樣都有便利的水運網絡，經濟脈動與水利關係密切，但市場的規模即很有限，文化方面的發展也不彰顯，像紀王就“少詩書”，在地方文史愛好者看來“頗難採摭”。這種生活樣態，自然是與淞南地地的開發程度和經濟發展的侷限性相一致的。

在吳淞江邊的鄉村生活中，長期因地方偏僻，更處上海、青浦與嘉定三縣的交接區域，兵戈之患極少，也無打降拳勇、土豪武斷之徒，所以鬥毆殺搶者也少。青浦地方官紳聲稱“國朝吏治日隆”，像打降、聚賭、攔喪、搶火及腳伕、土工、樂人、丐頭之類，皆有律法所禁。但地方士人的觀察紀錄中，強調到康熙年間，“習氣漸囂，狡黠漸多，見事風生，藉端索詐。”世風有了很大變化。秦立認為，最為地方惡俗的，就是“阻葬”：“每見人家造墳營葬，竟以風水有礙為辭，希圖分潤，稍不遂意，撇棺毀石，其旤立至，訐訟連年，暴露風日，深可痛恨。”這在官府而言，也一直是要予以控制和痛懲。

就在與嘉定縣交界的青浦縣蟠龍鎮（即盤龍鎮）大寺東偏的文昌閣，到嘉慶十七年間設有同善堂，與方家窯鎮（在青浦縣城東24裏的三十四保二區四、五圖，嘉慶時因永安橋修成而更名永安）的仁壽堂一起，從事施棺、掩埋、留嬰、惜字等善事活動。在鄉紳們的呈請下，嘉慶二十一年官方為它們立了兩塊碑。

豎於青浦縣衙大堂的碑文這樣寫道：嘉慶十七年十二月初一日，據地方紳士的呈請，於方家窯、蟠龍鎮（因夾蟠龍塘兩岸而名）創立仁壽、同善堂公局，“舉行施棺、掩埋、留嬰、惜字，及路斃浮屍棲留公所，收養病煢，捐給棺殮驗費”等等，在縣衙的呈請以及巡道、知府的批示下，官方予以必要的支持和保護，同時以後由善堂舉行的施棺、代葬、留嬰、惜字等活動以及承擔地方正常的屍場、屍案費用，嚴禁地方棍徒、書役等人的滋擾。

另一份碑，則置於文昌閣同善堂的碑亭內，與前述碑文內容雖大意一致，但具體説明更詳：

嗣後凡遇陸路倒斃，屍身仍停原處，聽堂董邀同地保填單報驗；如系河內浮屍，即於附近搭蓋棚廠，不得私移，俟官看明，即將屍身移至廠前相驗，捐棺殮埋。所需棚廠、水鍋、葱酒等費錢二千文、水陸舟輿費六千文，仍聽由堂捐出，交保分給，總不準傳訊地主、地鄰、堂董，致滋需索。倘有地保、差仵人等仍蹈前轍，藉屍生髮，訛詐小民，混行滋擾，一經訪聞，或被告發，立拿嚴加治罪；官則定以“縱役殃民”，嚴行參究，決不寬貸。

可是，民間這類因屍場命案被滋擾的問題，總不能很好地解決，官府屢次的整頓都只是暫時收效。

另外仍需強調的是，清初地方社會中“見事風生，藉端索詐”的表現可能更為複雜，沒有像前文秦立表述的那麼簡單。在清初南潯鎮莊氏刊刻明史案形成的文字大獄中，那種告訐之風、利用地方上可以捕捉的反清嫌疑來打擊報復等現象，其實是廣泛存在的。松江人董含特別描畫過在三藩之亂平定十年後，江南地方萌生的乘亂“報復”、互相攻訐的秩序混亂的場境，特別值得注意。董含認為，康熙帝要求“自今以往，內外大小諸臣，盡蠲私憤，共矢公忠，豈獨國事有裨，亦身名俱泰。倘執迷不悟，復蹈前非，朕將窮極根株，悉坐以交結朋黨之罪”，地方有了這個秩序整頓的聖諭，“在朝在籍，庶得安枕而寢矣”。這種想法，也顯得過於樂觀。

至於影響地方經濟生活的市場流通問題，開始突出。秦立指出：“往時店鋪布肆傾鎔各色低銀，收買布匹，赴縣輸糧，每兩不及七錢，民多病之。康熙丙子，里民控憲，立碑禁革，遠近稱便，此則較勝於往時者也。”直到康熙三十五年間，因為鄉民向官府的控訴，官方才正式出面干涉鄉鎮店鋪中濫用的低色銀問題，並立碑示禁。其實在這一年真正引起官方勒石禁革的鄉間重要人物，是汪永安的妻兄“石墨侯翁”。置於諸翟的這塊示禁碑，後來被放在了關帝廟的正殿中。

那位“侯翁”應該是侯兑暘的次子侯嵃曾，當時正輪充里正一職，完全有義務為受低銀困擾的小民們代言，向上級官府呈告，終於獲得嘉定、上海與青浦三縣官府的一致禁約，而都院的要求也極嚴厲：“如有奸牙惡匠仍前傾換低銀小錢，抑勒收買，虧累小民，該地方官不時查拿，本都院定行枷責治罪。”

綜合上述各方面情形來看，社會秩序的混亂和生活的不安全感，在淞南地方几乎隨處可見。早在順治年間因有“飛糧”之制，以致各鄉富户頗有廢家者。諸翟的王文石與蟠龍鎮的陳瞻甫聯合向青浦縣衙呈請，認為他們所在地方實屬“荒區”，要求免受這種拖累，民户逃亡因而可以減少。在治安方面，秦立還注意到：“賭博風行，比處皆然。……往時民風淳厚，壤竊鮮有，夜户可以不閉，耒耜、傢伙置之户外而無虞，今則盜賊時聞，一至黃昏，便肆剽奪收成之，後結隊守視稍懈。”盜賊的頻發嚴重威脅到地方秩序，這在官府而言不可能漠視不理。民間的“結隊守視”以加強防衞，只能是暫時的。政治力量在鄉間的楔入，還是十分必要。鎮或村的地方社會，更易於採納國家的語言，地方權力由此也基本得以掌控。

       地方誌中講得非常清楚，在康熙六年後官方的推動下，青浦全縣均為十保，一保均為三十區，一區均為十圖，一圖均為十里，無論鄉紳民人，各自收己田、完己糧，一切分催、排年、總甲、塘長各舊役，盡汰之。檢視淞南地方文獻，官方在這方面的管控，除了這種裏甲、圖裏或保甲系統外，治安控制的網點，並不在高橋和紀王，而是設在附近的諸翟和吳淞江北的南翔。

據萬曆《嘉定縣誌》的記述，早在明初，設於嘉定縣境內的巡檢司只有顧逕、江灣、吳塘、劉家港四處，劉家港後來劃歸太倉州，萬曆初期又裁革吳塘巡檢司，所以只剩顧逕、江灣兩處巡檢司，管控嘉定鄉間。每個巡檢司始設的一百名弓兵，後來減至六十人，到萬曆時每司只有二十四人。其中，江灣巡檢司管轄的範圍，包括了南翔、江灣、大場、真如、安亭、黃渡、紀王、殷行、柵橋這些鄉鎮地區。

雖然紀王在明代已成鎮，但後來的發展，並沒有讓官方引起過多的重視，“士民知有里正，不知有官”，充當鄉間代理人的里正，完全以官方的行政角色出現在鄉間，鎮上又沒有任何官衙機構。但在政區交界地帶的諸翟，成了嘉定、上海與青浦三縣巡檢司的聯合駐防點，地方軍隊中的營汛把總則駐紮在南翔。

就行政系統而言，乾隆三十年在鄉民沈世浩協同紳耆的呈請下，並自捐基地房屋作為官署，官方才確立在嘉定縣境內的諸翟設巡檢司署，以應對行政邊界地方易於竄匿且公然肆行的盜匪問題。青浦縣東北部的三十三保一區、二區（編户共計三圖），三十四保一區（共計二圖），就歸諸翟司管轄。

首任巡檢是鍾開聲，廣東進士，由翰林任大理寺少卿，因直諫有忤而被謫至江蘇任知縣官，據説補缺時，布政司吏索賂不得，就題請讓他到嘉定任巡檢。他在任八年，“清正不阿”，以廉惠著稱。乾隆三十七年署任的是雲南人李鳳採，也有德政，民間為他公立“廉公有威”匾額。此後比較有名的巡檢是湖南人魏邦魯，在嘉慶二十年署理諸翟司，“循良風雅，創立文社”，常聚集鎮上士子，親為課訓。

至於地方軍事防衞，據清初的制度安排，曾設吳淞營墩汛，管理外岡汛、陸大橋汛、安亭汛、婁塘汛、南翔汛、封家浜汛、紀王廟汛、黃渡汛。當中大部分地方本屬嘉定縣域，但在軍事上則均屬吳淞營管轄，且每處設置營房煙籠，派兵五名，負責防守及傳遞公文等事，也負責緝捕盜賊工作。

這樣，從州縣行政的巡檢司到地方軍事的安全系統，都籠罩了像淞南這樣的鄉村社會。不過當中存在的管理空白，仍然會滋生出各種不安的因子，甚至出現對於地方秩序的挑戰。

豪民某因素犯眾怨，即被好讀書擊劍的諸翟人王以楨等所毆殺。在嘉慶年間，紀王鎮上一個擁有很多黨夥的痞棍沈雲山，以金錢賄通諸翟巡檢司，整日聚眾賭博。最終在一個姓凌的秀才強烈要求下，巡檢司被迫調派弓兵擒拿沈雲山，結果反遭沈氏等人毆打。由於影響較為惡劣，嘉定知縣在向上級彙報獲得允准後，擬判沈氏絞決，其黨羽流徒杖決。

       官方嚴厲懲處的效果其實並不持久，已經隨處可見的“市井無賴”，“互結黨羽，暴寡脅弱”，一直使鄉民為之側目。日常生活中產生的睚眥小忿，最終都以械鬥的方式解決。經歷了太平天國戰爭的巨大震盪後，這種壞惡之風得以停息，不過在同治年間，鄉間仍有以演劇、賽會為名謀利肥私的行徑。到清末，據當地人的感受，紀王鎮地方只有西北隅十九圖地方尚多遊手好閒之徒。凡遇霜婦再醮及閭閻鵝鴨之爭時，他們還經常行訛詐之事，而且夤夜入茶坊、酒肆吵攘，使小本經營者們十分困擾。

本文節選自馮賢亮《從豪族、大户到無賴：清代淞南鄉鎮的生活世界與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