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主義”現象背後的社會再組織問題_風聞

大副標題——人類社會的分與合，個體自主性與社會一體化的矛盾

序言：我們的生活是如何變得既物質豐富又精神痛苦的？

想要寫這篇文章的初衷，來自於和網友的日常討論，在日常生活中我們都有一個繞不開的痛苦之處：無論是政府機關、國企事業單位，甚至是私營企業，都有共同的“官僚主義”問題，長期的網上共同吐槽，使我們得出了一個最終結論，“官僚主義”本身只是一種現象，在這一現象背後是一整套複雜的社會組織運行機制，而更本質的是問題是一對日益凸顯的矛盾——物質生產層面社會的一體化趨勢，和精神生活層面個體的多元分離化傾向。於是乎，整個社會呈現出一種怪異的現象，即我們的生活正在越來越好的同時，很大一部分人都陷入精神上的焦慮和痛苦之中。

或者，用這句話來概括我們焦慮的本質：我們到底該向哪個方向努力？社會的統一要求，還是遵從內心的個人選擇？

**本文閲讀建議：**第一章和第二章是理論構成和思維推導，第三章開始才是扣題。如果時間不夠的朋友請直接從第三章開始看起。

**本文的配套參考書目：**克萊·舍基《人人時代》、《認知盈餘》；蕭武《大道朝天——中國革命與中國道路》

一、從經濟談起：“規模優勢”戰勝“分散運行”

副標題：為什麼“批發價”一般總是比“零售價”更便宜？

本着“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理念，我們先來論證為什麼一個社會會對它的每一個成員產生一刀切的統一要求。這其實涉及到一個很簡單的原理，“規模效應”。

為了方便理解，我們從最簡單的生活經驗入手。經常買東西的人應該非常清楚，一般的商品有兩種購買方式，即單個或少量購買的“零售”，和大規模批量購買的“批發”。而且一般來説，“批發”方式中的單件商品平均價格，要低於“零售”的單件商品價格。

那麼為什麼同樣的商品，兩種購買方式的差異這麼大呢？從經濟學上來看，這是因為商品生產銷售有兩種成本：固定成本，和變動成本。

為了方便理解，我們就把他們簡單歪曲理解成“製造產品的固定原料花費與人工費”和“廠房、運輸費、店鋪租金、科研費······”這兩類好了。 理解了這兩個概念，我們就能明白為什麼“批發價”更低一些了。

繼續為了方便理解，我們舉一個例子：快遞員要送快遞，如果他只為你一個人送快遞，那麼在商品原本價格基礎上，你的快遞費將會非常昂貴，因為你需要一個人承擔快遞員的工資。但是如果你所在的社區幾百號人同時購買了快遞，那麼快遞員一趟就可以送幾百個快遞，那麼很自然的，在商品原本價格基礎上，你們幾百人均攤了快遞員的工資報酬，快遞費也就變的非常便宜了。

同樣的道理可以適用於廠房費用均攤、銷售店鋪的租金均攤等等。總而言之我們得到一個結論，我們為商品所付的錢，並不只有生產他所需要的固定成本，還有大量的額外變動成本，而後者是可以通過生產和銷售的規模擴大，由眾多的人均攤的。

（這個道理軍迷應該很清楚，一件新式武器為什麼裝備量越大，採購單價也越低）

扯了這麼久，回到我們原來的問題：為什麼一個社會會對他的成員提出統一的要求？

通過上述推論我們可以推導得出，一個人存在於社會中，他至少需要兩種費用：滿足他基本生活需要的費用，以及社會機構對他進行管理與服務的費用（不只限於金錢，還有時間和精力）。

基本生活費用是基本固定的，因為哪怕你是富豪，也只能穿一雙襪子，開一輛車···但是對人們的管理和服務費用，卻在一定條件下，直接與所管理人口的統一化程度呈現負相關。

我們舉個例子，如果現在是世界末日，你是一名倖存者的隊長，現在要求你只靠自己，去帶領一百個人，尋找避難所，不能讓他們走丟或遇到危險。那麼，在人手緊缺（只有你一個人領導）的情況下，你如何最有效地管理和保護這一百人？答案是肯定的，讓大家都呆在一起，並且要一起行動，絕對不能有離羣獨自的行動。

當然有人會反駁了，你不是隻有自己啊，你還可以從這一百人中找幾個靠譜的人，幫助你管理啊，這樣還可以滿足多樣化要求。嗯，沒錯，這就是為什麼基層單位要找這麼多沒有編制的臨時工（攤手），並支付額外的費用。

所以通過這個例子我們可以明白，任何對人的管理和服務，都是有成本的，並且一定條件下，這個成本還是與所管理人口的統一化程度呈現負相關。從上述推論中，我們可以得出，對社會機構來説，通過統一的要求來約束人們，可以在最大程度上節約管理者數量，和管理成本。

當然這種“統一要求”，可以是社會道德，可以是法律，也可以是宗教信仰，或者是我們所熟悉的——行政命令與考核。

當然論證到這裏，其實很多人已經能猜到我想説什麼了，關於這一點我會在第三章具體闡述。

二、在文創反思：“自發組織”挑戰“傳統組織”

副標題：為什麼“小工作室”往往更具有創新動力與積極性？

上一章我們論證了經濟學上的“規模效應”所帶來的優勢，以及這一原理在社會領域的遷移運用。但在這一章我們要舉出反例。“規模經濟”有一個相反的概念，“規模不經濟”，也就是指單一組織的生產規模不可能無限擴大，等到它擴大到一定程度的時候，由於生產的組織機構膨脹，龐大，帶來了各種額外開支，從而增加了“變動成本”。在這種情況下，較小的組織反而能發為自身較為靈活的優勢。

當然，用現實生活的例子來説，我們就舉大家熟悉的動漫遊戲ACG吧。比如電腦端的著名遊戲《dota》，steam備受好評的“創意工坊”模組機制，以及手機遊戲大家所熟悉的《崩壞1，2，3》。他們的共同點是，他們都是由一小羣愛好者所最開始創立的，尤其是“米哈遊”，是大偉哥帶着只有幾個人的工作室開始創業的。而我們所熟悉的企鵝公司遊戲開發部門，卻只知道抄抄抄，什麼賺錢抄什麼，或者兼併小手遊工作室，改造成氪金手遊。而放眼國外，其實很多著名3A遊戲也不是大型遊戲公司的集體制作。EA有開創了《戰地》系列的Digital Illusions CE工作室（300餘人），育碧有著名的蒙特利爾工作室（2500餘人，其中還分成很多的項目組）。

這裏問題就來了，為什麼在物質生產領域，我們可以通過規模效應，來為大部分人謀福利，而在文創領域，越是大型的組織，其總體創新效率反而不如人數較少的工作室呢？克萊·舍基在《人人時代》書中提到了兩個名詞：科斯天花板（Coasean ceiling），和科斯地板（Coasean floor），這兩個詞都來源於著名學者“羅納德·哈里·科斯”。

“科斯地板”的含義是：為什麼需要企業？因為單純的人與人之間的市場交易因為種種原因，會產生巨大的交易成本（傳播信息、協商、簽訂協議等等），所以巨大的交易成本使得企業這一組織形式，相比較個人對個人的市場交易具有相對經濟優勢。

（用我們第一章的論述來解釋，也就是形成了企業這一組織，巨大的交易成本被企業內部的嚴密分工所產生的額外收益所抵消了）

“科斯天花板”的意思是：當公司擴大超過了某個點，就會導致自身的崩潰。

（按照克萊·舍基的話説，就是某些社會事務不需要專門成立一個龐大的組織來處理，在運行這些龐大組織所需的鉅額成本面前，處理這些社會事務帶來的較少收益，是那麼微不足道，所以間接導致了大型組織不願意處理這些小收益事務）

克萊·舍基和科斯的理論非常厚重，所以我直接歸納我讀書心得的結論。即：

較為小型的組織因為人數少，只有模糊的目標，成員的意見想法都能得到順利表達，更願意主動貢獻力量，適合進行開創性工作和處理日常瑣碎的小事。

而當組織變的龐大以後，組織的目標也更為明確化，過多的自發性和主動性反而不利於整個組織向同一目標前進，要麼走向分裂，要麼必須用統一的要求約束他們，這原本是為了減少管理成本，但是安排管理者、管理者與被管理者間的衝突內耗、工作消極等，都反而增加了運營成本。所以龐大的組織必須保證有穩定而足夠的收益，才能維持自身運轉。

我們可以將需要處理的社會事務按照收益大小劃分成很多等級，不同等級的社會事務，其收益適用於維持不同大小的社會組織。

舉例來説，像國防、國家電網這樣重大的事項，必須要有一個統一的國家政權才能夠承擔；像城市自來水供應這種事項，只需要一個城市的自來水廠負責建設就可以了；而像幫助一個患重病的兒童籌款，只需要一個公益愛心組織就夠了；為自己解決午餐問題，只需要一個家庭、甚至個人自己就能完成。

但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因為歷史、地理、社會事件等種種原因，我們經常會看到為了解決一個小問題（或者從大問題轉變成的小問題），卻需要維持一個龐大機構運行的現象。而龐大的機構面對小問題時都選擇消極敷衍，比如被很多人所抱怨的，自己丟了手機，找警察，警察經常不理不睬，因為出警一次只為了大海撈針找一隻手機，耗費了大量精力的結果，往往工資也不會上漲。

根據論證，我們可以得到結論，並不是大型“文化創意公司”的規模效應不夠，無法創新，恰恰是因為創新這一事情，需要的是較小的專業性組織充分發揮其自主性和靈活性，並聯合全社會進行協作（小組織離開全社會的支持也是寸步難行），而不是人為建立一個龐大而複雜的機構，用自上而下的命令和指標去逼迫下屬創新。

那麼根據結論推而廣之，在社會管理領域，很多明明通過小型組織領導就可以良好開展的人民自發治理，卻一反常態地通過一個龐大而嚴密的官方機構去進行自上而下的指令性管理。典型反面教材就是我國的“基層羣眾性自治組織”村委會。

蕭武在《大路朝天——中國革命與中國道路》一書中提到過，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用其畢生精力建立了區別於西方資本主義管理模式的，中國特色“黨，國”治理體系（區別於常凱申經常掛在嘴邊的“諸君為了黨國···”），這一體系的特點就在於，非常重視地方自主性和積極性，通過由積極分子組成的基層黨組織，帶領羣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拯救自己”，組建生產合作社，村集體統一調配資源，人民積極投身小水利、小五金等公共事業和集體產業。而國家機構只負責大政方針的制定規劃，和集中力量辦國家級別的大事。當然這一體系後來被某些人照搬蘇聯模式，把活的管死了；以及改革開放後，村集體人為解體，基層黨組織瓦解，通過空降幹部，行政命令式管理，試圖使行政機關繞過基層黨組織，直接管到個人，最後把基層黨組織變成官僚主義嚴重的機構，那都是後話。

（當然客觀地説，村集體解體，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成為自由勞動力，進城務工，這是符合西方市場經濟發展的成熟路徑，從這一點上來説，走向發展的路徑依賴也是必然的結果）

三、超越表象：“官僚主義”產生的內在邏輯

副標題：一個年輕有為的幹部，究竟經歷了什麼，才變成了一個官僚的？

第三章開頭我們先進行一個概括總結（也照顧直接跳到這一章的人）。在第一章中我們從經濟生產層面論證了“規模化”帶來的優勢和好處，以及遷移到社會領域論證了社會對其成員統一要求的重要性。

在第二章我們從反例論證了，對社會組織來説，並不是機構越龐大越好，對於很多收益較低的社會事務，只需要民眾自發形成的小型社會組織，進行社會協作，就可以自己解決。而現實中也常常發生較大的社會機構受限於龐大運行成本，不情願處理較小問題的案例。

在這兩大結論基礎上，我們再從細節方面來正視“官僚主義”問題背後的利害權衡。

權衡一：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與信息交互困難

因為不同地方具體情況不一樣，各級領導都會強調“因地制宜，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但是這必須建立在一個前提上，即決策信息傳遞快速而準確，否則隨着時間變化，情況也會發生變化，錯誤的信息會導致決策失誤。而中央集權體系為了管理龐大的國家，設置了一層又一層的管理機構，機構之間通過上下級進行溝通，在這一溝通中也出現了信息的失真，誤傳。

所以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我們看到歷朝歷代都非常重視馳道和驛站的建設，乃至今天的政務信息化建設，但也不能總是及時反映問題。

就算信息反映及時準確，但是蒐集到的信息一般都是未經處理的，大量真實情況隱藏在巨量的無用信息之下，需要安排專人進行信息整理和分析，這也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工程。

而且，如之前的分析，為了管理方便，上級會刻意壓制下級的自主性，防止命令傳達執行過程中的內耗，但是這也導致了下級機械、盲目地執行。為了避免犯錯誤，上級也只能下達原則性的指導意見，而不做過分具體的指導。比如大家最厭惡的“官八股”。

權衡二：發揮地方主動性，與抑制地方分離傾向

相信學過歷史的讀者應該很清楚這幾個詞彙“改土歸流”、“流官制”。不管是少數民族首領，還是地方官員，如果長時間在一個地方擔任管理者，會帶來一利一害。

有利的方面是：擔任當地管理者時間越長，對當地事務會越發熟悉，並且建立了緊密的社會關係，人民對管理者也熟悉，願意接受政令，並且管理者會對當地產生感情，把當地人的事情當做自己的事情，激發自身的積極性。

不利的方面是：盤根錯節的社會關係，把地方事務當成自己事務，很容易使管理者成為“地頭蛇”、“土皇帝”，從而自發抵制來自上級的命令和統一目標，也就是產生了地方分離性傾向，輕則陽奉陰違，重則地方叛亂。

在利害權衡中，中央政府最終選擇了官員的定期調動，犧牲部分自主性，來抑制其分離傾向。但弊端也是巨大的，官員流動制度，導致了官員只關注容易出政績的短期利益，而忽視當地的長期利益。比如眾所周知的，換一屆政府，就要挖一遍路，整理一通市容市貌。

權衡三：地方條件的差異性，評價標準的統一性

眾所周知，任何地方具體條件都有所不同，所以同一種行為導致的具體結果可能並不相同。但為了客觀公正，評價體系必須統一標準。這就導致了一個巨大的問題。

舉例來説，有兩個臨近縣，A縣地勢平坦，交通便利，擁有歷史遺留的完善產業園區，財政狀況良好；B縣是山區，交通不便，只能以山地林業和畜牧業為主，財政緊張。A縣縣長在任上充分利用財政資金，整理了市容環境，被省市級電視台報道。B縣縣長在任上進行了產業扶貧、引進良種水果和牲畜，並興修公路，最後導致財政赤字，長期拖欠公務員和公辦教師工資，引發羣體事件，被省市級電視台集中報道。那麼你作為主管他們的上級領導，如何評價這兩個這縣長呢？

如果按照統一的評價標準，那麼很明顯，去當A縣的縣長更容易升遷，那最後就變成了所有人擠破頭都想去優勢地區，而劣勢地區的管理就成了人人嫌棄的苦差事。

並且，盲目地劃定統一指標，統一時間，就可能使很多原本花更多時間可以完成的事情，半途而廢，只能短期內做表面工程，以應付評價檢查。以及這種一刀切的做法，最終會導致想有所作為的官員被懲處，不作為不犯錯誤、甚至弄虛作假的官員得到升遷，形成了官僚系統內部的“逆向淘汰”。

權衡四：方便的問責，艱難的獎勵

這個相信哪怕是一般人都能夠理解，“你做對是應該的，你有一點點錯誤就要嚴厲批評”。在這種環境下，實施問責和懲罰變得非常簡單，只要挑出一個問題，就可以往死裏整。但是想要實施獎勵，就變得非常艱難，官僚系統的正向激勵主要通過：官員升遷、獎金、通報表揚、獎狀、通過強調責任使其產生使命感等。

官員升遷有非常嚴格的標準，並且容易受到如上文提到的多種因素影響；在當今的社會貧富差距之下，獎金帶來的幸福感提升並不明顯；通報表揚的門檻非常高，常常需要做出有巨大社會影響力的事情，比如上電視等；獎狀是純粹的精神獎勵，很多人並不在乎。

所以最後，官僚體系的合法內部激勵，就只剩下通過強調責任使其產生使命感，比如大家熟悉的“學習XX精神”、“紅色教育”、“憶苦思甜”等等。大家可以想一想，長期在這樣的環境下工作，哪怕你再有積極性，也很快就會被磨光，陷入整日忙忙碌碌的處境。

到這裏為止，結合上文的分析，我們基本概括出了“官僚主義”所產生的內在原因：

1、**（脱離羣眾）**為了解決較為巨大的社會事務，建立了龐大而複雜的國家機構，而當這些機構面對收益較小的社會事務時，往往因為擔心機構組織成本問題，而選擇敷衍和應付。

2、**（脱離實際）**組織機構的龐大，通訊手段限制，帶來了層級之間的信息傳遞不暢，信息不暢導致了決策經常無法考慮當時、當地具體情況。

3、**（教條主義）**為了最大程度集中力量，減少不必要的內耗，上級往往必須使用各種手段要求下級服從，並且讓全社會形成統一的要求，以節約管理成本，這在客觀上限制了下級和個人的自主性，導致對很多問題的處理落實死板而僵化。

4、**（短視造假）**官員的流動導致在一個地方呆不久，為了快速出政績選擇追求短期利益；而嚴厲的問責，客觀上導致了下級害怕犯錯誤，而考慮到做實事難免會犯錯誤，所以最終使下級不敢幹實事，只做表面文章，也就不會犯錯誤，避免被嚴厲問責。

當然，寫這些並不是為了給“官僚主義”洗白，而是透過現象看本質，減少過多無用的情緒發泄和精力浪費，集中精力思考問題的解決途徑。

四、由政治迴歸：“基層自治”與“中央集權”的對立統一

副標題：究竟由誰來當家做主？政府、“人，民”還是“人民”？

在最後一章寫出路的思考之前，我們還是需要理清一些概念。首先根據我們上面的論斷，其實可以發現，“官僚主義”的核心問題在於，妄想建立一個“無所不能”的超級龐大社會組織，來“替人民做主”，而因為其自身的龐大導致運行成本和不必要的內耗非常巨大，反而無法事無鉅細地處理所有事情，最後只能儘可能推卸自身不必要的責任，以防止組織的崩潰。因此，“官僚主義”現象的背後，是整個社會的陳舊組織方式，無法適應社會發展的本質。

政治的內涵是社會治理和社會統治。而社會統治是為了方便社會治理。政治權力也就跟社會治理責任的承擔相掛鈎。

在古代社會，因為生產力不發達，社會事務的專業性不強，所以僅靠少數從繁重生產中解脱出來的精英就可以處理大部分的事務，因而形成了相應的統治機構，形成政治權力，使大多數的人服從命令來維持整個社會運轉。

隨着生產力的發展，社會分工越來越細，社會事務的專業性越來越強，因而大量通過考試和選拔上來的技術官僚，分擔了社會治理責任，並逐漸代替了由血緣和親疏關係決定的少量貴族官員，並通過宮廷鬥爭、朝代更替獲得了政治權力。

再通過工業革命，技術革命，全社會的分工變得更為細緻，僅靠少數人已經無法處理大量精細化的社會事務了，因此資產階級被整個動員起來接替了大量的社會治理責任，並通過暴力革命或温和改良獲得了相應的政治權力。

而到了現代社會，隨着信息革命，越來越多原本被簡單粗暴壓抑住的問題被互聯網和大眾傳媒披露了出來，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都因為自身組織過於龐大帶來的高運營成本和低效率，無法快節奏地處理大量突發性小問題。

用形象一點的比喻就是，處理社會問題就像打仗，在過去的時代，都是建立龐大機構應對大型主要問題，就像正規軍兩軍對壘。而信息社會的關鍵在於，小問題就像游擊隊一樣，防不勝防，龐大的機構就像正規軍一樣，疲於應對，甚至不得不將有限的人手拆成很小的單位鋪開，某些時候還要僱傭當地協同軍（臨時工）幫助作戰，出了危險就放棄協同軍（甩鍋）。

中國共產黨雖然是打游擊戰出身，但是類似的情況在建國後的剿匪、反特務鬥爭中，也比比皆是，並且獲得了最終的勝利。這些勝利的關鍵都在於抓住了問題的本質，即：深入羣眾，服務羣眾，使羣眾和人民軍隊形成命運共同體，並選擇其中的積極分子，形成先鋒隊，作出示範作用，從而充分發動羣眾，擠壓敵偽的生存空間，並最終將其分化瓦解。

這一經驗對於我們的社會組織形式再重構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鑑意義：

1、能夠最終解決羣眾問題的，只有羣眾自身。無論是政府、還是黨組織，都只是起到了先鋒模範和指導作用，永遠不可能“替羣眾做主”。

2、單個的羣眾，在面對超過自身能力、而政府機關又無暇顧及的“小問題”時，是無助和無力的，只能被問題所壓迫。

3、只有使羣眾結成自發的小型組織，並且根據其自身實際情況，形成符合大多數人根本利益的共同目標，並自發形成合理的分工，羣眾組織才能具有戰鬥力。

4、為了避免羣眾組織成為分離勢力，政府和黨組織必須進行正確的羣眾思想工作，讓他們明白自身的利益是和黨和國家的利益一致的，離開了黨和國家集中力量解決大問題，只能處理小問題的羣眾組織就會被大問題壓垮，最終瓦解、滅亡；而離開了羣眾組織為國家排憂解難，政府也會瓦解，並導致全社會的動盪。這樣，羣眾組織和政府才能夠各自找到自身正確的存在價值，形成良好協作關係。

5、當然還要注意的是，貧窮且無法維持日常生活的民眾，只會集中所有精力優先解決活下去的温飽問題，根本不會在乎其他東西。因此，建立羣眾組織的前置條件，是必須優先解決阻礙其發展的經濟基礎問題。在革命戰爭年代，通過土地革命，把農民從繁重的地租壓迫中解放出來，並引導其利用解放出來的剩餘時間參與政治生活和羣眾運動。

關於這一點，克萊·舍基在《認知盈餘》中做了很生動的説明，“全體美國人耗費在觀看電視肥皂劇和綜藝節目的總共時間，一年就超過了兩千億個小時。”“編輯一部百科全書需要100個專家平均每人花費一億個小時。而如果可以充分利用這2000億個小時中的5%，就可以完成一部百科全書！這就是為什麼互聯網時代網友們可以協同創作出‘維基百科’。”

我們先不論克萊·舍基是否誇大了民眾的作用，但至少可以明白，為什麼單個民眾寧願把解決基本生活問題後的空閒時間浪費在綜藝節目和肥皂劇上，也不願意拿出來做些有意義的事情。因為他沒有突破“科斯地板”，個人在面對市場時，因為無力承擔巨大的交易成本，只能把這些過剩資源（時間）浪費掉，就像1929-1933經濟危機中寧可把牛奶倒掉也不願意低價賣出去的奶農一樣。

但是如果能夠使大眾通過某些原因自發地組織起來，分擔巨大的交易成本，共享他們的過剩資源，也許就可以為這個社會做出有意義的事情來。現實中我們也可以發現類似的雛形，比如一些著名的貼吧、QQ羣，原本是基於動漫作品，或者遊戲同好聚集起來的，但是聊着聊着卻開始討論政治問題，評論時事。

這就符合了我們剛才的論斷，首先要先把民眾組織起來，不管是靠什麼原因，他們中會自發地冒出對社會事務感興趣的積極分子，如果能進一步給予正確的指導，使這些積極分子形成帶動作用和分工協作，那麼整個民眾組織就會實現蜕變和昇華。

當然，現實中很多政府機關其實也注意到了類似的情況，並嘗試做出行動。比如製作政務APP，政府官方微博，甚至派人進駐一些貼吧和QQ羣。但是這些行動最終都失敗了。其核心原因就是依然想要利用現成資源“替羣眾做主”，而不尊重羣眾真實意願。最終遭到羣眾抵制，為了完成任務只能靠行政命令強推，進一步引發民憤。

同樣現實中也有着成功的例子。比如自發形成的民間愛心捐款組織、朝陽區羣眾、高考免費送考出租車隊、自發組織解決老年人精神生活問題的“廣場舞大媽”······

最後，回到我們副標題中提到的問題，究竟應該由誰來做主？政府，“人，民”，還是“人民”？

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很早便回答過這個問題，教科書上也明明白白地寫着“人民當家做主”。但是因為種種原因，很多人錯誤地認為“人民”就是單個的人。政府也陷入了“政府、市場二元對立，不是政府就是市場”的邏輯死循環中，忽視了羣眾組織這一被忽視的力量。

所以我在這個給出我個人的理解（僅代表個人觀點）：什麼是人民？人民，就是“理想信念引導下的命運共同體”，就是有戰鬥力的羣眾組織的協作體系！

只有突破“政府——市場二元對立”這一邏輯錯誤，重新發現並發動羣眾組織的力量，才能充分發揮中央和基層的兩個能動性，才能解決龐大行政機構無暇處理小問題的“官僚主義”。

當然這一問題的解決也必須有其前置條件，那就是全面小康，羣眾生活有保障，絕大部分人有空餘時間（哪怕是碎片化時間）。

需要避免兩個重要錯誤，一是忽視羣眾本來意願，試圖靠行政力強制“替人民做主”。二是試圖將羣眾的積極性當作“免費勞動力”，挫傷羣眾感情。

五、現實的侷限：“頑強的障礙”與“糟糕的榜樣

副標題：現成的道路有兩條，但每一條都不令人滿意。

為什麼會有第五章呢？如果説前三章是論證和問題分析，第四章是揭示根源和提出方法，那麼還需要一步就是現實性分析，因為如果提出一個方法就能成功的話，那麼人類早就實現共產主義了，任何的方法都需要適應現實的具體條件進行調整。

經過前四章的推導，我們得出了根源性問題，龐大複雜的官僚機構無暇解決眾多的小收益性社會事務，所以需要恢復和發展黨領導的羣眾組織，並進行社會協作，來處理這些問題。

接下來我從兩個角度入手來試圖分析實施難度。

第一個角度是從我國目前基層的現狀入手。

**1、**羣眾組織的競爭對象多且強勢

對羣眾進行組織，有非常多的形式，古今內外已經有這麼幾類自發型組織：以血緣為紐帶的宗族、以信仰為紐帶的基層教會、以義氣為紐帶的黑社會、以利益為紐帶的傳銷詐騙團伙。

而我國目前的現狀是，原先組織良好的村集體因為國家在基層的全面退出，失去了支持，自行解體或者癱瘓。而基層農民無力單獨面對市場的衝擊，被迫退回到封建時代的宗族組織，以尋求支持，再加上新儒家的鼓吹，“新鄉賢”等概念的火熱，基層有重新被封建禮教和血緣親疏支配的危險。

部分社會人口流動較為頻繁的農村或者城鎮，無法形成足夠強大的宗族，民眾便重新信仰宗教，其中漢族地區以佛教寺廟為中心、或者以基督教地下教會為中心，形成宗教社區。少數民族地區主要以伊斯蘭教為中心重新組織起來。

黑社會經過八九十年代的“嚴打”，以及近年來的“打黑除惡”行動，基本情況得到改善，但是因為沒有解決根源問題，依舊面臨死灰復燃的危險。傳銷和詐騙團伙也是類似問題，在各地頻繁打擊下依然無法徹底解決。

**2、**官僚化、僵化的老舊基層組織產生的阻礙

近年來隨着農民工進城，人口流動頻繁，大量的歷史遺留的農村羣眾性組織面臨崩潰。但與此同時，新進城的農民工也自發地組織過類似工會的羣眾組織。但是正如蕭武在書中寫到的，城市的工會拒絕承認這些農民工自發組織的工會，同時又不願意將農民工吸收進城市工會系統中，這相當於直接將大量農民工隔絕在體系外，讓他們單獨面對市場的衝擊。自己不去主動佔領的陣地，就會被對手佔領，這個在上一點已經提到過了。

回到農村原有的黨組織，根據蕭武書中的描述，上級機關嘗試過拯救這些組織，但是拯救的方法主要是“空降幹部”，“行政命令”，“績效考核”。蕭武舉了一個例子，安徽小崗村的“前書記沈浩同志”。沈浩為小崗村的前途操碎了心，但是基本只有他一個人在不斷往城裏跑，要求支援，因為是“空降幹部”，不瞭解當地情況，他在任期間，沒有開過一次村黨組織會議，幾乎沒有得到過原有的村黨組織的有效支持，最後累死在崗位上。

而在全國其他地區，大量的“村幹部”，“村黨委”，被納入了官僚體系進行管理，只能被動地執行上級的命令，並且為了應對考核檢查，陷入“文山會海”，大量表格的填寫等事務，根本無力從事其他實質性的工作。

而在基層官僚眼中，任何非官方組織的，自發地羣眾性組織，尤其是涉及到具體社會政治的，都是潛在的“羣體性事件的温牀”，被責令解散，或官方強制介入。最後導致了一個結果，原有的羣眾性組織失去活力，官僚化，而新的願意承擔社會事務的組織很多被處理。

**3、**資本的影響、民粹化和政治排斥

在第四章我們歸納過，一個有效的羣眾性組織的建立，必須有經濟基礎解決這一先決條件，但現實情況是，依然有大量缺乏保障的農民工，以及無力抵禦市場衝擊產生的破產農民，非常容易受到資本或某些團體的利用，成為刻意製造羣體性事件的不穩定力量。

而利用互聯網組織起來的網民團體，因為缺乏正確和有效的指導，呈現出野蠻生長、兩極分化的傾向，一部分網民非常關心時事政治，甚至投身輿論運動，但是經常容易受到信息不對稱，和不良媒體謠言的引導，成為網絡暴力。而另一部分網民懼怕行政力量，或者受夠了官僚主義的危害，選擇排斥政治，以保護他們自身的社交圈子不被封禁，這批人往往成為了網絡輿論上“沉默的大多數”。

另一個角度是從基層自組織化程度極高的“榜樣”，美國入手

**1、**民間組織力量強大，與資本關係密切

我想很多讀者應該很熟悉我所舉出的例子，比如“全美步槍協會”、“極端環保或動保組織”、“LGBT遊行抗議團體”等等。這些團體的特點是，與資本關係密切，有統一的組織和綱領，並且對政治的影響極大，甚至成為利益集團影響政治的“白手套”。

**2、**社區隔離、種族排斥

典型例子是美國的很多社區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一般與所在社區的富裕程度成正比。我們就以社會治安為例：“美國地方各區的警察由本地地税財政負擔，沒有報銷，絕對不跨區出警。因此富人區警力充裕，窮人區警力匱乏。而一旦加税以彌補窮人區警力不足問題，中產會用自身的選票來阻止當地政府。”而因為美國的種族歧視傳統，不同種族會自發地形成單一種族聚居區，彼此之間幾乎不會互相往來。

**3、**缺乏有效引導，造成社會分化

在美國南方地區，宗教保守勢力強大，深刻影響基層社會，甚至歷史上發生過，教授達爾文演化論是非法的案例（“埃珀森案”）。再比如在著名的德克薩斯州，“德州紅脖子”暴力甚至持槍對抗政府的例子屢見不鮮。

結語：我一度放棄了思考，但總感覺得再説點什麼。

其實説一千道一萬，還是逃脱不了《三國演義》開頭的那句話“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當然我更多的是從社會組織的發展規律來理解這句話。

為了解決大多數人的問題，我們建立了全世界最龐大的組織機構，而為了解決多樣性差異化的大量問題，我們又需要回歸人民本身的力量。

社會與個人的難題就在於“分”與“合”之間需要一個適應社會歷史變化的平衡點。佈滿監視設備，失去所有隱私的的“管理型”社會不是我們想要的；而團體林立、走向分化的社會，同樣也不是我們所要的。

“既不能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幟的邪路。”

焦慮也許並不是因為對整個社會的絕望，焦慮可能是走出人類從未有過的新道路所必須承受的狀態。唯一能清晰明確告訴大家的只有一句話：

“你無法完全一個人做主，別人也不可能完全為你做主，我們，組織起來當家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