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貝馬斯老矣，尚能思否？_風聞

【文：黃適韌】

導言：今年是馬克思誕辰兩百週年。同時，89歲的哈貝馬斯説自己還是馬克思主義者，但我們無法確定的是，當他最終去見馬克思的時候，不知道馬克思會在座下給他留一個蒲團，還是揮一揮手，打發他下山，尋找適合他自己的山頭。

大哲學家哈貝馬斯89歲了，到這個年齡了，還在持續思想與工作，是令人敬佩的。不過，畢竟年紀大了，對他思考的結果，各位看官就不能做更高的要求。

5月初的時候，哈貝馬斯出了一個訪談，標題叫做“看在上帝份上，別再提什麼哲人王了！”（“For God’s sake, spare us governing philosophers!”，出處：https://elpais.com/elpais/2018/05/07/inenglish/1525683618_145760.html）這個標題還是不錯的，因為裏面談的許多內容，證明哈貝馬斯的政治判斷力不咋樣，如果非要他去領導歐洲，恐非歐洲之福。

在這個訪談裏，哈貝馬斯明確説“我有着馬克思主義的信念”。記者首先問起當下知識分子的衰落，進而帶出“公共領域”的碎片化的問題。知識分子衰落了，首先是原先支持知識分子發表意見的公共領域衰落了，互聯網與新媒體的興起，使得公共領域變得碎片化。哈貝馬斯説，這是人類有史以來第一場首先並主要為經濟目的而非文化目的服務的媒介革命。這很讓人疑惑：之前的媒介革命難道都是首先為了文化的目的？馬克思會認同這樣的判斷嗎？

記者進而問哈貝馬斯：你長久以來對馬克思主義的擁護有什麼變化？你還是一個左派嗎？哈貝馬斯的回答是：“我已經花了65年的時間，在大學和公共領域為左翼的構想而工作與鬥爭。如果説我花了四分之一世紀為爭取歐盟更大程度的政治一體化而奮鬥，那麼，我這樣做的是出於這樣一個想法：只有這個大陸組織才能控制不受約束的資本主義。我從未停止過對資本主義的批評，但我也始終清楚知道，草率的診斷是不夠的。我不是那種漫無目標四處開火的知識分子。”

當記者問到馬克龍的時候，哈貝馬斯表達了他的欣賞：“馬克龍令人心生敬意，因為在當前的政治境況中，他是唯一一個敢於擁有政治觀的人；他作為一位知識分子，一位富有説服力的演説家，追求的是歐洲所設定的政治目標；他在幾乎令人絕望的選舉環境下，展現了個人的勇氣，而且成為總統以來，直到現在一直在做他承諾的事情。而且，在這個政治個性在麻木中喪失殆盡的時代，我已經學着欣賞這些個人品質，儘管我有着馬克思主義的信仰。”

哈貝馬斯與馬克龍合影

所以，簡單地説，哈貝馬斯仍然認為自己是某種馬克思主義者，他之所以支持歐盟是因為歐盟是一個控制資本主義的事業，而馬克龍是歐盟的護衞者。哈貝馬斯説自己還是馬克思主義者，這本身是一個會引來吐槽無數的事情，因為許多馬克思主義者早就把他開除了，視之為一種新版本的自由主義。而説歐盟是一個控制資本主義的事業，這是一個更可疑的説法。冷戰時期的歐盟曾經具有不同於英美的社會民主色彩，但現在其社會民主的色彩在不斷褪色。讓我們對比一下New Left Review前主編Perry Anderson對於歐盟性質的討論：

……《新左評論》在七十年代的時候認為，歐洲一體化雖然是一項資產階級的事業，但卻是一個進步主義的計劃，左派反對它是不對的——這讓《新左評論》在當時與眾不同……

這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以及七十年代早期的歐洲計劃。然而，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這個計劃經歷了一場深刻的變異：歐盟完全淪為了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三十年代所希望的那種新自由主義構造。哈耶克當時寫道，需要有一個歐洲邦聯（confederation），因為這個邦聯並非基於國內的選民，而是凌駕於他們之上，不受他們約束，所以它就與要求公共開支、福利措施、市場干預的民主壓力絕緣，換言之，在這個結構中，大眾無法對正統的自由市場教義造成干擾。而這恰恰就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發展出來的東西。第一次，歐洲一體化變成了非常激進的新自由主義動力機制的工具，完全違背了莫內的意圖。到了九十年代，歐盟候選成員國被告知，它們入歐的條件之一，就是要把自己國家的產業私有化，這在五六十年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接下來還有一個荒唐的想法被寫進成員國的憲法：任何超過百分之三的預算赤字都是非法的。即使在美國這個最自由市場至上的國度，只有一小撮極端的右翼分子會提出這種想法，而幾乎每一個普通的保守主義者都會對它説不：你不可以把財政數字寫進憲法啊。但在歐洲，默克爾治下的德國堅持要這麼做，於是這條法案就被通過了。然後歐洲法院也變得愈發新自由主義，取消了一切類型的勞工保護規定。最後，當然就有了異常殘忍的極端緊縮政策——布魯塞爾、柏林和歐洲央行把它強加給希臘、葡萄牙等國。所以歐盟作為一個組織（structure）變得越來越反動，越來越公開地反民主，一次又一次地藐視全民公投，厚顏無恥地為歐洲大陸的政治、經濟精英的利益服務。（《大國協調及其反抗者》）

而馬克龍的上台意味着什麼呢？安德森在2017年第3期New Left Review上發表的評論分析稱，法國大選終於為大刀闊斧地（起碼在國家制度層面）實施新自由主義政策掃清了道路。馬克龍在他看來，本質上就是新自由主義勢力。不過，既然歐盟本身已經變成了一個新自由主義的計劃，那麼新自由主義色彩的馬克龍捍衞歐盟，也就不是那麼奇怪。只是在哈貝馬斯眼中，歐盟仍然是一個左翼計劃，馬克龍也是可親之人，這個印象卻是非常奇怪的。

當然，在訪談中，哈貝馬斯對歐盟的發展也有相應的批評：“歐元的引入將貨幣共同體分為南北兩部分——贏家和輸家。究其原因，要是政治上聯盟的沒有進展，各國經濟區域之間的結構性差異是無法相互彌補的。缺失了一些減壓閥，比如單一勞動力市場的流動性和共同的社會保障體系。歐洲也缺乏制定共同財政政策的力量。此外，新自由主義政治模式被納入歐洲的各項條約，這強化了民族國家對全球市場的依賴性。南部國家的青年就業率不堪入目。不平等現象全面加劇，蠶食了社會凝聚力。已經設法適應的人，堅持自由主義經濟模式，因為這促進了個人利益。而在那些身處窘境的人當中，非理性的、自我毀滅的憤怒引發的反應已經形成了倒退的趨勢，四處蔓延。” 在這裏，新自由主義的政治模式與經濟模式都出來了。但是，為什麼歐盟在哈貝馬斯眼中仍然能保持為一個約束資本主義的計劃呢？

在這個訪談中，哈貝馬斯同樣表達了他對德國的多元文化的欣賞，同時主張培育一種歐洲版本的伊斯蘭。不過，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或許有必要回顧他在2017年介入的一場爭論。當時德國內政部長德邁齊埃公佈了一份德國“主導文化”十點計劃，他認為德國的主導文化包含了"見面時要握手、自報姓名、露出自己的面孔"、教養常識、以成績取勝的觀念、以及德國的文化和歷史遺產等等；與西方世界的紐帶、對歐洲的認同以及"對某些地點、事件和傳統的共同記憶"也是德國主導文化的一部分。

而哈貝馬斯對此的回應是什麼呢？他指出，德國主導文化是與對德國基本法的自由主義解釋相互衝突的。一部自由主義憲法要求將一個國家所繼承的多數人文化與全體公民共享的政治文化分開，而後者的核心就是憲法。少數族羣應當有權在一種共同的政治文化的框架之下堅持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哈貝馬斯補充一句：“比如説，你不能強迫一個穆斯林婦女握德邁齊埃的手。”

哈貝馬斯同時指出，公民社會可以期待成為公民的移民熟悉本國的政治文化，雖然這在法律上無法強制——這包括理解他們的新祖國的歷史情境，但更重要的是理解憲法原則是如何被解釋的。而在一個民主社會里，政治文化的內容也處於流變之中，新移民也能夠對政治文化的內容作出自己的貢獻。但將主導文化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不僅違反對德國基本法的自由主義解釋，而且也是完全不現實的。（https://en.qantara.de/content/philosopher-jurgen-habermas-you-cant-force-a-muslim-woman-to-shake-hands）

兩年之前，當大批難民湧入德國，默克爾決定開放邊境之時，哈貝馬斯非常激動地支持了默克爾的門户開放政策 （https://global.handelsblatt.com/politics/rare-praise-from-a-philosopher-322401）。但這一倉促的政策決定引發了許多混亂，之後又在德國引發了右翼勢力的增長，持限制移民立場的AfD最終成為議會中最大的反對黨。哈貝馬斯從來不會認為右翼勢力的增長是混亂的難民政策的結果，他會不斷重複他自己的規範立場，然後對右翼的主張進行駁斥。

哈貝馬斯的主張如果移植到中國來，其結果會是什麼呢？簡單地説，當下中國官方推行的“宗教中國化”方向，在他眼裏看來，恐怕都是無法接受的。他會認為，只要宗教活動不干擾他人，不違反自由主義的法律秩序，愛咋搞就咋搞，誰也無權強迫外來宗教融入中國的主流文化。比如説現在要求某宗教拆除阿拉伯式的建築要素，迴歸到中國明清兩朝該教的建築風格，這在哈貝馬斯看來會很難理解。他倡導的愛國主義，也是一種“憲法愛國主義”，就是説，國家認同的核心是一部自由主義憲法，至於多數族羣的文化，不應該成為愛國主義的核心部分。因此，即便有一天德國這片土地上的人口從傳統的德國白人換成了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只要憲法還保持為原來的憲法，那麼仍然可以繼續講德國的“憲法愛國主義”。哈貝馬斯是不會有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焦慮的。

但問題是，當德國人口被置換成了阿拉伯人、土耳其人，自由主義的政治原則還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原有的地位？人們可以從理論上將面向全體公民的政治文化與多數族羣的主導文化區分開來，但在現實之中，自由主義的政治原則本身在不同族羣文化中獲得的支持度是不同的，當族羣構成發生變化，自由主義的政治原則的政治地位也就可能發生變化。哈貝馬斯所提倡的極其稀薄的“愛國主義”，如何約束得住某些宗教的極端主義教徒呢？極端宗教利用“憲法愛國主義”提供的空間壯大自己，然後在時機合適的時候利用選舉掌握一定的政治權力，進而推行宗教法，完全是有可能的，而且在歐洲的一些地區（如布魯塞爾）已經出現了這樣的苗頭。但我們的大哲學家是不考慮這些現實的治理問題的，他生活在自己的規範世界裏。

最後，翻一個老賬：在1999年科索沃戰爭中，哈貝馬斯寫了文章，論證北約發動的侵略戰爭既有道德理由，又有法律依據，稱這場戰爭是“外科手術般精確的，有計劃地保護平民”的戰爭。打擊很精準嗎？保護了平民嗎？我們馬上能夠想到中國駐南使館三位記者的犧牲以及無數平民的冤魂，但我們的大哲學家對此視而不見。從“溝通理性”里長出對侵略戰爭的辯護，何其怪異之思！對於哈貝馬斯這段公案，甘陽、張汝倫等均有文章分析，茲不贅。

今年是馬克思誕辰兩百週年。同時，89歲的哈貝馬斯説自己還是馬克思主義者，但我們無法確定的是，當他最終去見馬克思的時候，不知道馬克思會在座下給他留一個蒲團，還是揮一揮手，打發他下山，尋找適合他自己的山頭。